——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
從工業革命之后到今天，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英國和美國統治世界已經200年，他們逐鹿世界的歷史和統治世界的手段值得任何國家借鑒學習，尤其是通過文化傳播控制世界的手段值得各國學習和警惕
《環球財經》：張老師，您曾指出，英美國家的文化傳播經驗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對其加以總結和借鑒。
張文木：是這樣的。英美國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比較圓熟的國家。從工業革命之后到今天，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英國和美國統治世界已經200年，他們逐鹿世界的歷史和統治世界的手段值得任何國家借鑒學習，尤其是通過文化傳播控制世界的手段值得各國學習和警惕。
《環球財經》：近年來世界各國對文化傳播戰略都相當重視，總體而言，文化傳播戰略應該服務于國家整體戰略，兩者如何協作呢?
張文木：國家戰略是實施國家政治路線的工具，文化傳播歷來是與其政治目標相呼應。國家間文化交流的核心內容都貫穿著各自的外交戰略，都是與其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捆綁在一起的。
我們以日本為例。如果對近代日本“學術”及其“研究成果”加以關注，會發現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宣傳戰” 的結果。
1941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日本人特意“邀請”梅蘭芳出場唱花旦，因為他們知道，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覺中普遍雌化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梅蘭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陰謀，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決定“蓄須明志，息影舞臺”，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
然而，在半個多世紀過后的今天，長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卻了這些血寫的經驗。一些“藝人”已經不清楚藝術在任何國家都是有底線的，那就是愛國主義。梅蘭芳一生的藝術實踐告訴我們：藝術品質的高下不僅僅在于技巧，更在于氣節，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義的偉大民族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
《環球財經》：日本作為后起列強，對華侵略方面已經非?？粗?ldquo;文化侵略”手段，那歐美列強在這方面應該也不弱吧?
張文木：當然如此。這方面最老謀深算的是英國。英國人按照自己的意圖編造世界的能力接近于天才想象，其文化傳播堪稱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編撰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如“劍橋中國史”系列)到塑造國際文化觀念(如湯因比的歷史觀)、國際主流經濟學(如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生物學等工程，幾乎全被納入其文化傳播的戰略之中。
英國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樣的，只在乎他們的傳播的受眾心目中的世界與其編造的“世界”與是否合拍，最終在文化領域各國都要遵循英國各式“皇家學會”認可的標準。通過這樣的標準，英國掌握了文化領域的量裁權和話語權。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只是英國“謀略派”時好時壞的學生。
具體研究新老帝國主義強國對外的文化傳播實施策略會發現如下特點“內外有別，外松內緊”：在自己國家內講統一性，在國際上則要求多樣性;在自己國家內扶強抑弱，在對手國家中則扶弱抑強。這一戰略的目的是“在本國內部確立一種羅馬式和平，對外則為羅馬式的掠奪性帝國主義”。
讓被壓迫者放棄武裝則是全部壓迫者政治的核心。英國人在印度將甘地捧為“圣雄”，在南非將曼德拉捧為“和平斗士”。這兩個人的思想中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可英國人卻偏宣傳、鼓勵和強化他們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別革命”的部分，將其改造并美化為對英殖民主義無害的“普世主義”價值觀灌輸給英殖民地人民，增強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依附意識。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拿起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當奴隸。”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虛化對手國家的戰略目標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傳戰中的重要手法。壓迫民族并不怕被壓迫民族有“夢”，而是怕他們有理想。馬丁•路德•金說他有一個“夢”，美國資本家可以為他塑像。馬丁•路德•金的“夢”至今也沒有給美國黑人帶來解放，而共產主義理想卻給1949年之后的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壓迫民族也不怕被壓迫民族談“人性”，而是怕他們談“人民”。失去了文化自覺和“人民”的概念，國家就自毀了精神長城，侵略者就可長驅直入。近現代中國人民的奮斗史說明，是有理想和文化自覺的中國人民實現了我們民族救亡圖存的理想。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告訴我們：“革命理想高于天。”
重視語言學的戰略功能
《環球財經》：談到文化傳播戰略。我國從2004年起用孔子學院體系在世界各地設立的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孔子學院曾多次被他國質疑為間諜機構，類似的事件在英國、德國、美國都有發生。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張文木：在全球化時代，各國在面對英美優勢文明的時候，應該重視對本國語言的保護和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漢語的對外傳播是非常必要的。需要看到，即使是近乎純技術的科目語言學領域，也被英美納入其文化傳播戰略。改造被征服國家的語言，是他們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驟。原來在世界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語、漢語、梵語等語言，在近代被英語、法語和拉丁語等取代。這些語言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將歐洲人的價值觀輸出到的世界，削弱或消滅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識，強化了依附意識。
西方國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民族問題制造內亂和分裂;分裂這些國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們的語言。他們通過資助一些對目標國家的民族生活習俗和語言結構進行研究，最終“研究”出許多與其國家共同體相排異的種族元素，并由此推論這些種族與他們所處的國家本“不兼容”，然后就進行炒作性宣傳、鼓噪，在必要時不惜鼓動出兵推動其獨立傾向。
近代英法美等國在不斷整合統一本國和本地區政治形態的同時，不斷從民族問題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區，如巴爾干、中東及非洲。由此不難看出西方國家語言學研究具有的戰略功能。
希特勒對英國嫻熟地運用文化傳播推進政治目的作法羨慕不已，他在《我的奮斗》中說：“在英國，宣傳被作為第一級的武器使用;在我國，卻是失業政客的飯碗，或者至多不過是一些靦腆的英雄們的一種職業。結果宣傳對我們來說，其效果等于零。”
文化傳播有國界
《環球財經》：近年來，英美等國一直在各國推進各種花色的顏色革命，在干涉他國時經常鼓吹的一個口號是“人權無國界”。有一句話應該可以與之相對“資本無國界，但資本家有國籍”。在文化傳播領域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文木：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前一種矛盾決定了國家間的斗爭及貫穿其間的生存博弈是絕對的。不管這種斗爭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類文明進步基本動力。后一種矛盾決定了前一種矛盾在國家抗力接近的條件下，是有和平轉化空間的。
這就是說，關乎民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傳播問題的絕對前提，其他如所謂要“超越”民族國家的所謂“人類”共性的話題無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國家政治前提下話題，是政治的延伸。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強調在文藝宣傳中的政治目標，這并不是什么“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而是國家文化傳播戰略的必然要求。
理論的正確與否需要經驗過濾和檢驗。在國家層面，所謂的“文字的人性”要讓位于民族生死存亡。在經驗、特別是關乎生死的極端經驗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達成共識。文化傳播始終貫穿國家政治戰略這一觀點的主要依據就是歷史上大量發生過的生死經驗。
在這方面，古希臘和中國戰國時的齊國都是前車之鑒。黑格爾說：“希臘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結果希臘的自由之花被羅馬的金戈鐵馬征服。有文化的希臘人淪為奴隸，成了羅馬的詩人、著作家、羅馬人工作場所的監督、羅馬人子女的教師。齊國曾是秦國最強的對手，就在秦國力行鐵血統一的時候，齊國卻沉醉于“稷下學宮，百家爭鳴”。公元前288年，秦國捧齊國稱為“東帝”。當秦國大軍抵至齊國城下時，齊國竟不戰而降。黑格爾說“文雅和修養根本是不合羅馬人本性的”，事實上，“文雅和修養”也不是歷史的本性。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環球財經》：談到秦國、齊國這些戰國史，歷史上一些說法將秦國污之為“暴秦”。很多中國學者喜歡糾結于所謂的“王道、霸道”。今古對比，發現傳承古羅馬的英美基本上是“名為王道，實為霸道”，200年滅國無數了。
張文木：在國際斗爭中只會“五講四美”是不夠贏得勝利的。道義在革命時期需要戰場上的勝利來支撐，在建設時期就需要不斷贏利來支撐;沒有實際利益的獲得，僅為道義而沒有利益的犧牲最多只是一種斯巴達克式的殉難。
誘導對手走向失敗的文化傳播的方法不能簡單地僅僅用道德標準來評判。對被壓迫者來說，它是反抗的需要，對壓迫者來說，它是統治的需要。戰國時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晉，得城池而強秦”。為了安撫與弱化中原漢族知識分子，滿清統治者在明十三陵中選出好面子、特清廉卻治國無方頗有戈爾巴喬夫范兒的崇楨墓地予以高規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繕，用經過無害化處理的普世理念虛化漢民族的反抗意識，以達到長期統治的目的。
同樣的事物，在毛澤東這里完全就是另一種視角。毛澤東也重視明史研究，特別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國家興亡經驗。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時就要求高級干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澤東最贊賞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楨。毛澤東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憑吊朱棣葬墓長陵。1951年4月他在長陵贊揚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這里，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個皇帝長住土木行宮，理政練兵，很少在京城金陵辦公，不忘戎武，這很不容易了。”1964年5月12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說：“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盡做壞事。”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應對西方文化傳播戰略
《環球財經》：我國對外貿易已經略超美國，排名世界首位，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對外交流非常廣泛，與西方各國尤其是英美的交往不可避免。如何有效應對英美的文化傳播戰略呢?
張文木：國際文化傳播既然存在著政治斗爭，那應對它時就不能不講策略。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此輪中美“蜜月”期以及我們利用它在力量不對稱的條件下大規模發展和壯大自己歷史性機遇正在接近尾聲，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在其間的外交斗爭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國崛起十分很難，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獨立自主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說服國際社會接受中國的崛起，今后我們將有更長的路要走和更艱苦、更細致的工作要做。對傳媒問題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曾說在西方社會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種新技巧。他已經十分古老了。據說他已經隨著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亡了。事實上，他是在技術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改善”。無疑，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擁有我們無法比擬的高效傳播手段、巨大的資金儲備、豐富的運作經驗、嚴密的網絡體系和組織機構及由此形成的更廣泛的國際受眾。因而，在中國國際傳播手段不足、傳播經驗不足的歷史條件下，要說服世界接受中國，就必須以高度的政治自覺(這是“文化自覺”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圓內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積極參與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傳播體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節地對西方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干涉中國內政的輿論長期堅持最堅決、最不留情面的斗爭，同時也要盡可能地選擇西方社會能接受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國的元素和解釋去影響、說服更多的國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國的發展。
對于西方宣揚“普世價值”，我們在國際文化傳播中不必要簡單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們的解釋，比如共產主義也是一種“普世價值”，這從中國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都有相通的樸素共產主義思想。這種樸素共產主義思想又與目前西方各種“占領”運動中人民發出的呼聲又有相通之處。事實上，我們共產黨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夠主導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話語權。
我們反對的并不是“普世價值”而是按西方標準強求的同一的表現形式。即使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西方理論家，他們對于今天西方人所謂“普世價值”也是持批判態度 ;現在西方的政客們對他們自己宣揚的“普世價值”也并不真信，而只是將它當作忽悠他國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們也不妨采用“將錯就錯”的策略，接過他們的話語反客為主：在其中注入中國解釋并隨中國的發展漸進贏得輿論的主導權。
沒有組織路線與之配合策略是不會成功的。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于我們今天的國際文化傳播，面對擁有龐大資本、技術和長期的外宣經驗的西方傳媒體系，如果我們采取拒絕的態度，不參與這些比如“諾獎”評選等機制，就等于主動放棄影響世界的機會。當然，我們在參與這個體系時又忘記甚至放棄對中國利益的維護和說明，放棄了斗爭，那更是沒有希望的。
《環球財經》：我們需要承認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極高，不論是資源端還是市場端，都存在這一問題。我們既有通過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贏得發展空間的現實需求，還有保持獨立自主的內在追求。這樣的發展之路，目前已經面臨嚴峻的考驗。
張文木：事實上，全球化的進程，是一個資本國家化和國家資本化分裂式并進的過程，前者是民族國家駕馭資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民族國家依附國際資本的依附道路。中國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的大戰略應當是堅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機會爭取前一種命運，堅定且巧妙地避免后一種命運。
在許多時候，用槍打不倒的對手可以用筆打倒;用筆打不倒的對手還可用嘴“吹”倒。如果讀一下1946年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就不會懷疑美國就是這樣被歐洲吹倒的。關注一下近年歐美有關中國的一些過高的吹捧言論，不難發現，歐洲捧殺的目標開始向中國偏斜。對此，中國不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我們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國文化博弈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做好準備。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矛盾，這些矛盾已嚴重制約著中國的發展;但同時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內部積累起的矛盾比我們更復雜、更深刻，似乎達到了非戰爭而不能解決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動派確實是“紙老虎”。
如果中國在未來的世界中能夠通過融合性的斗爭，走出一條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還為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接納的社會主義道路，那我們就可以繼列寧、斯大林之后，通過中國成功的實踐創造性地證明一國不僅可以建成也可以發展社會主義的歷史結論。這不僅是對人類認識論的貢獻，更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貢獻，具有極大的世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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