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國的國際安全困境及其挑戰
江凌飛
自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種種事態顯示，中國與外部關系的緊張程度明顯增高，中國日益“被居中”，為各種外力所限制，利益碰撞與摩擦增多，與外部的潛在爭議熱點也出現了全方位的顯性化和緊張化。一時間，中國好像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安全困境。這標志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渡過了崛起起飛階段，進入到崛起磨合階段。究其原委，這主要是因為國際社會和國際格局正面臨有史以來最深刻的變局;中國力量的快速成長越過了國際社會心理承受的臨界點;全球化危機中的各種不平衡態勢在中國現階段對外關系上聚焦;霸權國家對中國崛起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預期導致對華政策反彈;中國國家利益的訴求和拓展進入到與相關國家的“核心利益交疊區”;中國發展的“不確定性”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并導致預防性反應。對于成長著的中國來說，這不是偶然出現的困境，而是國家崛起、民族振興必然要跨越的門檻。此種局面才剛剛開始。今后五年，中國在國際安全上將面臨復雜困境和更多挑戰。
國際總體安全環境惡化對中國現代化轉型造成不利局面
2011年國際社會釋放出了強烈的動亂信號。一是全球持續惡化的經濟危機與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動疊加發生，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基本盤面嚴重不穩;二是國際力量對比舊的平衡被打破，權力政治博弈影響大國關系走向的確定性;三是全球性的貧富兩極分化加劇，政治極化導致對抗因素顯著上升;四是西方國家陷入多重危機，面臨體制和結構變革的震蕩,并把危機轉嫁到發展中地區;五是伊斯蘭國家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出現無序化狀態，正在釀成地區規模級的持續動亂并嚴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業化進程推動海洋工業文明時代開啟，基于物質資源利益的海上爭奪與對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態持續惡化，各國對自然災難的社會負荷幾近極限，自然危機正向社會危機演化;八是網絡傳媒的消極作用發酵，網絡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會利用網絡劫持和挑戰國家權力的危險性陡增，網絡戰爭與核擴散危險雙雙升級，并列成為最現實的大規模殺傷性威脅;九是美國霸權穩定體系動搖，影響國際公共物品供給縮減，缺乏管理的國際權力真空地帶增多;十是國際公共認知能力嚴重滯后，國際社會對全球化治理的新情況、新需求準備不足，反應不力，舉措失當，國際社會的理性穩定遭致擾亂與破壞。2012年這種動亂的趨勢仍在擴展和延續。由于造成國際動亂的諸多因子所具有的基礎性、內生性、結構性、疊加性、傳導性的特征，更由于這場動亂的本質是制度性和體系性大變革產生的動蕩，因而將是深層的、持續的和大范圍的。大動亂釀成大危機，大危機推動大變革。無論是自有國際關系以來“500年之大變局”、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深刻反思，抑或發展中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模式的轉型，直至對全球化深層矛盾和問題的治理，都將在一種很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進行。未來五年，也是中國的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面臨重大轉型和深度改革，現代化進程步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門檻，國內改革所要解決的都是繞不過去又無法再拖延的攻堅難題。轉變發展方式(擴大內需等)與調整經濟結構(產業升級等)兩大任務同擠一座獨木橋，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急迫性一起向中國襲來，而以往國際社會為中國內政改革提供的總體趨緩和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卻在逐步收緊，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還從未遇到過如此各種情況交織迭至的安全困境。
地緣戰略重心東移、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推高中國和平發展的風險
冷戰結束后，美國推行超越遏制戰略。其基本路徑是沿著整肅伊斯蘭--擠壓俄羅斯--重點對付崛起的中國這個軌跡展開的。其戰略走向是不斷將美國的世界霸權向東方擴展投射。其間克林頓政府推行“接觸與擴展”戰略、小布什政府推行“單邊主義攻勢”戰略，都可以看作是這項總戰略不同階段的表現和不同風格的運用。如果不是因“9•11”事件轉移了美國的注意力和對主要威脅的判斷，打亂了美國大戰略東移的步調，中美在亞太地區直接面對的戰略博弈恐怕在新世紀之初就開始了。面對十年反恐戰爭以來國際戰略格局的急劇變化，美國戰略能力相對削弱的現實，奧巴馬政府對其全球戰略調整的整體設計已陸續出臺。美國對安全威脅的認識正在逐漸回歸傳統，亞洲和太平洋被鎖定為美國復興其世界領導地位的中心舞臺。世界地緣戰略重心的東移正隨著美國戰略資源主觀投向的改變而轉向亞太。在這一總的背景下，美國在亞太地區突出應對中國崛起、力圖恢復力量平衡的動作頻頻，從而加劇了雙方的戰略互疑和戰略競爭傾向，使中美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景充滿變數。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軍事和戰爭行動與它的戰略重點目標之間存有某種內在聯系。冷戰后每一個十年，美國與其要整治的對手之間都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戰爭沖突，美國為整肅伊斯蘭世界，集合多國發動了兩場海灣戰爭，兩場反恐戰爭和利比亞干涉戰爭;為擠壓俄羅斯發動了科索沃戰爭、也通過俄格武裝沖突相互較勁;小布什剛上臺那陣兒，聲稱要把俄羅斯與中國的位置掉個個兒，也公開宣布一旦臺海有戰，美國絕對介入，撞機事件就是中美之間的一次擦槍走火。再往前延伸來看，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推行其全球戰略，也沒有少打仗。20世紀50-60年代發動朝鮮和越南戰爭，70-80年代與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打了那么多代理人戰爭，還發動了以“星球大戰”命名的軍備技術競賽。歷史警示中國，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至亞太地區的大背景下，美中之間出現間接甚或直接軍事沖突的前景是不能排除的。如果走到這一步，也就是中美不能走出一條大國關系的新路，不能避免大國政治挑戰-應戰的循環悲劇，而是重蹈歷史上英德、美蘇對抗的覆轍，那么，中國總體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地區環境就將難以為繼，中國的和平崛起道路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消解美中之間日益增強的戰略互疑，繼續擴大雙方的戰略互信，保持中美關系合作共贏的發展勢頭，防止中美關系向敵我對抗性質蛻變滑落，就成了當前和未來五年中國安全的最大挑戰和最重要的課題。
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能源供給波動嚴重沖擊中國經濟走勢
此輪世界經濟危機自2007年年中爆發五年以來，西方國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復蘇，2012年又呈現全面下行的趨勢。歐債危機面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不確定性，正連續經受三個波次的沖擊：第一波次--主權債務危機，第二波次--銀行業危機，第三波次--實體經濟危機。2012年歐盟經濟體將再次陷入衰退。美國經濟幾經撲騰，在政府驅動型政策的推動下呈現無就業的間歇性緩慢復蘇，時好時壞很不穩定。2012年最好的結果也就是1%多一點的微弱增長，比二戰以來美國歷次經濟危機后復蘇情況都要糟糕。當下美國經濟仍存在失業率居高不下、債務負擔沉重和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三大難點，復蘇的基礎依然脆弱。經濟危機的根源一般都是生產過剩，而金融危機的根源則是流動性過剩。國際社會在危機第一階段集中救市投放了巨量貨幣，進一步加劇了資本的流動性過剩，實際上更加惡化了國際金融環境。據BIS(國際結算銀行)統計，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全球政府債券發行規模達到3.92萬億美元，而2000年這一規模只有0.36萬億美元，流動性規模整整膨脹了10倍，這恰恰成為加重第二階段主權債務危機的砝碼。大量增加貨幣投放后，經濟增長并沒有出現較大反彈，社會就業持續萎縮，嚴重通脹和債務壓力使消費增長受到很大束縛，繼續推出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余地幾乎喪失，作用更加有限，經濟治理可打的牌已幾乎用盡。表明西方社會五年來對危機的治理并未觸及根本，導致危機的結構性經濟失衡迄未得到修復。而西方選舉政治在大危機面前的表演又暴露了制度體制的弊端，左右翼政治力量為不同利益集團所綁架，互相推諉扯皮拆臺，難以貫徹統一、有效和富有遠見的危機治理政策。而另一方面，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經濟下行趨勢“脫鉤”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外溢效應已嚴重波及拖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部分新興經濟體還面臨硬著陸的風險。新興經濟體普遍受到穩增長、防通脹、調結構的“三面夾擊”，困難重重，即使經濟和社會轉型能順利施行，至少也要在三五年后才能見到成效。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在這場深重的經濟危機面前，各自的結構性調整和改革都難以很快到位，在這兩大塊經濟體雙雙下行和放緩的負面影響交互作用下，整個世界經濟陷入長時段的發展低迷和停滯之中完全是可以預期的。這將會嚴重沖擊到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更有甚者，經濟不景氣時期本應下跌的能源價格則因西亞北非和中東波斯灣局勢的極度動蕩反呈起伏拉高的趨勢。據國際能源署署長范德霍恩提供的預測，如果保障中東波斯灣地區能源供給的投資不能到位，2015年國際原油市場有可能面臨每桶150美元的高油價風險。這將會進一步拉抬生產成本，惡化貿易環境,并增加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困難。
海洋主權爭端凸起給中國睦鄰安邊形勢帶來重大變數
從2010年開始，相對平靜的中國海域波瀾涌起，中國周邊海洋戰略競爭不斷升溫，沖突頻率和強度增大，黃海、東海、南海形勢同時趨緊，三海局勢的聯動效應增強。此種局面經過2011年的發酵，進入2012年呈現加重爆發的態勢。導致出現這種情勢的原因有三個：從大的趨勢看，隨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開啟工業化的進程，一個全球范圍的工業化時代降臨，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工業化物質資源需求的急劇膨脹，由此帶動了人類社會走向海洋的步伐。海洋商業文明正讓位于海洋工業文明。后者不僅僅把海洋作為貿易的通道，而且直接把海洋作為工場進行開發。與中國相鄰相向的瀕海國家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均相繼進入工業化的高速成長階段，急需通過加速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為其工業化找到新的增長點。海洋經濟均被確定為這類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的首選和國家的支柱性產業，已固化為國家的發展國策，這導致了海洋經濟競爭和主權爭端的凸起。從近期的因素看，是全球經濟金融危機造成國際市場嚴重萎縮，國際資本紛紛抽離發展中國家，一些濱海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受到來自國內的巨大壓力，為減輕危機對本國經濟和民眾生活水平的沖擊和影響，同時也有轉移內部矛盾、維護自身統治地位的考量，遂將目光轉向海洋經濟或大肆炒作海洋爭端，借此找到一條擺脫危機的出路。從中國周邊特殊的環境因素看，美國將其戰略關注的重心轉移至亞太，并顯示出牽制中國發展的姿態，與一些國家向中國聲索海洋發展空間的需求不謀而合，美國的背后支持在中國當前的海域爭端中扮演了興風作浪的角色。中國海洋方向上的地緣戰略態勢原本就先天不利，近海海域處于多層島嶼鏈的封鎖之下，環伺的海洋鄰國眾多，且都與中國存有海洋權益爭執。與中國存有爭端的各方都視自己的海洋權益訴求事關本國的核心利益，致使海上爭端的剛性很強，相互妥協的余地較小;加之又有復雜的大國背景攪局和國內民意助推，爭執糾結的化解難度很大，形成對抗和演化為武裝沖突的幾率較高。當前，中國在海洋方向尤其是在南海的安全形勢中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已經十分緊迫。如何出牌，事關國家利益、事關戰略安全大局。中國以往成功實行的睦鄰安邊戰略以及與東盟國家長期培育起來的良性國家關系將因之而面臨嚴峻考驗。
民主化訴求與新干涉主義交集危及中國國內政治穩定
2011年爆發的西亞北非事變正在整個大中東地區擴大蔓延。這場事變的性質，是處在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其社會內部要求實現社會現代性的強烈訴求，在外部危機的激發和外部勢力的助推下，由累積狀態轉為噴發狀態。西亞北非的一些經濟上已開放、而政治制度嚴重滯后、形成對現代性梗阻的阿拉伯國家，在這場社會劇變中首當其沖。事變演進的第二背景是西方勢力強力介入，利用當地求變的訴求主動塑造地緣戰略新格局。這次事變凸顯了西方干涉主義的新發展：在“人權高于主權”的原則之上又打出了支持民主變革、推翻獨裁暴政的旗幟，并以地區多數國家的意愿為標榜，大力營造干涉的合法性身份;在行動策略上實行外戰與內戰相結合，利用目標國的內部矛盾擴大事態。西亞北非國家民主變革的內生訴求與西方新干涉主義的交集，在全球治理的旗幟下，具有在世界其他地區復制的傳導性。新興國家由于自身轉型矛盾被全球性抗爭風潮傳染，其維穩壓力上升。在新興發展中國家內部，發展失衡、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官員腐敗等內生性矛盾也同樣存在，有的問題還相當突出。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要高度戒備西方國家利用中國社會面臨轉型、內政深化改革、利益發生調整之際，借機挑動社會矛盾和紛爭，或施以新干涉主義介入，以此牽制中國的快速發展勢頭。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75期，摘自2012年第6期《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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