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陳映真先生逝世四周年，保馬今日推送聶華苓老師《踽踽獨行——陳映真》一文，以為紀念。聶老師回顧了邀請陳映真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曲折歷程。在其不懈地努力下，1983年，經歷了兩次被捕后的陳映真終于來到了愛荷華，和來自祖國大陸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作家們相聚。正是這次動人的聚會，作者得以和這位思想型作家深入交往，體認到陳映真身上所深蘊的“人的體溫，人的骨頭，人的勇氣”。陳映真一直在“臺灣當代歷史的后街”中踽踽獨行，即至今日，他依然是寂寞的，但對這個時代來說，他那踽踽獨行的身影，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本文原載于《讀書》2004年第3期，轉載自“讀書雜志”公眾號，感謝授權保馬轉載！
我在臺灣從沒見過陳映真。一九六〇年，只有二十三歲的陳映真，在《筆匯》發表一連串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與傘》。那年正是“自由中國”事件發生，我和外界隔絕，自我放逐，心情極端虛無，沒有讀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沒有見到陳映真，很遺憾，更何況當年他一定是個俊美的男子。一九六四年，我到愛荷華以后，才讀到他的小說，如《第一件差事》、《最后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后來的《鈴鐺花》、《山路》，隱約感到他的憂郁、激情和孤獨。在那個恐怖時代，作家的傾向，盡可能不觸及社會現實。陳映真獨樹一幟，他的小說不局限于“鄉土”，不賣弄“現代”，而是基于對“人”的終極關懷，基于人性，用藝術的手法，挖掘社會現實，表達他的思想，而他的激進思想，是當時的權力統治者要封閉鏟除的。
▲《筆匯》第一卷第九期刊登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
陳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說家。他的思想可以從他小小的年紀追溯起。他十歲那年，目睹臺灣“二二八”事變，看見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襪沾著血跡的外省人，聽著大人神色恐懼地談論國民黨軍隊揚威臺北。上小學五年級時，老師在半夜里被軍用吉普車押走，住在他家后院的兄妹倆也被人押走。他讀初中時，眼看著憲兵在火車站貼出告示：“……加入朱毛匪幫……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讀初中時在父親的書房發現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啟發他對文學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讀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畢竟沒有魯迅的《吶喊》那么親切。上大學時，他對于知識和文學如饑似渴，讀西洋文學，在臺北舊書店搜尋魯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聯共黨史》、斯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The Red Star over China)、馬列選集這些沒人敢碰的禁書。他細讀《美和審美的社會功利性》以及《藝術的勞動起源》這一類的美學著作。一九五九年，他開始寫小說了，在尉天驄主編的《筆匯》發表。從此他沒停筆，用他冷峻而又豐潤的筆，寫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時，他的左傾思想渴求實踐，和幾個年輕人組織讀書會，那和臺灣的現實是絕對對立的。
▲陳映真1968年入獄前，在輝瑞藥廠與同事組成四人合唱班
一九六八年，我和Paul邀請陳映真到愛荷華來，同時接受邀請的，還有捷克劇作家、后來成為總統的哈維爾(Vaclav Havel)。兩人都缺席了。陳映真被捕入獄，哈維爾在蘇聯坦克車進入布拉格時，逃到地下了。
我和Paul決定為陳映真辯護，明知那是枉然，早在一九六〇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們要對陳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議，提醒當局尊重法治，惟一的辦法，是在臺灣找律師為陳映真辯護。沒人敢接那件案子。終于找到一位在臺的美國商務律師，當然，他要預付律師費。Paul找到一筆錢，電匯給律師，但給那個隱而不見的最高權威扣下了。陳映真由軍法審判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獲釋。他一出獄，就給我和Paul寫了信。他在給我的另一信中說：
在主觀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寫小說終此一生，雖然有許多困難——諸如自己才能的、經濟的、環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會努力地走完這條路，不是對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外，我已一無所能，一無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來時間我能有機會到您那兒去。我倒覺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樣同自己的民族和歷史合一，作為反映我們民族和歷史的一個卑微的器皿……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早上，美國詩人辛普森(Louis Simpson)來我家吃早點，在門口按鈴，廚房的電話同時響了。
陳映真又被捕了!家也抄了，父親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帶走了幾箱書。他坐了八年牢，四十二歲了，再坐牢，這一輩子就完了!我們實在不懂。他上次出獄以后，沒有任何越軌的行動和言論。他結了婚，辦了個小印刷廠。他忙著養三家人!父母，養父母，岳家。朋友八月間回臺灣看到他，臉色蒼白，提著一個公文包趕計程車，忙得不得了。我們實在不懂，好好一個人，為什么不讓他過點自由的日子……
陳映真的弟弟映澈講著講著，聲音哽咽了。
我和Paul根本沒吃早點。辛普森胡亂吃了一點。我們都很沉重。三個人談了一上午，討論如何拯救陳映真。辛普森是美國很有名望的詩人，得過普利策詩獎。我與Paul和陳映真已神交多年，但對于辛普森，陳映真就完全是個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點，當天他就要回紐約。他在我家廚房連著吃了兩天早點，廚房的電話響個不停，我則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電話和爐子之間跑來跑去，接電話，打電話，和美國各地的中國朋友討論陳映真被捕的事。
我從沒見過一個人家的廚房有這么多活動，這么強烈的情緒，又有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說。他面前擺著陳映真的英譯小說和他的英文簡歷，準備帶回紐約。
電話鈴又響了。出來了!出來了，我哥哥出來了!
我轉身對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來了!他出來了!
映澈繼續說：不是釋放呀，是交保候傳呀，隨傳隨到，案子還在偵察之中。
偵察什么呢?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陳映真被捕三十六個小時以后，又奇跡般地獲釋。他不知道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為什么突然獲釋。他在《關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寫他當時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間九時許被送到警總軍法處，開過一個諭知交保候傳的庭，就由內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駛車到北投見我年邁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的安詳，被一位年輕的治安人員贊譽“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長者”的父親，看見了我，才猛然擁我入懷，我淚落的跪俯在他抖戰的懷中，不知是悲戚還是再生的喜悅……
▲ 1983年在美國愛荷華州聶華苓家。后立者茹志鵑，右陳映真，前左二保羅·安格爾(聶華苓的先生，美國詩人)，前左三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前右二聶華苓，右一王安憶
我和Paul仍堅持邀請陳映真來愛荷華，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臺灣當局一再壓制，我們一再努力，還有海外作家學者的聲援，他終于來到愛荷華。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和大陸作家第一次見面。那年從大陸來愛荷華的是吳祖光、茹志娟、王安憶，還有臺灣的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陳映真和祖國大陸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達，要和我一道去機場接他們。大陸的作家看見陳映真，也非常高興。他們好像久別的家人，一見面就談個不停，彼此好奇，彼此關懷。陳映真對他們說：你們說的話，我要記筆記的。他立刻言歸正傳。
那年是中國作家在愛荷華最有趣最動人的聚會。吳祖光詼諧。茹志娟沉毅。王安憶敏銳，對人對事，都有她獨特的見解，她最引人注意，打兩條小辮，明麗透著點兒靦腆，偶爾冒出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多帶批判性的。她對新鮮事物特別有興趣，比其他中國作家活動都多一些。七等生風流去了。其他幾位常到我家來，談笑之中皆見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這小山旁邊。陳映真有時趿拉著拖鞋，端著一鍋紅燒蹄上山到我家來。看著他那神歡形忘的樣子，似乎從往日的崎嶇回歸平常了，我衷心為他高興。
一天，吳祖光從密西西比河帶回新鮮活魚，陳映真建議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吳祖光住在一起，他燒得一手好菜，當然是他下廚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對我說：你去喝酒吧，機會難得。
魚蒸好了，陳映真還沒到。
吳祖光說：陳映真給國民黨綁票綁走了。
王安憶說：我聽見他在走廊吹口哨。 我們吃魚，喝酒，不斷給陳映真打電話，沒人回應。魚快吃完了，他來了。原來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開門，請他進去喝杯茶。她談到自己身世，猶太人家庭，父母從俄國去阿根廷，母親有神經病，她精神壓力很大。
原來你吹口哨，她就開門了。我說。
他笑說：她太老了，否則，洗也洗不清。
他們到我家來看訪問五位中國作家的錄像帶：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陳映真說：真過癮，不必左顧右盼。
我笑說：這兒沒人打小報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訪問后，他說：大陸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在大陸作家之中，他對年輕的王安憶最關心，最好奇，也最贊賞。那時大陸作家的作品還不能在臺灣發表。他在愛荷華一口氣讀完她送的幾本集子。一九八四年，他將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發表在臺灣的《文季》，也許是臺灣初次發表大陸作家的作品。他認為“作為一個年輕一代的作家，她的焦點和情感，毋寧是明顯地集中在年輕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雖然沒有大陸年輕一代哲學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質疑，卻有王安憶的認真和誠實，感人至深”。
▲《讀書》雜志1985年第4期刊登《想起王安憶》
當然，陳映真對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興趣。他特別訪問菲律賓詩人、戲劇家和文學批判家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談論菲律賓在西班牙和美國殖民期間的文學和語言問題，以及目前的文學思潮。在長時間的訪問中，最后他問到文學和革命的關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學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學也不可能改變世界。文學只能喚起民眾，喚起他們對公理、正義、愛好和平的意識。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大家一同乘車到外地去游覽，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颯哈(Sahar Khalifeh)在他身邊坐下。
他只能說幾個簡單的英文字。她轉身對我調皮地笑著說：他用盡了那幾個英文字，我就過來和你聊天。
你喜歡美國嗎?她問卡洛斯，說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歡。美國人。政府，不。
你結了婚嗎?
沒有。啊，結了。啊，沒有。和一個女人一起。
我們又大笑。
為什么不結婚?害怕女人嗎?
是的。離婚。
他們就那樣子用最單純的語言，卡洛斯表達了復雜的個人歷史。他在佛朗哥時期坐過好幾次牢。他為被暗殺的共產黨抗議，在外國發表文章，坐牢，為工人說話，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在佛朗哥死時，大赦釋放，坐了二十個月的牢。他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是共產黨員。
我要訪問你!陳映真大聲說，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耳后骨發炎，感染細菌，多次去醫院檢查，終至動手術開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顧他，和我患難與共。在醫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談不完的話，談的多半是當時臺灣的情況。
你是個宗教家庭，怎么對左傾思想有興趣?我問。
我爸爸從小就教我們，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從小我們就認為中國在那邊，那兒才是我們的國家。父親有魯迅的書，中日對照。我拿來看，也不太懂。后來讀中學，看書有些懂了。讀大學時候，我在舊書攤找到一些抗戰時期的書，和魯迅的書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別強，找很多書來看。那時日本外務部有個預備外交官到臺北來學中文。他們那時就準備以后對付中共呀。他有許多關于中共的書。他說我可以去看，他還把鑰匙給我，我可以隨時去看書。后來，他要走了，對他下一任的人說：這個年輕人不錯，書可以盡量給他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對我影響很大。文化大革命發生了，世界許多國家受到影響。到處是學生運動。我在牢里，有共產思想的人，有兩派：一派贊成蘇聯式共產，另一派贊成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制度。
你們在牢里可以談共產主義嗎?
在放風的時候談嘛。反正已經進去了，還怕什么?哎呀，那時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我一九七八年、一九八〇年去大陸，才知道千千萬萬人受到傷害。
那時不懂嘛!我們有個讀書會。我弟弟老六，那時候讀中學，他也受了影響，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給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幫年輕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讓我知道。后來，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總，后來在臺東的監獄，最后三年在綠島。一出獄就打開收音機，蒙在被子里聽，剛好是《國際歌》，我眼淚直流。
▲在臺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翻攝：藍博洲)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為什么?
不知道。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進去，就要我填一種表。那種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說：你對坐牢可是很有經驗了。
我第二次一進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們把皮帶那些東西還給我，我還以為他們要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來保我，我才相信，他們真是放我了。
一九八二陳映真在愛荷華那年，他父母在美國奧瑪哈女兒家。十一月中旬，兩老和女兒女婿以及兩個外孫女，帶了一桌酒席，特來愛荷華和我們聚會。陳伯父見到Paul，兩人相擁流淚。他們邀請了所有的中國作家到我家，還有韓國詩人漢學家許世旭。陳伯父和吳祖光擁抱，也是淚汪汪的。
陳伯父在飯桌上起立講話，聲音哽咽：十幾年以前，映真出事，親戚朋友全不來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候，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素不相識，卻給我們很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的。我們家一向是向著大陸的，今天可以和大陸的作家們在一起，這也是因為他們兩位的關系。我也要特別謝謝他們。
Paul接著說：世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今晚是我們在愛荷華最動人的一晚。
▲陳映真與聶華苓相聚愛荷華
陳映真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一文中寫過：
一個思想家，不一定是個文藝家。然而，一個文藝家，尤其是偉大的文藝家，一定是個思想家。而且，千萬注意：這思想，一定不是那種天馬行空不知所止的玄學，而是具有人的體溫的，對于人生、社會抱著一定的愛情、憂愁、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個擁抱一切的良善與罪惡的文藝家。
陳映真就是具有人的體溫，人的骨頭，人的勇氣的文藝家，一直在他稱為“臺灣當代歷史的后街”中獨行，即令現在，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慮的，在另一后街中踽踽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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