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堅(1895—1935年)，四川巴中平昌人，是我黨我軍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2009年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劉伯堅一生信念堅定、愛黨愛國、家國情深、人格高尚，政治工作突出，被毛澤東譽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員！”
劉伯堅自幼聰明好學，才華出眾，很早就聞名于川北高原，保寧府尹一度要他當秘書，并任命他為蒼溪縣縣長，但他志不在此，婉言謝絕說：“不謀高官厚祿，志在求知報國。”1920年赴歐洲勤工儉學。其間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并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組建了中共少年共產黨，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劉伯堅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因成熟穩重，待人誠懇，認真負責，深受中國學生喜愛，不久便被推選為中共旅莫支部書記，還被親切地稱作“黨內駐蘇大使”。在擔任支部書記3年期間，劉伯堅不但要管理中國黨員學生的組織活動，負責重要工作的分配，還要到華工和留學生聚居的地方發表演說，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思想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劉伯堅被組織安排留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多重“圍剿”，他積極組織留守部隊頑強對抗，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人民。在贛南仁鳳地區率部突圍時，劉伯堅不幸中彈被俘，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毫不畏懼敵人的嚴刑拷打，也絲毫不為高官厚祿誘惑所動。粵軍的一個團長勸他要順應“潮流”“識時務者為俊杰”，勸說他只要他暫時辦個脫黨手續，就可獲得“自由”和“重用”，不必為共產主義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作“無謂的犧牲”。劉伯堅卻鏗鏘有力地對這位團長闡述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追求。他說：“我干革命就是順應歷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險，沒有危險就沒有革命，沒有犧牲就沒有工農大眾的解放……”這個粵軍團長對此也無可奈何，還說：“劉伯堅這個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員!’”
“紅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
1926年春，馮玉祥率領的西北軍失敗，前往蘇聯探求出路和尋求支援，劉伯堅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委派負責接待馮玉祥。馮玉祥在考察期間，對劉伯堅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干頗為贊許和認可，便想拉攏“收為己用”。共產國際也想爭取馮玉祥，就安排了劉伯堅等一批人到西北軍協助工作。1926年9月，劉伯堅隨馮玉祥回國后，擔任國民軍總政治部部長。為了振奮渙散的軍心，劉伯堅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以上，親自擬寫了《五原誓師詞》，并在各個軍建立了政治工作機構，舉辦各種訓練班，部隊很快發展到20余萬人，在轉戰甘、寧，挺進陜西中取得節節勝利。而中共中央派遣劉志丹等200多名干部也都在劉伯堅的統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隊，擔任政治工作干部，取得了良好成績。劉伯堅改造西北軍表現出的豪邁氣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得馮玉祥等非常欽佩，他與許多西北軍上層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統戰關系。更為重要的是，他突破常規，大膽創新，把一支舊式的軍閥部隊改造成了革命軍隊，為共產黨改造舊軍隊，尤其是政治工作方面，創造了成功經驗。
1931年底，劉伯堅參與領導和指揮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毛澤東曾對寧都起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起義成功后，完整的國民黨一路軍1.7萬余人加入紅軍，紅一方面軍由4萬余人增加到6萬人，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劉伯堅任軍團政治部主任。他以出色的政治工作，把紅五軍團建成一支嶄新的無產階級革命軍隊，這是我黨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與兵運工作的一個壯舉。經過整編后，紅五軍團成為我工農武裝的一支雄師鐵軍。在紅軍隊伍中曾流傳著：“紅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紅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
“絕不會喪失革命者的人格”
劉伯堅被捕后，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意志堅不可摧，寫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移獄》《獄中月夜》《帶鐐行》等詩篇，用鮮血和生命踐行了“拼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的誓言。在獄中，劉伯堅寫下了充滿家國情懷的三封家書。在致兄嫂的信中說：“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用處。”“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弟在塘村被俘時，就決定一死以殉(共產)主義，并為中國民族解放流血。弟為中國革命犧牲毫無遺恨，不久的將來，中國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鮮血不是空流了的。”同時還囑咐家人不要去找馮玉祥來營救自己，信中說道：“我是為救中國而犯危險遭損害，自己甘心忍受，絕不會喪失革命者的人格。”
劉伯堅留給妻子王淑振的絕命書中寫道：“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事業。最重要的，諸兒要繼承我的志向，為中國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繼續我未完成的光榮事業。”1935年3月21日，劉伯堅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英年早逝。
劉伯堅“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的豪邁、“無需營救”的決絕以及對三個孩子的牽掛，表現了對祖國、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和熱愛，體現了一個革命者無私無畏的英雄氣概，彰顯了對信仰的堅守和飽含大愛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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