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兒彎彎掛在天上，
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鄉;
直溜溜的白楊樹伴我成長，
平坦坦的肥土地把我撫養。
抗戰八年風與火，
黨的陽光照耀我成長。
十七年的歲月不算長，
黨的教育勝過爹娘;
黨叫我迎著風雨去戰斗，
黨給我引路指方向。
黨叫我永做中華好兒女，
忠于人民忠于黨。
月兒彎彎掛在天上，
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鄉;
有多少英雄在戰斗，
有多少鮮血灑在在這地方;
汾河川我的家鄉，
一定要讓紅旗插在你的四面八方。
每當聽到這首歌時，我就仿佛跟著姐姐又回到了我們的那個小村莊——云周西村，回到了我們家那個小院子。
每當有月光的時候我就盼著姐姐還能回來，回到親人身旁。
小時候我們村子很小，村子的地形仿佛就像是一條東西延伸狹長的帶子，我們家的小院子就在村子靠南的村邊上。
小時候家里的老院子長著幾棵大樹，樹桿很粗。粗的要我和姐姐兩個人才能合抱過來。
這些大樹就是我們童年時的小伙伴。我和姐姐在很小的時候就經常在樹與樹之間轉來轉去捉迷藏。每到夏秋天槐樹枝葉伸出院墻，院子里大樹遮出一大片陰涼，樹蔭下我和姐姐就繞著院子一棵一棵數院子里的大樹：在院場的西北角有棵大棗樹、在東南邊有棵大槐樹、西南邊有兩棵大槐樹、院子中間還有棵大棗樹、母親去世的那一年，奶奶讓爹爹從上段村舅舅家移來了幾棵小樹苗栽在了院子東邊;奶奶怕豬拱，雞啄，還給小樹桿包上了高粱桿。姐姐在村里當了婦救會秘書時，院里的五棵小棗樹已經有碗口粗;二棵小槐樹也開始在樹冠長出綠芽。
那時候的小院子里樹枝搖擺、雞鳴、牛叫、羊撒歡伴著我們姐妹倆開心的笑聲。
每當春天一到，小院子就開滿了雪白的槐花，黃色的米粒大的棗花開的晚一些，花期不同，各自開出各自的燦爛;滿園香氣，經久不息，引來無數的蜜蜂飛舞;清香的槐花味、棗花香搭著春的肩膀飄浮在小院上空。這時奶奶就會喚爹爹小心地摘槐花，爹爹每天早晨摘下一籮筐槐花，放在院子地上;他就下地干活了。
奶奶和大娘就給槐花滾上白面粉，再上蒸籠蒸熟，小心地拌上蔥花滴上一滴香油做成了好吃的撥爛子菜飯。我們姐妹倆對槐花撥爛子的清香垂涎欲滴，吃起來總是狼吐吞虎咽。急的奶奶直喊：“妞妞們，不急，還有呢，幾棵槐樹上的槐花可以讓你們吃個夠。”
每到秋天棗子紅透了掛在樹上，輕輕搖搖樹干，棗子掉下來蹦蹦跳跳砸在地上;地上落著熟透了的棗子，我們姐妹倆在就院子里跑著撿紅棗。
年年家里因為有這幾棵大大小小的樹木，給家里添了口福，備了口糧;給小院子里帶來了歡樂。
院子里幾個辛苦勞作的大人每天忙忙碌碌，為家里人吃飽肚子操勞;只有我們姐妹兩個孩子的笑聲潤澤著這個小院子的光陰。家里的氣氛總是安穩、和睦、平實、祥瑞。
那快樂的童年一幕幕永遠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里。
姐姐屬羊。老百姓都說屬羊的女子沒福氣，一輩子就是個受苦的命。還好姐姐出生在重陽節的九月九那一天，雖然秋天里青草已經泛黃了，但還是比隆冬要強的多，田野上正是收獲的季節。
對于姐姐屬羊就會命苦的迷信說法，奶奶可不信這一套。她老人家斷不了念叨：“我家富蘭子就屬羊，我就不信她能命不好;我們家里的紅棗樹結出得大棗子能當小燈籠，紅紅的掛了一院子，俺家富蘭子年年吃了這紅棗，命里就主富貴，主她這一輩子紅紅火火。”
奶奶是個藏不住事的直腸子，總是把對我們姐妹倆的愛天天掛在嘴上。
和姐姐最要好的兩個小伙伴金仙屬馬，完葉子屬猴。她們三個是最好的小伙伴。從小她們就在一起拾麥穗、割草、挑野菜;后來還一起參加了兒童團，為八路軍抗日站崗放哨。這時候她倆斷不了來我家院子找姐姐，每當聽到奶奶嘮叨起姐姐屬羊，就嬉笑著讓姐姐屬毛猴;姐姐不依不饒的笑她們倆才是二只毛猴兒。
我是比姐姐小三歲，因為姐姐的呵護照顧，她們總是認為我是需要看護的小妹妹。在村里大人和孩子們眼里人們對我的印象是：“二蘭子就是姐姐的小尾巴。”大家看到我啥時候都是拉著姐姐的衣襟，睜著大眼睛看著姐姐，那時的我一切話都聽姐姐的，姐姐說什么我就認為是什么。
小時候我們姐妹倆一直和爺爺奶奶睡在正房，晚上奶奶要在炕上紡棉花，爺爺就蹲在地上抽旱煙，旱煙一明一暗的亮光照亮著我們姐妹倆夢中崎嶇的小路。
到了姐姐十一歲時奶奶讓姐姐帶著我住在了院子西邊的小屋子里。那時候爹爹還沒有續弦，我們能從西屋的炕上聽到從爹爹屋子里不時傳出的咳嗽聲。半夜里爹爹總要起一、二次夜，他來西屋看看我們;再轉到院門口把大門好好上一次門栓，扣緊了才放心的去自己的屋里睡覺。
我稍微記事就知道大門外面兵荒馬亂。奶奶等爺爺、爹爹他們一出門到地里干活，就連忙把大門磕緊，大白天也上上門栓。
小時候的院子里有雞、有羊、有毛驢、還有牛、伺養這些家禽、牲畜就已經把大娘和奶奶忙得團團轉。有時姐姐的小伙伴來叫姐姐挑野菜，奶奶就叫姐姐帶我一起去。摘回野菜還要喂羊，喂雞。
1938年我姐姐7歲，那時我們的母親王改卿還在世。就是那一年的春天，文水縣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長顧永田首先抓了武裝建設，成立了一支將近200人的隊伍，有了自己的武裝，抗日工作便迅速展開了。
首先減租減息，減輕農民負擔;發行“流通券”，抵制偽幣，活躍經濟。
禁止毒品，抗日政府組織力量禁種、禁販、禁抽大煙。強制抽大煙的人和他們的家屬戒煙，這件禁止毒品的事深受農民擁護。
興修水利，利用河水灌溉。發動群眾，挖渠道、修水壩。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嚴罰水霸，打擊了頑固勢力。
發展手工業，扶持小手工業者，活躍了市場;解決了八路軍用布用糧的供給問題;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減輕了人民負擔;促進了抗日力量的團結。
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文水在那個時期是文化教育比較發達的地區。但長期以來文化教育為封建勢力把持，他們私聘教員，私招學生;因此入學費用高，能上的起學的大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女，一般農民子女都上不起這些學。在日軍入侵后，他們借口發展教育事業，妄圖通過漢奸頑固派，進行奴化教育，灌輸奴隸思想。
抗日政府成立以后設立了教育科，著力抓了農村小學教育;集中訓練了小學教師，編寫了《抗日課本》;使許多農民子女有了入學機會。當時的農村小學成為了宣傳抗日道理，組織群眾的場所。
從1938年到1940年，文水平川農村中普設了小學，入學人數空前增多。我姐姐就是在這個時候接受的文化和抗日教育，。
姐姐在母親去世后不久的1939年秋天上了抗日小學，那時我的年齡還小，奶奶不讓我去上學。姐姐也對我說：“你還不到上學年齡，去了學校也不會收你。”我只好看著每天寸步不離的姐姐和她的小伙伴去了抗日小學。奶奶讓我在家里看雞，看羊。我悶在家里總是攆雞，追羊;奶奶說：“這也是怪事情了，富蘭子一出門子這雞、羊都不安生。”我偷偷地想：幸虧老黃牛跟著爹爹去了地里犁地，如果也在院子里，我還會用棍子打牛的屁股;不讓奶奶安生，誰叫她不讓我去上學?
姐姐在學校很用功，放學回來還要再寫字。奶奶給她訂了寫字的本本，她怕在本本上寫錯字，總要用手指蘸了水在石板上，鍋臺上練習幾遍才寫到本子上。每次看到姐姐趴在窗臺上寫字，我就很是羨慕;盼望自己趕快長大一些，好和姐姐一起去上學。
奶奶和大媽看姐姐聰明好學，很支持她;除了看妹妹這件事情分配給了她;其它的事都不讓姐姐忙活了。
云周西村是1939年建黨。1940年建立支部，支部為了開展活動，便于隱蔽;在村里開了一個雜貨鋪，取名叫“同心成”。姐姐帶著我和她的小伙伴金仙、玉蘭常在那里玩。
1939年，晉綏分局八地委“抗聯”主任米建書到我們云周西村做抗聯工作，在他眼里：“劉胡蘭只有八九歲，身體很結實。顯得既沉著又機靈。記得我們每次到了村里，劉胡蘭和本村的幾個孩子就拉住我們不放，要我們教抗日歌曲，講戰斗故事。她站崗、放哨、送信、無論做什么抗日工作都很積極負責。”
從1938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是八路軍、共產黨的天下，云周西村離汾河近，隔河與祁縣相鄰，無論從那一面來了敵人，八路軍都好轉移。村子里來的八路軍部隊也多，部隊一駐扎下來就做宣傳;幫助老鄉做事，有時搞聯歡。還經常組織孩子們游戲，玩“打日本”“做軍鞋”等活動。姐姐和我們村里的小伙伴們一見部隊來了，就圍過去看槍;看八路軍操練，聽他們講故事。那時的云周西村很熱鬧，八路軍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姐姐就是在那個時候接觸了抗日教育，認識了共產黨，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抗日戰爭的轟轟烈烈的斗爭中，我們家里也不知是奶奶太忙了，還是心眼太小了，從我們的母親王變卿1939年1月去世后，她就別有用心地裝著遲鈍，有意的回避媒婆來我家給爹爹提親。實際上在她老人家內心，就是怕給我們姐妹倆找個不講理的后媽，無緣無故給我們氣受;所以精明的奶奶就像忘記了一樣從不提找后媽的事情。直到母親去世四年多以后才張羅著給父親續了弦。
也就是到了1943年，姐姐12歲，我9歲那一年的春天,家里終于添了一個新的家庭成員，爹爹娶了填房;我們有了繼母。
1943年的時候，抗日戰爭戰場上，日軍受到重大的打擊和傷亡。我們的武裝更多了。群眾也發動的更廣泛了，敵人的活動大大減少了，漢奸特務也不敢四處活動了。共產黨則更多地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擴大武裝，出擊敵人，發動生產，支援根據地斗爭。
姐姐和她的小伙伴金仙，玉蘭子對八路軍和到村里來工作的干部很崇拜，她們視八路軍和來村里工作的干部為親人。積極熱情地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斗爭的洪流中。
1945年姐姐自作主張，參加了黨在區里辦的婦女干部培訓班。培訓班辦在貫家堡，奶奶不愿意讓姐姐出去受苦;讓爹爹推著獨輪車來回走了十幾里路去找姐姐，姐姐鐵了心的不回家，也不見奶奶。等了一天奶奶沒了主意，只好抹著眼淚又讓爹爹把她老人家推回了家。
姐姐從參加了婦女干部培訓班的學習回來后，她的工作熱情越來越高，工作也完成的越來越好。
姐姐帶我去過附近保賢村幾趟，那里有我姨媽家;姐姐通過姨媽的介紹了解情況;在保賢村動員青年參加八路軍打鬼子，保賢村子里的杜茂、郭懷義、梁殿福、韓秀林都是在姐姐的動員下參加了八路軍。
1945年9月姐姐在東莊戰斗中組織擔架隊，帶領婦女上火線給部隊送慰問品，她還熱情救護傷員;給傷員送雞、送紅棗、端水、送飯，讓傷員安心養傷，直到恢復健康重返部隊。
1945年期間，當時文水縣二區區委是唐鏞擔任區委書記，在他執行云周西工作任務時，時任文水縣委書記的石玉給予了指示，他說：“劉胡蘭很靠近我們，鬼子在時，咱們就培養上了，她大概十六、七歲;年齡不大，但很出色，替我們做過許多工作，很頂事。”唐鏞專門和云周西的支部書記石世芳做了指示，讓支部把培養劉胡蘭作為重點。
也就是在這年冬天，姐姐帶領她的小伙伴金仙、玉蘭子在村里組織婦女辦起了冬學，她們教婦女識字，唱歌，給她們講婦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還組織大家做軍鞋，紡棉花;招呼傷員，支援前線。姐姐她們把冬學辦的有聲有色，為黨開展群眾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到了1946年一開春，姐姐就每天早出晚歸，跑幾里路去大象鎮和上級派來的領導一起參加大象鎮的土地改革運動。
我們云周西村的窮苦農民劉馬兒也是姐姐動員起來斗地主的。關于動員劉馬兒斗地主的事情姐姐可是費了一番周折，要讓老實巴交的窮苦長工劉馬兒站到臺子上發言;沒有一番苦口婆心的開導是不行的;姐姐就是懷著對窮苦勞動人民的熱愛，用她樸素的語言和誠懇的話語打動了劉馬兒。姐姐反復向他講窮人只有起來同地主斗爭才能翻身的道理;使他勇敢地站到了斗爭地主的臺子上，控訴了地主的罪惡，說出了自己的苦難;打開了跟著共產黨通向解放自己的道路。
姐姐是個聰穎善良的姑娘，和她接觸的戰友、同志們都對她有良好的印象，周圍的群眾也是有口皆碑。她年齡小，又是本地土生、土長的干部;自有的先天優勢，加上姐姐天性豁達，說話、辦事干脆利索，受到同志和戰友們的愛戴。現在我們還可以從姐姐的戰友、同事的回憶錄里看到，姐姐劉胡蘭是被黨培養起來的優秀干部，她扎根于文水大地，了解本鄉本土的生存環境;她在戰火中成長，在槍林彈雨中穿梭。她是部隊，武工隊，黨的區委，和村子里的支部以及群眾之間的橋梁。她是一個小小的農村女子，由于她受命于黨的組織領導，團結了上上下下的干部群眾，才有了她發揮才干的巨大空間和能量。
1946年秋天，當時任中共文水縣委書記的石玉在信賢開會，研究轉移工作。在他的印象中姐姐是：“圓圓臉，剪著整齊的短發，一雙明亮的眼睛，顯得沉著、堅定、又流露出幾分孩子氣;中等身材，穿一件整潔的織有道道的土布上衣，黑褲子，腳上穿著一雙潔白的鞋子，(正在給奶奶服孝)。她樸素大方，精神飽滿，舉止穩重。”
石縣長問了姐姐一些家庭情況，他還對轉移的事情對姐姐做了了解，他提出：“環境很快就要惡化了，有些同志要轉移到西面山上去工作;下邊只留少數同志堅持工作，要讓你留在村里行不行?”
“行!”姐姐滿懷信心地說。
石縣長說：“敵人要來了，形式要惡化，留下以后很艱苦，也很危險。”
“怕什么!”姐姐十分堅定地回答。
姐姐犧牲后石縣長還能回憶起姐姐當時說起的每一句話。
姐姐劉胡蘭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她的生平事跡平凡、感人、平時她工作的范圍廣泛，接觸的人員眾多，活動地點戰線長，地域、地形復雜。盡管姐姐所處的環境是惡劣的，工作是艱苦的，上級交給的工作內容也極其復雜、艱巨，但是勇敢，堅強，智慧，不屈不撓的姐姐把工作都完成的很好。
1947年1月12日，姐姐劉胡蘭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我的姐姐劉胡蘭從她八歲就參加了抗日活動，跟著共產黨出生入死;她從我們家這個小院子奔向廣闊的解放戰爭的戰場;她像一只雄鷹飛走飛回，我們家就是她休養身心的暖巢。家里的親人就是她堅強的后盾;這個小院子凝集了姐姐十六年的風風雨雨，記住了姐姐奮斗忙碌的一生歲月。包容了姐姐生命過程的全部。直到1947年1月12日姐姐離開了這個小院子再也沒回來。從此這個小院子空守著日月，永遠期盼姐姐回家的一天。
1947年1月12日姐姐犧牲以后，這個小院子打破了它往日的寧靜，在院子里我見證了來小院子里慰問、采訪的人們絡繹不絕時轟轟烈烈的場面。
1948年我被彭德懷總司令特許加入八路軍，離開了我們家的老院子。離開時院子里的棗樹掛滿了果，有的棗子已經紅透了。我為了給姐姐報仇，還是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生我們、養我們的小院子，奔向部隊的戰斗生活。這個小院子從此就留在了我的身后。
臨走時，回頭望望這個小院子，姐姐和我在這個平實、勤勞的家里快樂的度過了十幾個年頭。這就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家，家里住著我們的爺爺、奶奶、爹爹和母親還有我親親的姐姐，不論我走到哪里這個小院子都在我的腦海里魂牽夢繞。
1956年劉胡蘭烈士陵園籌建時，我們家的小院子作為《劉胡蘭故居》收歸國有，列為陵園的一部分。1957年對外開放，1966年故居被查封，1972年經整理后重新開放。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劉胡蘭紀念館志》中指出：“1976年改擴建劉胡蘭紀念館時，對故居陳列進行了清理和保護，其后歷次陳展工作中都對故居陳列進行了調整。這些調整的實有物數量沒有記錄。”
七十年過去，再次走進我們家的老院子，陽光從高處照下來落在沒有了樹木的院子里，強光炫目。
正房、東屋陳舊的窗欞裸露著，老化的油漆斑駁的翹起;紅色的漆面顯現出澿過水的印漬，院子里一片沉寂。
緩緩地站在老家的屋檐下想念…….
想念我們家的那幾棵老樹、
想念我們家那個辛勤耕耘的老黃牛、
想念我們家院子里雞跳，羊叫、牛吃草的情景、
想念奶奶夜晚紡線線時紡車發出的嗡嗡聲、
想念姐姐和我繞著大樹奔跑的笑聲、
想念奶奶釀出的酒棗飄出的酒香、
更想念端起碗來，奶奶給盛飯時的慈祥笑容······
站在院子門口，看著屋子南面空空蕩蕩寸草不長的土場子，才知道原來院子早已不是原來的樣子。
院子的西南靠墻跟有一棵胳膊粗的小棗樹，它的樹枝迎風晃抖著，看那個形狀也就是有二、三年的樹齡。當我和這棵稚嫩的小樹兩兩相對時，彼此都是無限的凄涼和陌生;小樹搖弋著不言不語，它從未見過我，只會用颯颯的響聲發出問候。
我在外當兵多少年常常想家鄉，想念家里的老院子，想念家里的那幾棵老樹;想象著那幾棵小樹肯定已經長大，也許比那幾棵老樹還要枝繁葉茂。
在那些穿著軍裝轉戰南北的無數個不眠之夜，夢中的我無數次走進我家的老屋。在我心里老屋子里其它的東西可能早已物似人非了，家具、農具作為可移動文物早已經都移動了方位，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我心里那幾棵大樹是不可能移動的，它們的根深深埋藏在泥土里，是誰也搬不走的。我一直認為它們會把根越扎越深，永遠守候在我們家的老院子里。
而現在眼前的現實告訴我：“我想錯了。”眼前的情景讓我那么意外!我一直認為棗樹還在年年結果，其實只是我的夢想，現實打碎了我這么多年想念紅棗的憧憬。多年前那些槐花皚皚，棗花盈盈，香飄滿院的景象再也找不到了。
我總是記著我們家的棗樹結出的棗子個大，肉厚還核小;好多區上的干部都知道，我家的棗子特別的甜糯、耐嚼;姐姐外出宣傳、工作時兜里總要揣幾把大棗子，趕不上吃飯時就用它們充饑。姐姐的那些同志們都吃過我家的棗子。
如果想知道那幾棵盤根錯節的大槐樹和老棗樹有多大歲數，我們家誰也說不清楚，我記的爺爺在世的時候就說起過，那幾棵槐樹和棗樹早就種在了院子。他記得是他爺爺在時就有了。小時候的院子里它們就一直茁壯地自顧自的生長，并且一直繁花似錦，根深葉茂。
看不到老樹的影子，我的心似乎被掏空了一樣，無助地在院子的四周尋找。滿目望下去根本沒有老樹的影子;小院子空空蕩蕩。那些曾經鮮活的大樹消失的無影無蹤。一陣凄涼襲上心頭，除了嘆息只有無奈。捫心自問天下萬物都有它自然的歸宿，該失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既然失去了就由它去吧;也許那些百年的大樹只是乘風而去，去追尋我的姐姐富蘭子去了。
久別了的老院子，沒有了往日的熱鬧和溫馨。因為院子里沒有了樹蔭，陽光直射在父親住過的小屋的窗戶上又把光線返回來晃花了我的雙眼，陽光在我眼前畫出了光圈。
王本固從朝鮮凱旋歸國。
光圈里我仿佛看到八路軍連長王本固大哥向我走來，我記得就是這么個陽光照耀的日子;八路軍的王本固連長來到我們家里，就是坐在父親住的這間上房;他請求父親為他和我姐姐富蘭子訂婚，爹爹滿口答應了他。他們爺倆一起吃了白面餃子，喝了白酒。平時不言不語的爹爹那天高興，喝了很多酒，話也比平時多了;他高興自己的閨女選了心上人，讓爹爹也了了一個心愿。爹爹心里也明白;雖然上門給閨女提親的人家很多，但想要給閨女選一個如意郎君不容易。現在女兒的年齡在農村已經算是十七歲，再不給富蘭子定下婆家;別人會笑話。現在好了，女兒終于有了婆家。
那天爹爹收了定親禮時，我看到，姐姐燦爛的笑容像花兒一樣美麗。
無言無語的面對祖上留下的小院子，我默默地坐在老屋子里，冥冥中感覺到姐姐的氣息還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姐姐的味道溺漫在這個老屋的每一個角落，它夾帶著高粱面綿甜的清香，聚集著新收的麥子黃葉和泥土的混合氣息，還包裹了奶奶釀的酒棗的醉人酒香，就連青草喂飽大黃牛后打出的飽嗝氣息也蘊含其中，還有沾染著太陽曬干的汗濕的衣服，再和忙碌的爹爹身上的汗水匯集出的味道;這一些生活的原汁原味都恰到好處地攪拌在了一起，它們匯攏成一縷仙氣，在我的眼前和心底裊裊升起。這種味道早已沁入我的骨髓，它已經嵌在了我生命的密碼里;融通了我一生對親人的記憶，穿山越嶺，我都沒有忘記它。這種醉人的氣息只有我才嗅的出來;它是一種沒有解藥的鄉愁，無時不蝕骨錐心。
靜靜地站在奶奶、爺爺、爹爹和母親曾經住過的上房，也是在這個屋子，王本固連長在姐姐犧牲兩個月后，站在我爹爹面前，請求我的爹爹讓他重新安葬富蘭子，為富蘭子把身后事情處理好。爹爹始終無語，悶不做聲;滿面漲紅的王本固大聲的吼道：“我和富蘭子是定了婚的，現在還沒退婚!”
這個身經百戰的鐵血男兒在前方打仗，身后卻是未婚妻遭到勾子軍殺害。當他滿懷深仇殺回來報仇時，看到自己心愛的姑娘不僅身首分離，而且和別的男人合葬。他實在想不通，在他和富蘭子的定婚合約存在的情況下，為什么讓富蘭子還和別的男人合葬?作為一個熱血男兒他怎么能不暴跳如雷?
我看著王本固連長痛心疾首、失聲痛哭的神態;那種撕心裂肺的情景到現在還歷歷在目。我為他難過，更為姐姐難過。在他痛不欲生，據理力爭時換回來的是當場退回他的定親物件!怒吼著的他沖出了我們家大門。從此萬般無奈的他，懷著一腔的仇恨和熱血投入了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他要為富蘭子報仇!
他從解放戰爭的戰場到跟著部隊一直打過了鴨綠江。在戰爭的烈火中他燃燒著自己內心的痛苦。在往后的幾十年里，他堅定地選擇了沉默和隱忍，他忍受著被抹黑，被退婚的流言蜚語。他相信真金不怕火煉，事實永遠勝于雄辯的真理;他用博大的胸懷，包容了歲月給與他的創傷;選擇了堂堂正正做人。
王本固就是這么一個堂堂七尺男兒，他消滅過日本鬼子，打倒過蔣家王朝，擊毀過侵略朝鮮的美國兵。可就是這么一個從戰場上回來的功臣還要面對讒言;試想誰不落淚?
1953年春天我和王本固大哥曾經在太原見過一面，他當時在北京軍區炮兵第六師當師長，駐扎在內蒙。他一直把我視為他的小妹妹，見面時我們還合影留了照片。現在的他已經靜靜地安息在了烈士陵園，他一直是我一生敬重的兄長。
我相信他的內心從不曾從姐姐身邊離去，他在心里一直伴著姐姐度過無數個清冷的黑夜白晝，就因為他有對姐姐的敬仰和愛戴，使他熬過苦痛，默默地隱忍對他不公正的議論，活出了堅強。他一生唯一內疚的就是沒能保護好自己的戰友劉胡蘭。
70年代王本固參觀劉胡蘭紀念館。
直到今天我知道王本固大哥始終是姐姐最親密的戰友，是姐姐生前最信任的人。過去我不知道王本固大哥曾經咽下了多少委屈，但我看到了他對歷史的達觀、豁達和對信仰的執著。多少年了他就是在心里默默地守衛著姐姐的英名，以發奮的工作來證明他對姐姐的懷念和支持，在他被質疑，被無中生有的丑化時;我也是五雷轟頂的痛恨那些不負責任的謊言。今天站在我家的老院子我又一次懷念他······
放下思緒從父親的屋子出來，我轉身慢慢走近姐姐和我住的小屋，小屋的門虛掩著;順著墻輕輕地摸索著走進屋子，屋子的地上是高低不平的土疙瘩泥地;這凹凸不平的地面仿佛還是70年前的老泥土。低矮的屋頂下，半間房子是三面靠墻的土炕。坐上炕頭就能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低頭看著炕席的邊邊爛開了頭，炕頭的鍋灶還很完好，鍋臺擦抹出了黑光。恍惚中想起姐姐回來總要從灶臺的鍋里舀起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才和我說話;我低頭看看水瓢早已不知去了哪里。
當年姐姐出去都是走村串巷，在老百姓家、在田間、在地頭、在青紗帳里、在古墳穴旁動員群眾，發動群眾，每次回來時疲憊的姐姐都太累、太渴，過去我們倆總是隨時在鍋里準備著水，鍋臺上倒扣著水瓢。
看著空空的鍋臺，想念著姐姐，我的舌尖掠過一絲水的清甜，甜在心頭，又逐漸一點點淡去。
從西屋出來，久久的站在小院子里;風給頭發打上了結，吹亂了我的心緒，歷盡滄桑的悲傷也不能阻止我聽到自己內心撕裂的聲音。我想不通滿滿的一院子人都仿佛被風吹散了一樣不見了。
以前我也曾經去過后來老父親晚年住過的院子，小院子就在云周西村我們家舊院子的對門。這個新院子是政府收回舊居后，對我們全家人的居住安排。我們每個人回到家里，都會對政府給予的照顧感恩不盡。
新院子那里住著父親和繼母重組的家庭，院子西面那間相對于舊院子的西屋緊閉，里面堆滿了雜物，還有全國各地給姐姐寄來的信件;信件散放在柜子和土炕上，屋子里幾乎沒有人的落腳處。
我在這個民政局收去故居后補償給我們的小院子里住過幾次，每次小住我總是隨時地小心翼翼;怕給爹爹增加麻煩。
每當住在新的院子里，都使我更加想念老院子里的無拘無束。
1955年我回老家登記結婚，回去后還是在離云周西村三里外的保賢村領了我和丈夫的結婚證。保賢村里有我的姨媽王改卿的家，她代替了母親來關懷著我。后來我有了自己的女兒，由于工作學習的忙碌，顧不上帶孩子;就把她也放到了保賢村姨媽家喂養了一段時間。慈祥的姨媽為我們姐妹倆操勞了一輩子。
在老院子轉了半天，回過神來時天已經不早了，趕在黃昏以前我們離開了小院子。
來時我忐忑不安，但也絕沒想到此次回故居是來完成一次和白的槐花，紅的棗子的告別儀式。
低低的嗚咽出一句：別了，老院子里紅的棗子，白的槐花。從此你們別無凈土，只生長在我的腦海里。
院門輕輕磕上，阻斷了院子里傳出的聲音，走出兩步，又回頭靜靜的聆聽;好像院子里傳出姐姐的歌聲。
姐姐小時候就愛唱歌。每當奶奶紡線線時，我們就坐在奶奶身邊伴著房車的嗡嗡聲哼起：“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不澆交城就澆了文水。”姐姐的聲音響亮清脆，每次聽姐姐唱歌奶奶就喜得合不攏嘴。后來姐姐參加抗日又學了不少打鬼子抗日的歌曲，她唱給村里的老鄉聽，唱給部隊的戰士聽;她帶著歌聲走過許多地方;大家都喜歡聽她唱歌。
但是姐姐會唱的第一首歌是唱響在這個小院子，歌聲婉轉悠揚一直環繞在小院子上空不曾離去。
今天如果姐姐能聽一聽這首《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鄉》的歌曲她一定會很欣慰。如果再讓姐姐唱出來，那一定會更好聽。
離開時，我想起了姐姐唱過的歌，雙手不由得抱在胸前，仿佛正在擁抱著姐姐。眼里的淚花忍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轉轉，我努力的噙著它，不讓它們落下來，昂起頭來望著天空，默默地對著遠方說：“姐姐，我想念您了!”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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