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媽為什么從“干部”轉成“工人

　　作者：維梁

　　自我懂事以來就經常聽母親懊惱萬分地提起當年一樁往事，就是她和我父親當年曾經一時“誤判”，從工廠的干部轉成了那里的工人。這讓我雖然生在毛主席時代，但卻長在改開時代的人很不能理解，我們和以后的年輕人哪個不知道當干部比當工人強百倍?不說工資與工人相比是越拉越高，衣食住行越來越優越，就光說這吃喝玩樂和吃請收禮就不知比工人要強多少?而工作方面反倒是越來越不累，說累也是吃喝玩樂累此不疲。難道我母親當年是神經錯亂了?偏偏放著國家干部不當，非要轉成工人嗎?可她的一番話把我從自己生活的現實社會一下子帶到了一個十分陌生和新奇的時代。

　　她說：“你們哪里知道啊?我們那會兒的工人階級的地位可是不低，不但受全社會的尊重，包括干部們也不敢小看我們，就是每月的工資也比同年頭的干部多掙幾塊錢。你可別小看那幾塊錢啊?當時的錢值錢，每人就掙那二三十塊，多一毛都管大用了。”

　　我媽又接著說：“那會兒當干部有什么好?錢少掙不說，平時的活兒還得多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否則就沒人聽你的了。這還不說，等工人們下了班休息了，干部們還凈得學習政治，加班開會、寫報告、做總結、討論問題，而且還很容易犯錯誤，遭批評，真不是個輕松工作。你們孩子那會兒都太小，我和你爸爸又都身體有病，實在堅持不下去了，我和他一商量，說現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已經很多年了，干部就跟給工人做仆人一樣，要不怎么叫公仆呢，這種情況以后不會變了，誰叫咱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呢。所以不如回去做工人劃算。于是就這么改成工人了。結果一改開，越來越發現自己當年是跳錯船了，那個后悔勁就別提了。”

　　我母親這么多年來反反復復地跟我念叨這番話，所以也一直縈繞在我的頭腦里。我到不是為我母親太過惋惜，畢竟她是太“機會主義”了。但這事十分激蕩我心靈的是我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曾經存在過這么一個國家，就那里的干部居然比自己手下的工人掙錢掙得還要少。當然這個掙得少是相對的，不是拿一個年輕清潔工和毛主席比，和周總理比。我理解我母親描述的是說在一個工廠里同時參加工作，又工作了相同的年頭的兩個人比較，或按同類比級別來講，那么那個工人要比干部掙得只多不少，而且要比干部生活得更加自在和愜意。所以以同樣的原則，如果有人硬要和主席總理等高級國家領導人們比，那人家是二幾年就參加工作，參加革命了，級別比解放后很久才參加工作的一般工人高十幾級也不能說是特權。

　　而目前客觀地講，對比過去國家領導人的工資和過去工人階級的工資來說，現在的中國高級國家領導人們的工資仍然不算高得離譜。但是各級企業的中層干部的收入和那里的工人階級來比就高得太離譜了，和毛澤東時代更沒法相提并論。而他們的那些隱形收入，外加吃請收禮，等等方方面面的好處加在一起，就跟工人階級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有天壤之別了。大大超過了當年毛主席制訂的原則：同年頭參加工作的干部不能比工人掙得多，更不能超過太多。不然就違背了共產黨的革命性，和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代表性。當年干革命難道就是為了自己能比別人掙錢掙得更多嗎?做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難道就是在掙錢上當先鋒嗎?相反，還能代表工人階級嗎?不是真又多了個階級嗎?你說干部比工人工作累?你有毛主席那會兒累嗎?工人工作八小時，你干部一天能干八十小時?不然，工資獎金為啥比工人多十倍、二十倍?你說你干部擔當更大責任，那難道工人不擔責任?出了錯誰先下崗?

　　而要我看，毛澤東主義(注意不僅僅是毛澤東思想，那是對毛主義的小看，你可以說孔孟“思想”，因為這只停留在孔孟的頭腦里沒有被他們有機會成功實踐，而毛主義是有思想、有路線、有實踐、有勝利成果的偉大主義)的偉大之處就是把真正想為人民全心全意服務的好干部給留在了崗位上，而把其他哪怕是像我母親那樣因為是身體原因、家庭原因，或其他這樣那樣原因不能集中精力為人民服務的干部給過濾了下去。那么這些留在崗位上的干部多數來講，他們努力工作就不是帶有太多個人目的了，肯定不是為了錢，頂多算是為一點點“名”吧，也可以理解。

　　這樣有了當年的講求干群平等的毛澤東主義，才有了當年那么純潔的干部隊伍。而貪官蛀蟲肯定是對那里不感興趣的。但我也只是聽我媽說過，是屬于聽說過沒見過的人。而到底當年的具體情況是如何，我很歡迎這里的老同志們都多談談，留下第一手的珍貴資料，你們和我父母一樣都是活化石，不要只在這發牢騷、喊口號，而要把珍貴的第一手的資料留下來。否則等你們一走，找毛主席去了，我再跟別人講這事，別人該說我是瞎編亂造了。

　　夜來忽夢少年事：深切懷念我的師傅們

　　作者: 田嘉力

　　在國有企業紅火的時代，從優秀工人中提拔了一些干部，他們被稱為“以工代干”。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在車間當工人的時候，車間主任、黨支部書記、工會主席、工段長，都是“以工代干”。那時候廠里流行一句順口溜，就是標題中說的“升官不發財，定量減下來。”工人被提拔當上車間主任，甚至更高的職位，工資不會增加，但糧食定量要減下來。那時候糧食按定量供應，工人的糧食定量高于干部，所以工人當上干部要把糧食定量減下來。從個人利益考慮，優秀工人當車間主任是不劃算的事。能當上車間主任的工人，往往都是高級別的技術工人，那時候工廠里還流行一句順口溜“七級看，八級轉，五級六級甩開膀子干”。七級工、八級工在生產中主要任務是現場指導，等于是脫產干部，但卻享受工人的糧食定量。當上車間主任后，工資不增加，晚上加班不能和工人一樣報加班費和夜班費，糧食定量卻要減下來。而且，沒當車間主任時，七級工或者八級工，親自動手操作的時間很少，可是當上車間主任后，為了完成任務，經常要跟班勞動，以鼓舞工友士氣。還有，那時候基本沒有干部以權謀私的現象，即使有，也無非是讓那些想找車間主任辦點事的人送兩瓶酒、一條香煙，所謂“研究研究(煙酒煙酒)”就是這個意思。可是糧食定量減下來，長期的累積效應，那是很吃虧的。但那時候優秀工人都以能夠“以工代干”為光榮。也許有官本位的潛意識發揮作用，但更多的，是認為受到組織和群眾信任、能夠為大家辦事，是光榮的事。如果用現在的理論說，他們可能認為這可以滿足個人成就感的需求，可以滿足公眾認同的需求。總之，“以工代干”的車間主任、工段長們樂此不疲，長期奉獻而無怨無悔。

　　那時候我們廠最高級別的“以工代干”是一位副廠長。他和其他的“以工代干”的車間主任、車間黨支部書記，以及沒有“以工代干”仍然是工人的人，有共同的師傅。因此，每年春節時，他們都要去給師傅拜年。師傅照例要留他們吃飯。吃飯時的座位是有講究的，副廠長在廠里職位雖然高，在師傅這里卻不是進師門最早的人，先入師門為兄，所以副廠長的座位只能排在另兩位師兄的后面。

　　那時候我是剛進廠的青工，當然要和其他青工一起，去給我們的師傅拜年。這里所說的師傅并不特指某一兩個老工人，而是車間里全部的已經有資格稱為“師傅”的人。我們從這個師傅家出來，又涌到另一個師傅家里去，走一路吃一路，還要包一包帶走。人人笑口常開，其樂也融融。

　　往事如煙，轉眼間我也進入退休年齡了。想當年“以工代干”的車間主任、黨支部書記、工會主席、工段長，以及我們曾經年年春節去拜年的師傅們，應該都已經垂垂老矣。這段時間不知為什么，常常“夜來忽夢少年事”，老師傅們的音容笑貌常入夢中來，醒來后似乎看見一個個曾經熟悉的背影漸漸遠去。再也睡不著了。不久前接到一位當年的青工朋友來信說，工廠的廠址已經有一半賣給某開發商了，某師傅已經作古，某師傅患了什么病，正為治病發愁呢。至于我的師傅，曾經教我鉗工技術的師傅，身體還健朗，每天早上在原先的工廠福利區、現在已經衰草遍地的近似“荒地”的地方散步。記得我考上大學臨離開車間時，我的師傅對我說：“到了大學好好學，畢業后當上‘小老臭’別忘了你師傅。”我說：“少扯淡。”師傅順手給我肩頭一拳，于是師徒告別。至今已經30多年過去了。

　　歐陽修在《豐樂亭記》中說：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也，蓋天下之平久矣。

　　又說：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杰并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海內一。向之憑恃險阻，鏟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豐樂亭記》是寫滁州的景物，那里在五代時曾經是南北戰爭爭奪的場所，歐陽修回憶當時的戰爭，說“蓋天下之平久矣”，“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用這兩句話來作兩個小結，從這兩個小結里贊美宋朝的太平，人民已經忘掉戰爭的苦難，是借古頌今的意思。

　　本文也有“欲問其事而遣老盡矣”的感慨。我曾經揮灑汗水的工廠已經沒有了，我過去的好幾位師傅已經不在了。我知道挽歌是喚不回那個年代的。但我自己的師傅仍健在，我是要回去看望我的師傅的。否則，真的會“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遂寫此文以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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