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
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盡管講了那么多的馬列主義概念、階級斗爭
概念，結果把階級斗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的個人修養。
不講現實的階級斗爭，不講奪取政權的斗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
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
話說1967年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新西蘭共產黨主席威爾科克斯。參加會見的有周恩來、康生、劉寧一。
威爾科克斯一走進會見廳，就大步上前同毛澤東熱烈握手、擁抱，他關切地問道：
“毛主席身體好嗎?”
毛澤東幽默地笑著說：
“馬馬虎虎，暫時還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見馬克思了。”
賓主落座后，威爾科克斯接著剛才的話題動情地說：
“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我們還不能讓毛主席死，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可吃不消。”
“人總是要死的，你不讓我死，有什么辦法呢?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體，要是我不抽煙的話，我一定勸毛主席不要抽煙。”
毛澤東把頭一搖，說道：
“這個矛盾不能解決。已經成了習慣，很多年的習慣，要是不抽的話，就好像少了什么東西似的。從30多歲就開始抽，抽了40多年了。我是學了馬克思的，沒有學列寧。”
康生插話解釋說：
“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煙，就是列寧不抽。”
毛澤東微笑著拿起茶幾上的香煙，點燃了，吸了一口，詼諧地說：
“國民黨領袖都不抽煙，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都不抽，可是他們都不得好死。孫中山得了癌癥，要是他抽煙，也許還不至于得。汪精衛當了漢奸。”
周恩來插話說：
“汪精衛最后也是得了癌癥，死在日本。”
毛澤東為他的抽煙理論又有了一個旁證，得意地笑了。可威爾科克斯卻依然懇切地堅持說：
“希望毛主席戒煙，因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長壽。”
毛澤東說：
“很多人都勸我不要抽煙，可我偏要抽。抽煙是健康的表現。我有過1年停止抽煙，因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來病好了，又抽起來了。將來我見馬克思的時候，他會問：‘毛澤東，你抽不抽煙?’”
說完，連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來，笑得是那么開心，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談話切入正題后，毛澤東談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說：
“革命派在開始時都是受壓迫的少數派。北大的聶元梓是這樣，北航紅旗也是這樣。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北航開始時多數派有幾千人，少數派紅旗只有200人。各個學校都是這樣。多數派是紙老虎。上海無論在學校還是工廠，開始時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數。有人說中國已經搞了十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從文化革命才開始的。”
“過去歷次整風都是在干部中進行的，沒有發動群眾起來檢查干部，這次是發動群眾起來檢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壞的，可能辦錯事，整錯人。”
“解放以后，學校還是國民黨的，教員大部分是國民黨留下來的，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都是如此。……共產黨自己沒有多少教師、演員和畫家，有經驗的辦報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這些的還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看來要一兩年，這是從全國來說。”
3月1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社論中寫道：
“離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離開兩條路線的斗爭，去談破私立公，就會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最大的公。”
3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關于各地奪權情況的談話中說：
“大局還沒有定哩!”“要寫一個通知，各地奪權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則，不能成立。”“大企業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奪權。急于奪權的人有問題。別人要奪讓他奪，好就支持，不好再奪回來。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認。”
3月16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將《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變的材料》及對材料的批示呈送給毛澤東。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寫道：
“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叛徒集團。”
《材料》中寫道：
中央文革小組經過查證，劉少奇在1936年3月到北方局后，感覺一直在北方局工作的柯慶施、莫文驊等人不聽話，不積極貫徹“一切服從抗日需要”的政策，執行了極“左”路線。4月，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后，把剛從國民黨監獄里出來的彭真、林楓安排進領導班子，由林楓作為他的秘書兼任北方局秘書長。劉少奇、林楓在整頓北方局時，讓柯慶施靠邊站了。柯慶施、李菁玉等人聯名給黨中央寫信，揭發劉少奇、彭真等人的問題，要求撤銷劉少奇的職務。信到陜北后，張聞天給壓了下來。由此查出了1936年8月30日刊登在《華北日報》上的《徐子文等反共啟事》。啟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于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當茲困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斗，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愿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后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并望有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徐子文(安子文)、劉華甫(劉瀾濤)、楊仲仁(楊獻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維勛(鮮維勛)、馮俊齋(馬輝之)、張永璞(薄一波)、徐立榮(徐子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這篇反共啟事是經過楊獻珍三易其稿，以獄中黨支部書記薄一波為首的共產黨員討論通過，征得國民黨當局同意后，在報紙上發表的。此后，一直到1937年3月，一共有61人分9批在《華北日版》、《益世報》上刊登了監獄擬好的《反共啟事》。
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中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進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后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工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干部的信》，號召人民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信中還寫道：
“希望你們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這個新的條件下，更加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成為現階段全國勞動群眾抓革命、促生產的最出色的模范。黨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大力協助地方，支持工業生產工作。你們應該很好地同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合作。”
這一天，北京市召開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吳德陪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到會祝賀。周恩來和陳伯達先后在大會上講了話。吳德在講話中說：
“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最為重要的一步。”
3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增補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為中共中央軍委常委。
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兩軍工作由此開始了。
3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告》：重申停止全國大串聯。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批外出人員陸續回到了本單位。
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干部大會上圍繞“階級、階級斗爭、階級觀點”、“主流和支流”、“軍隊支援地方”3個問題發表了講話，他在“主流和支流”部分的講話中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最大。”
周恩來也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現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
這天下午，北京市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徹底擊潰譚震林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了會議。
在這次大會上，發言人紛紛批判譚震林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提出了“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
周恩來在大會上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講了話，他表示：最堅決地支持革命群眾反擊“二月逆流”的斗爭。
3月20日晚，毛澤東對林彪在軍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作了批示，他寫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請交文革小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冊子發給黨、政、軍、民的基層。我做少許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
毛澤東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涉及劉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
3月22日，北京市召開革命職工代表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吳德陪同下到會祝賀。周恩來和陳伯達在大會上先后講了話。
3月23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執行和捍衛革命的“三結合”方針》，社論中說：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
3月23日晚，毛澤東對戚本禹所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做些修改后，批示道：
“看過，寫得很好。”
3月24日，周恩來對三支兩軍干部們說：
“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逆流。”
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和林彪3月21日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作出了《處理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寫道：
1、青海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2、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后，勾結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300余人，甚至向15、16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3、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并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并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支槍。4、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
中央軍委決定：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有關青海問題。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眾予以平反和釋放，并著手建立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軍管會。
中央決定：將趙永夫隔離審查，將與此事有直接關系的張秀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月25日，首都中等學校紅代會成立，周恩來、江青到會祝賀并講了話。
3月27日，周恩來在一個會議上插話說：
“到奪權這個階段，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是主要的斗爭目標。”
3月27日，毛澤東提出“大中小學校都要復課鬧革命”。號召學生迅速回校上課，一邊上課，一邊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3月28日晚，周恩來接見水電、煤炭、冶金、物資、林業、計委、紡織等國家機關21個單位的代表，他在講話中說：
“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缺乏經驗。現在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經驗多了。這次奪權是1949年奪權的繼續，這次奪權是最徹底的。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有個估計，原說在2、3、4月看出眉目，現在還得加上個5月才能看出個眉目，明年2、3、4月或更長一些時間要看出結果。對干部不要揪來揪去。你們可以約好時間批判他們，批判完了讓他們回去，他們還要抓業務。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國務院需要他們工作，中央現在沒幾個人抓業務。全國正值農忙，工業處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審干，要排排隊，解放一些干部到業務生產崗位上去。”
3月29日，《紅旗》雜志準備發表一篇題目為《1966年六七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干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的文章。清華大學是劉少奇派其妻子王光美蹲的點，和四清時的“桃園經驗”一樣。
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在題目的前面加上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句話，再把原標題加上括號。他還在文章中加上了這樣一段話：
“對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爾后，又寫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并予廣播。還應調查一、二個學校，一、二個機關的情況。”
3月底，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提出要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他說：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本書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盡管講了那么多的馬列主義概念、階級斗爭概念，結果把階級斗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的個人修養。不講現實的階級斗爭，不講奪取政權的斗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什么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抽象的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這本書脫離階級斗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斗爭，空空洞洞，講一些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我看大學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選幾段寫些文章批判。”
劉少奇寫于1939年7月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小冊子，僅在1962年到1966年間，就售出了1500萬冊，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種毛澤東著作的發行量。
3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的《紅旗》雜志第5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在7日經過毛澤東審定的。毛澤東在原稿中寫下了兩段話：
“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從上至下，凡需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隊或民兵參加，組成‘三結合’。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大、中、小學)、黨政機關及民兵團體都要這樣做。縣以上都派軍隊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這是非常之好的。軍隊代表不足，可以暫缺，將來再派。”
社論中強調說：
“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干部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錯誤的。”
自此以后，其它各省市自治區、各單位在奪權后建立的新政權就全部以“革命委員會”命名了。
3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紅旗》雜志評論員的文章：《在干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這篇文章中寫道：
“‘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的過程中，必須徹底批判在干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斗爭，脫離革命，脫離群眾政治斗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拐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對這本書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3月31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和各大報紙還發表了由王力和關鋒以紅旗雜志編輯部調查員名義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干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117號文件：《關于安徽問題的決定》。毛澤東在這個文件里，特意加上了這樣一段話：
“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沖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并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擊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文件中還寫道：
“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強迫群眾請罪的作法，是極其錯誤的，嚴禁假借‘鎮反’的名義，鎮壓革命群眾。”
江青對117號文件特別重視，她在幾次會議上都講到了這個文件的內容，并且還說：
“毛主席親自指示制定的這個文件，十分明確地體現了毛主席對革命群眾的愛護和保護，徹底糾正了今年2月和3月間全國各地出現的鎮壓學生和群眾革命的錯誤傾向，這就保證了我們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夠順利地沿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下去。同志們，你們在底下斗，我們也在上面斗呀，這些文件來得不容易呀，我們的斗爭只是沒有武斗就是了。”
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撰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引用了毛澤東在1954年寫給政治局信中的一句話：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
文章又寫道：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某某等卻大唱對臺戲。”
這篇文章雖然沒有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但國人一看便心領神會。文中的胡某某，則指的是胡喬木。
4月6日，毛澤東在林彪送審的《中央軍委關于支左工作的命令》草稿上批示道：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他還在草稿中“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段話：
“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群眾自己寫的檢討書，退還其本人。有些長期不覺悟并且堅持錯誤觀點的群眾，不要急于要他們認錯，而要給以時間，讓他們在斗爭中自己教育自己。”
在軍委這個《命令》中，共有10條內容，通常被稱為“十條命令”。其主要內容是：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于過去沖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責任。
毛澤東審批了“十條命令”后，在談話中說：
“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就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面也起來了，這不要緊。有點反復有好處。”
他在提起劉少奇搞的四清運動《后十條》時，又說：
“63年搞了十條，才隔兩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后十條，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
4月6日這一天，中南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第一次揪斗了劉少奇。
在此之前，吳德幾次給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寫了揭發材料，系統地把文化大革命以來他所參與的和他所知道的劉少奇、鄧小平對北京市運動的指示作了揭發和批判，還表示說：“我決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刀兩斷，徹底決裂，同時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廣大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陳伯達和康生贊揚他說：
“吳德同志新生了!”
4月7日，聶榮臻寫信給毛澤東，談了對楊成武的看法。
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批判旗幟》的社論。社論中歡欣鼓舞地宣布說：
“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的凱歌聲中，一個新的偉大的戰役開始了。”
這一天，陳伯達、康生在中央軍委召開的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這本書是唯心的，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斗爭，不講奪取政權的斗爭，只講個人的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大會，首都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萬人都參加了大會。大會批斗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人。
4月10日，毛澤東在聶榮臻4月7日的信上批道：
榮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
毛澤東
1967年4月10日
4月12日至18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部署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批判。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在會議上都作了長篇講話。
陳伯達在講話中，傳達了毛澤東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批判的指示。
江青在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為人民立新功》，這是一篇經過毛澤東修改過的8000多字的講話稿。江青說：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做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看著，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
“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這也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匯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并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吶!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些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系，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扼殺這篇文章了。”
“目前，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下，同志們正在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勛。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江青講了《觸詟說趙太后》的故事。毛澤東在她的講話稿中，加上了這樣的話：
“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江青說：
“大多數同志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志，就能大義滅親。”
江青所說的大義滅親，是指陳士榘的兒子參加了“聯動”組織，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人利用侮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陳士榘不光管了兒子，還和感情早已疏遠的老婆離了婚。他認為老婆傳播關于江青在延安時期的一些話，是往毛澤東臉上抹黑。毛澤東稱贊他是“大義滅親，立場很好”。江青接著說：
“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么樣，而是管起來，讓他好好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
江青話鋒一轉，說道：
“少數同志，太過分了。”“‘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車、照相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對子女，不要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后代。我們要嚴格地教育他們。”
“要把我們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面是我們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會的影響。”
“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制。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在我們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們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后，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么壞處呀。”
欲知毛澤東此后如何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鑒于歷史的教訓，對高干子女一直是非常關注和憂慮的，他早在1965年就對自己的兒女們說過：“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而他準備教育、改造、鍛煉那些高干子女的辦法就是“總有一天統統把他們趕到農村去。”毛澤東的兒女們都不理解爸爸為什么會這樣說呢?多少年后，李敏才悟出了“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這句話的深意，她說：“爸爸是怕我們長期生活在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會借著父母的地位而飄飄然地忘乎所以;會借著父母的權勢而目中無人地自以為了不起;會借著父母的榮譽，什么都不懂卻哇喇哇喇地亂發議論。這樣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國害民。”
從歷史上看，歷朝歷代有很多事情都在不斷地在重復著。人們常說的“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只要認真地看一看正史，就會明白眼前發生的事情并不新鮮，在歷史上都可以找到先例，只不過是那些人的名字和事物有所差異而已。可惜人們從來不管歷史，從來不想“五世而斬”的古訓，只顧朝著自己的利益勇往直前，最終也不過是落一個“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下場。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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