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劉少奇知
道嗎?你們這些常委們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
群眾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們發動起來，把政策交給群眾，我
們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話說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年級的幾個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在學校附近的圓明園廢墟上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
原來，這幾個中學生也受到了此一時期政治氣候的影響，他們經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評論政治形勢，出于對黨中央、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樸素的階級感情，決定建立一個組織，保衛黨中央和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他們的誓言是：
“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人類是我們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后一滴血。”
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影響下，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學校的學生，也相繼成立了類似的紅衛兵組織。
自此開始，“紅衛兵”成為中國最革命的青年學生和最革命的群眾組織的代稱。
后來，紅衛兵組織逐漸發展到北京市各大、專院校和全國各地各類學校，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步入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發去了一封請示信，他們在信中寫道：
“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
毛澤東當天即在這封請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寫道：
“同意這樣做。”
5月31日，陳伯達率領有穆欣、唐平鑄等人參加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自此以后，以陳伯達為首的工作組掌握了《人民日報》每天的版面，同時控制了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廣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陳伯達授意、改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將“五.一六通知”的內容公布于全國。社論還宣告說：
“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就這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中首次出現了。從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每天發表一篇社論。
也就在6月1日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因對北京大、中學校的局面無所適從，便飛往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并請求毛澤東盡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他指示劉少奇、鄧小平要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隨即又飛回了北京。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澤東對《紅旗》雜志社和《光明日報》總編輯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作了批示，他寫道：
康生、伯達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7人寫的針對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這張大字報。
是日晚，王力、關鋒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學的觀察員曹軼歐，在釣魚臺14號樓趕寫了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康生高興地說：
“這下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6月2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上全文刊載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同時，還發表了王力、關鋒、曹軼歐等人組織寫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此時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既不了解毛澤東的意圖，也不同意毛澤東的若干意見。他們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如何穩定局勢，控制文化大革命運動。
6月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首先聽取已經內定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關于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
李雪峰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專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學生們組織起來，走向正規。他提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8條要求。這8條要求經過劉少奇修改后，內容如下：
1、大字報要貼在校內。2、開會不要妨礙工作和教學。3、游行不要上街。4、內外區別對待，大字報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能參加運動。5、不準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鬧。6、注意保密。7、不準打人、誣蔑人。8、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劉少奇還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議，決定從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里抽調一批干部，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組，進駐各大、專院校，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劉少奇要求各級黨委要參加運動，要負起領導責任。
李雪峰對劉少奇說：
“我絕對不會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一定要竭盡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6月3日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了北京大學。
不久，經周恩來親自批準，中央又從空軍、海軍及其他單位調來1萬多人組成工作組。進駐北京其它各大、專院校，領導文化革命運動。這些工作組名義上受北京新市委領導，實際上是受中央直管的。
此后，許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組，進入大、專院校，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
此時，剛調入中央任職的陶鑄也立刻積極參與制定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支持派出工作組，并提出了現在就是工作組專政的口號。
6月3日、4日兩天，李雪峰連續兩天召開了北京市有關方面人士的會議，本著先黨內后黨外的原則，傳達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他在會上還宣讀了經過劉少奇修改的北京新市委關于進行文化大革命的8條方針。
6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
《人民日報》同時還發表了6月3日由周恩來親自撰寫的新華社的電訊稿《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電訊中說：
“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1、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2、撤銷中共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云的一切職務，并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3、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李雪峰看到這個新聞，打電話請示劉少奇說：
“這個決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劉少奇說：
“總理請示了主席，主席點頭了。”
至此，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外，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彭真經營了十幾年的北京市委徹底土崩瓦解了。
李雪峰到北京大學講了話。他個子不高，穿著灰色褲子白襯衣，手里拿著一把扇子，不住地搖晃著。他說：
“我在上學的時候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地下黨。那時參加共產黨是要殺頭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參加黨。我們在太原也鬧學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勢怎么變化，我們有一條信念是不變的，那就是跟著共產黨走。離開了這一條就會犯錯誤。這一回，我們在打倒彭真黑幫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吳德同志說的，我們幾個人到北京來就是要演出一場《八大錘》。看我們演得像不像樣，請你們來給我們打分。”
據吳德后來回憶說：
“那時我剛剛從東北來京，對整個運動的情況并不十分了解。劉少奇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說：‘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是協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們來演一出現代的《八大錘》。’因為我和李雪峰調京的時候，從山西和華北局還調來了另外6個主要負責同志，包括《山西日報》的吳象和山西團省委書記李立功等人。那時北京新市委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權威，北京的運動直接受中央的領導，我們動不動就會陷入政治漩渦里去。李雪峰對我這樣說過：‘他媽的，這個官兒可不是好做的，放個屁也會讓最高層聞見，我們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會栽進黑洞里了。’這話，我至今記得清楚。”
6月6日和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聽取李雪峰關于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李雪峰匯報后，又提議說：
“這次運動，應該制定一個決定，明確打擊的重點是什么?黑幫和黑線的標準是什么?不然，群眾心里沒數，我們心里也沒數。”
劉少奇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爭的規模還要大，意義也深遠。現在還是要放手一些。我們要善于領導和敢于領導這次運動。首先要敢于領導，引火燒身，主動檢查自己的問題和錯誤，自己站在運動的前面。善于領導就是要避免被動，避免領導落后于群眾的那個局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該放在吳晗一類人上面，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敵人。不管出現什么問題，不要轉移了這個目標和視線，也不要分散目標，要讓廣大群眾和吳晗、廖沫沙、鄧拓一類的黑幫劃清界限，明確政策。知識分子有左、中、右3類，通過這次運動，要把他們劃出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將來依靠誰，團結和打擊誰了。這樣便于我們對廣大群眾采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
6月9日，劉少奇和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和康生一塊到杭州去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劉少奇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斗爭基本上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
康生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點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學校和單位像1957年那樣抓右派，是否擴大了打擊的范圍?也未必符合毛澤東同志這幾年來的指示。”
毛澤東說：
“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之前，任務是講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劉少奇知道嗎?你們這些常委們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眾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們發動起來，把政策交給群眾，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越南主席胡志明，他說：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73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詩說：‘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在他們死后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
“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許多年毒，主要是1959年到1962年這4年。”
“中國現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問，以前我們知道不知道?我們是知道的，彭真犯過一系列的錯誤。早幾年我已經要撤換他。北京市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
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天下烏鴉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我們最近這場斗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你不是贊成清官嗎?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有見過。……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
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各大區負責人談話。據王任重日記記載，毛澤東說：
“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
“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6月12日，毛澤東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匯報工作時插話說：
“派工作組太快了并不好，沒有準備。不能讓他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他還說：
“學生不讀書了。半年之內，我看不讀書，最活的是讀報紙。”
6月13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出了《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上說：
“鑒于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辦公廳主任、8341部隊政委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陪同下，乘專列離開杭州，向西駛去。
說起8341部隊的來歷，其實它是在解放初期從在延安時期就擔任中央警衛的1個師中抽出來的1個團，組建成中央警衛1團，番號為“總字001部隊”。后來這個團的番號幾經變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為8341部隊。此后，8341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中，才一舉名揚天下。沒想到在十幾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盛行了，據著名的紅學家權延赤說，一些“氣功師”、“星象家”、“易學家”便胡謅出“8341”是毛澤東“壽命83歲，執政41年”的讖語。這種低級無聊的無稽之談不但沒有人出面駁斥，反而為十幾億中國人所津津樂道，這不能不說是歷史與毛澤東他老人家這位反對宿命論的唯物主義大家開了一個好大的玩笑。
閑話少敘。再說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江西省委幾個負責人，他說：
“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
是日晚，毛澤東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毛澤東的專列直奔長沙，毛澤東在九所6號樓住了一個晚上。
6月17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湖南省公安廳副廳長高文禮和接待處處長肖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縣老家韶山沖的滴水洞。這是毛澤東繼1959年之后第2次回故鄉。
毛澤東坐在一輛吉普車上，在他的前面和后面，均有轎車。張耀祠和高文禮坐在前衛車上，一輛大客車尾隨在小車隊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隨行的8341部隊的警衛人員。
滴水洞離上屋場約4公里，位于韶山沖西邊，韶山水庫東邊，處于南面的龍頭山、北面的黃峰山、西面的牛形山3座山峰環抱之中。
以前，這滴水洞中即使是在大旱之時，也依然是滴水不斷，回聲悠揚，其韻如琴。在滴水洞前邊有一座橋，橋下是一條小溪，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來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中，截斷了山溝，滴水洞從此不再滴水，成了一個名不副實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書記周小舟的職務后，為了完成毛澤東想在滴水洞蓋一個茅棚的心愿，專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這個地方果然是風景幽雅、山勢險峻，安全保密，即使發生了武裝政變，也可以在山上憑險抵抗。張平化將建房的計劃呈報給中南局書記陶鑄，經陶鑄批準，擬撥1億元人民幣進行興建。湖南省委立即組建了領導班子，由省委秘書長任總指揮。這群代號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從1960年下半年破土動工。由于3年經濟困難的原因，領導者只好因陋就簡，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師劉鴻慶為總設計師，參照中南海毛澤東住所的建筑式樣，吸收了蘇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點，設計出1、2、3號主體工程。1號樓為毛澤東專用。2號樓是2層的客房，共24間，供陪同的中央負責人居住。在與1號樓相鄰的2號樓的回廊邊有數間偏房，由毛澤東的貼身衛士、服務人員居住。3號樓有數層，距1號、2號樓約百米之遙，在距洞口不遠的山腳下，是隨行的警衛部隊戰士和省委接待人員的留宿處。這項工程及從韶山到滴水洞的唯一的柏油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終于完工了。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確是一個非常隱秘、十分僻靜的所在，哪怕飛機從上空掠過，也拍不到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從飛機上看到一個拳頭形狀的山窩。就是從龍頭山、牛形山、黃峰山上走一圈，從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點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澤東祖父墳頭的大石鼓上，仔仔細細地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見萬綠叢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號樓。
毛澤東一行的車隊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澤東下了車，沿著1號樓邊走邊看，抬頭望望蔥綠的群山，高興地說：
“這個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錢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壞了。”
張耀祠和高文禮請毛澤東住1號樓，他們倆則住在2號樓。8341部隊的戰士們住在3號樓。
在滴水洞外圍的高山要道上，由當地部隊部署了警衛，滴水洞的內衛警戒則由8341部隊負責。
此時，天氣十分炎熱，滴水洞別墅還沒有冷氣設備，肖根如指揮從長沙用卡車拉來幾個大水桶和冰塊。這次隨同來滴水洞照料毛澤東起居的，是專列上的兩位女服務員郭國群、張玉鳳，還有一位男服務員小周。他們把冰塊分放在木桶里，用電風扇把冰塊吹溶成冷氣，使室內的溫度降低。毛澤東高興地說：
“這種‘土空調’不錯嘛。”
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熱得直冒汗。
毛澤東在滴水洞期間，一架專機往返于北京——長沙之間，每天給毛澤東傳遞著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澤東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是煩躁不安，在室內猛抽著煙踱來踱去。按照他的習慣，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員是不能打擾他的。毛澤東將他的思慮凝聚于筆端，賦七律詩一首，題為《有所思》。詩云：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叢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宇宙，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七億人民有所思。
有一次，毛澤東和吳旭君談話說：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還常在山下散步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原來，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龍頭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塊大石，其狀如鼓，人稱“大石鼓”，毛澤東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這里，他的很多親人也葬在這一帶山上。
有一次，毛澤東朝著右邊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員擔心他年事已高身體吃不消，連忙說：
“主席，山上沒有路，荊棘多不好上去。”
毛澤東才打消了上山的念頭。
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等人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會議起草了《文化部為徹底干凈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斗爭的請示報告》。
6月18日上午，進駐北京大學的工作組正在集中開會。北京大學的化學、生物、東語、西語、中文、無線電系等單位，先后發生批斗干部、教師的事情，總共有60多個干部和教師被群眾批斗。工作組立即趕到現場，加以制止。
原來，工作組進駐大、專院校以后，成功地利用了剛剛建立起來的紅衛兵組織，使之成為工作組和黨委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受到排斥和壓抑的青年學生也紛紛成立了獨立的紅衛兵組織，有的學校甚至還出現了幾個紅衛兵組織。自此，在紅衛兵組織之間發生了裂變。原先工作組支持的紅衛兵形成了所謂的“老文革”，而作為反對派的那些新成立的紅衛兵則統稱為“新文革”，這就逐漸形成了“老文革”和“新文革”兩大派別之間的斗爭。“新文革”這個反對派與工作組對立的事件時有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作組的正常工作，所以就難免會受到工作組“反干擾”的壓制。這就是“6.18”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
6月19日，劉少奇聽取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匯報，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批斗干部和教師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學調查處理。
北京大學工作組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把反對工作組的群眾打成了反革命，把“6.18”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
這一天，劉少奇又給李雪峰打電話說：
“我考慮了很久，想讓王光美同志到清華大學蹲點，以便取得運動的發言權。最好讓她擔任清華工作組的一個領導職務，給她創造一個提高和學習的條件。你看怎樣?”
李雪峰說：
“很好，清華大學是北京運動的重點，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辦好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指示來到清華大學蹲點，正式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領導工作。她在清華大學看大字報時，對學生們說：
“我是按照劉少奇同志的吩咐來看大字報的。”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對待革命的大字報采取什么態度，是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區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區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須歡迎大字報，保護大字報，帶頭寫大字報，放手讓群眾寫大字報，放手讓群眾揭露問題。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對大字報怕得要死。見了大字報臉色發黃，渾身出汗，千方百計地壓制群眾的大字報。害怕大字報，就是害怕群眾，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無產階級專政。”
6月20日，北京大學工作組將處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簡報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呈送中共中央。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了這一處理報告，他在簡報的批語中寫道：
“現將9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劉少奇作了批示后，又對李雪峰說：
“我和總理、小平、陶鑄、伯達、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匯報了北京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我向主席說明，學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種辦法，一是奪權，這是少數，也就是像北大那樣把黑幫黑線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二是批判學術權威，如批判像翦伯贊、匡亞明那樣的反動分子。三是搞教學制度的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系列的問題。城市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結合起來搞，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我講話后，主席說：
‘聽聽群眾的意見吧，我們不忙著下結論，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吳晗這些人搞資本主義復辟，我看也可以。社會很復雜，只搞社會主義而不讓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純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只有片面性了嗎?我看就讓他們猖狂進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槍來搞政變、搞叛亂，我都贊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會出現。出現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們無非退出城市，再到農村打游擊，或者叫我們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罷了。’
所以，大家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沒有明確的結論。主席的這些話，應該是極而言之的，我們不能讓它到了那個地步，所以，該怎么辦，一定要有決心和辦法。”
后來， 劉少奇還在批轉中南局、西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上寫道：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
據團結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紅衛兵秘錄》一書記載：“據北京24所高校的統計數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學生10111個，支持他們被同樣宣布為‘反革命’的教師達2591人。”
6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江青、張春橋起草的《文化部為徹底干凈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斗爭的請示報告》。
6月下旬，陳伯達在懷仁堂會議上根據上海的意見，給鄧小平遞了一個條子，說：
“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說：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了套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
陳伯達說不出道理，回到釣魚臺14號樓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說：
“上海不要工作組，這里又批評得這么兇!”
陳伯達將北京的情況報告了上海，江青傳話說，文革小組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要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
欲知毛澤東如何處理工作組問題?請看下一章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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