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
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
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
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哪一年社會主義完結，進到共產主
義社會，就沒有階級矛盾了。不是階級矛盾，也有別的矛盾嘛。馬克思主義
是不贊成沒有矛盾的，不贊成‘無沖突論’的”。
話說1962年4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中央財經小組討論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情況。劉少奇在講話中說：
“對困難要估計多一點，危險就少一點，估計不夠就有危險。1、現在國民經濟有全面失調的問題，要全面調整。2、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3、現在要講清形勢。看來，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如果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會發生不團結。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干部，應當采取簡便的辦法，認真迅速地給予平反。
4月29日，汪東興電話通知在北京參加會議的吳吉清說，下午2點到中南海，毛澤東要接見他。
這天下午，吳吉清準時來到了中南海，他隨著汪東興進了菊香書屋。毛澤東面帶微笑，握著吳吉清的手說：
“35年到62年，27年過去了，小吳變成了老漢。怎么樣，一切都好吧?”
毛澤東又說：
“你愛人是叫陳羅英吧?我記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紅6軍團的。”
毛澤東問吳吉清在北京開會主要研究什么問題?吳吉清說，主要是商業上的成本核算，上繳利潤和市場安排。毛澤東說：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業這么多年了，應該學會做社會主義的買賣嘛。”
毛澤東鼓勵吳吉清要繼續革命，要模范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努力為人民服務，對革命多做貢獻。
再說1962年4月至5月初，一份份有關中國境內外的重要情報，擺在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一是印度軍隊數次侵犯中國西藏邊境地區，他們還侵入了新疆邊境，挑起了武裝沖突。二是盤踞在臺灣地區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進行了戰爭動員和軍事部署，他們叫囂要反攻大陸，并成立了以蔣介石、陳誠為首的5人“反共行動委員會”，作為竄犯大陸的最高領導和決策機構。對此，國內極少數的反共分子也蠢蠢欲動。三是蘇聯在中國伊犁地區制造了顛覆事件，脅迫中國邊民五六萬人進入了蘇聯。
最令毛澤東生氣的是蘇聯還出兵阿爾巴尼亞，威脅這個敢于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小國。
這一天清晨，毛澤東牙也不刷臉也不洗，突然命令秘書召來了蘇聯大使。他在臥室里穿著睡衣，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怒斥道：
“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里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么多的邊界線，去哪里都可以，戰爭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
結果，蘇聯政府被嚇得在阿爾巴尼亞沒敢放一槍，很快就撤了兵。此時，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一直沒敢妄動，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1962年5月1日，毛澤東看了周恩來送來的《中央財經小組關于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第一部分。
這個報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恩來在4月25日送來的。他在附信中寫道：“昨晚談到的那個財經小組報告第一部分，現在改好，請予審閱。這個報告要點，昨晚已大略談過，在主席看過后，望能約常委(林總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談，并給我們指示，以便好繼續進行準備開會的工作。報告的主要內容均已寫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發揮第一部分的論點，不看也可談的。”
毛澤東在報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實際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中央小型會議討論的基礎。”
5月2日，《人民文學》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經毛澤東同意，在第5期上發表了毛澤東30年前“在馬背上哼成”的6首詞。郭沫若應編輯部之邀，寫了《喜讀毛主席詞六首》，對毛澤東的詞作了詮釋。他還寫信給毛澤東，請毛澤東“加以刪正”。
毛澤東看了《喜讀毛主席詞六首》小樣后，覺得郭沫若對《憶秦娥.婁山關》的解釋不妥，便全部刪去了這一部分文字，在小樣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寫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釋文字，其中寫道：
“該詞是在攻克婁山關、重占遵義后追寫的。南方好多省，冬天無雪，或多年無雪，而只下霜，長空有雁，曉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貴川諸省，就是這樣。結尾‘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是當時實際的感受。”
同時，毛澤東還將郭沫若文中感謝中央檔案館同志的一句話改為“其中有中央檔案館的同志們的很大的幫助。”
可惜郭文沒有按照毛澤東改過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沒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這一天，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他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長沙、武漢、鄭州、濟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時的田家英在湖南調查中碰到一個新問題，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田家英也認為包產到戶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有利于恢復農業生產，戰勝經濟困難。
5月初，田家英來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了在湖南調查的情況和自己的想法。毛澤東反應非常冷淡，他說：
“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田家英碰了釘子，只好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繼續搞調查。
5月7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成員，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
5月11日，周恩來在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形勢的估計，仍然重申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上面報告中的分析，即從全國講，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基本渡過了，但是目前還是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時期。調整的時期要相當長，一般地說，第3個五年計劃就是個調整期。
劉少奇在鄧小平講話之后，以《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樣?》為題，發表了總結性講話，重申了“西樓會議”及其以后他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他說：
“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總的來講，是一種困難的形勢。我們這里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
“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
“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危險性不大。對困難估計不夠就危險了。”
“‘左’了這么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澤東看了周恩來送來的經過修改的《關于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以及他為中央批發這個報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恩來是在5月19日將這兩個文件請李富春閱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澤東審批的。他在信中寫道：“如主席一時無暇看，最好先閱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閱后將報告大意說給主席聽聽，看這個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發下。報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時已看過。在五一節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席說同意這個方針。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是按這個方針開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約富春同志(他現在上海)去杭州當面報告一次。這兩個文件，主席如同意發，請告田或林以電話告尚昆辦。”
毛澤東在這兩個文件上批示道：
“退總理，照辦。”
1962年6月3日，毛澤東給邵華寫了一封信。
此前，邵華由于在北大的學業壓力大，心里著急，因之情緒比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將自己的病情和煩惱告知給毛澤東。毛澤東為勸慰她，就在回信中寫道：
你好!
有信，拿來，想看。要好生養病，立志奔前程，女兒氣要少些，加一點男兒氣，為社會做一番事業，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讀。余不盡。
父親
6月3日上午7時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上邪》乃樂府.漢《鐃歌》18曲之一，其詞云：“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6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楊成武、許世友等人。楊成武、許世友向毛澤東匯報了蔣介石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冒險的動向及人民解放軍的部署。毛澤東說：
“現在對于整個敵我情況，有了個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積極的方針。敵人最多來15萬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時，可以把敵人進攻的作戰計劃公布出去。”
6月11日，毛澤東審閱修改新華社根據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電訊稿，他在上面加寫了一段話：
“蔣匪軍多數人是被強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拼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向發橫財的。因為臺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
爾后，毛澤東要林克轉告劉少奇，請劉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羅瑞卿、蕭華、陸定一、吳冷西開會，將電訊稿通讀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1962年)，下榻在省委蓉園1號樓。省委安排由胡真負責接待毛澤東的工作。有一天晚上，胡真到1號樓檢查對毛澤東生活安排的情況，毛澤東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來到毛澤東的臥室查看。胡真一進臥室，看到毛澤東的桌子上放著書，在床鋪的里側，也放著一排線裝書，枕頭疊得高高的。
毛澤東喜歡躺著看書，書放在床鋪里側的床邊上，他需要什么書就能信手撿來。疊高的枕頭，可作為看書的靠墊，看書看疲勞了，就可以順勢躺下睡覺。
胡真查看了一遍，從臥室里走出來，毛澤東正好從西頭走過來。胡真雖然從延安時期以來多次見到過毛澤東，甚至和毛澤東照過2次像，但那都是集體活動，還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單獨和毛澤東相處過，心里難免有點緊張。還是毛澤東先開口說話了，他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個部門工作?”
“我在省委辦公廳工作，這次是負責接待工作的。”
毛澤東主動伸出手和胡真緊緊握手，說：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這次來麻煩你們了。”
胡真說：
“不麻煩，不麻煩。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是應該做的。”
“怎么不麻煩，這么晚了，你還要來檢查工作，看看有沒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謝你呢!”
毛澤東這么一說，胡真又緊張起來了，他說：
“毛主席來湖南，這是毛主席對湖南的關心，我們要感謝毛主席。”
毛澤東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揮揮手，帶著微笑向他的臥室走去。
6月18日，毛澤東在長沙召見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在談話中了解到湘潭地區夏糧增產了10億斤。
6月18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在內部印發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新華社電訊稿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根據電訊稿的內容，“在干部和人民群眾中用口頭講明，使人民普遍有所準備。”
后來在6月23日、24日，新華社、《人民日報》先后播發和發表了電訊稿，引起了世界轟動，美英蘇等各國都表示不支持和反對蔣介石反攻。
就這樣，毛澤東不費一槍一刀，非常巧妙地孤立了蔣介石反革命集團。
6月22日，毛澤東改變原打算23日離開武漢去青島的主意，他給彭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現決定在武漢住到月底，游長江對我十分有益，我要游7天至10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團，都在武漢談話。請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這一天，彭德懷把他用了數月寫成的8萬余字的長信，呈送給毛澤東。他在信中回顧了廬山會議前后的情況，敘述了建國后和外國人交往的情況，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國”問題。他在信中寫道：
“殺頭都不要緊，但事情要弄清楚。”“我這個人很渺小，但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它有自己的光榮歷史，歷史應該是真實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為捏造了我的假歷史給黨的歷史抹黑。我有權力、有義務做這個申訴!”
“若是為了我彭德懷自己，寫不寫，申不申冤，都沒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是一個老兵，心里有什么，應該向黨說。敢說真話這是我們黨興旺的一種標志，也是黨對黨員的要求。我就是講真話，不管怎么我也講，我不怕殺頭，年紀大了，離見馬克思的時間也不長了。我是實事求是地寫的，特別是對我里通外國的說法，應講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調查嗎?如果我出賣祖國，到天安門前把我的頭殺了。我沒意見。”
6月24日，在外地養病的陳云回到北京，他就農村分田到戶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交換意見，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表示贊成;周恩來既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只有林彪表示反對;加上在外地的毛澤東，在政治局7位常委中，反對派也只有2人。
6月30日，毛澤東離開武漢。他在北返途中，在鄭州從劉建勛那里得知河南的麥收還不錯，預計秋收還要好一點;在濟南從山東省委的匯報中，了解到山東的“情況大變”，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災外，農村形勢不錯，麥收42億斤，比原來估計的29億斤多了13億斤。
6月底，田家英結束了在湖南的調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將調查情況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作匯報。他認為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確是個好辦法。田家英的匯報剛開了一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
“現在情況已經明了啦。可以按照農民的要求，實行分田到戶。”
劉少奇分析了國內的嚴峻形勢，他說：
“再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
田家英問道：這個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此后，這個曾經投靠過彭德懷如今又投靠了劉少奇的田家英，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個旨在分田單干的《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
1962年7月2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有人說：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據陶鑄、柯慶施講，主席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講克服困難。彭真聞聽此言，立即表態說：
“講困難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面。”
鄧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說：
“我傾向這樣。”
在大家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時，鄧小平說：
“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做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澤東到了天津，聽取了劉子厚的匯報后，他說：
“今年河南麥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麥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眾的預料。”
7月6日晨，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這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可能達到40%，60%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他等到田家英講完了，突然問道：
“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田家英一時無言以對。毛澤東又問道：
“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見毛澤東如此嚴肅，知道事關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經向劉少奇匯報一事，自然也不敢說是劉少奇的意見了，他說：
“是我個人的意見。”
毛澤東不再說什么，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也是在這一天，陳云給毛澤東寫信說：“對于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1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下午，毛澤東約見了陳云。陳云申述了他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4年，否則需要8年。據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
7月6日這一天，江青看了吳晗撰寫的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她說：
“該劇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決禁演這出戲。”
原來，《海瑞罷官》是吳晗應京劇藝術家馬連良之邀，寫出了這出新編歷史劇。在《海瑞罷官》這出戲里，有一句唱詞是：“將我罷官理不平”。《海瑞罷官》公演后，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有的文章說海瑞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勵他失敗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紀綱”，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罷官》和報刊上的文章，她對毛澤東說，《海瑞罷官》有重大陰謀，是替彭德懷翻案的。
毛澤東要田家英讀一讀《海瑞罷官》的劇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劇本后，對毛澤東說：
“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么陰謀，如果硬要說這個劇本有陰謀，而對之進行批判，以后就沒有人敢研究歷史敢寫歷史劇本了。”
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說：
“在全國，鞏固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止20%，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個辦法來。中央準備在8月會議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開會，他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么壞。建議劉少奇找河南、山東、江西的負責人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他還表明了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最后，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就這樣，由劉少奇、鄧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單干的那個《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討論就流產了。
7月9日、1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了解情況。
7月10日，劉少奇在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干部的講話中說：
“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此時，毛澤東點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帶職鍛煉，“做點實際工作”。不久，胡耀邦調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在胡耀邦離京前，毛澤東囑咐他，要經常到基層群眾中去跑跑，搞調查研究。要深入群眾，聯系群眾，把黨的政策及時傳達給群眾，把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及時反映上來。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澤東的教導去做。
7月17日，鄧子恢向毛澤東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他說：從安徽當涂和宿縣的情況看，包產到戶不是單干，“責任田”實際上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愿改變。
好一個性情耿直的鄧子恢，他只顧自己說得痛快，竟然連毛澤東提出的問題也不予理睬。這次談話使毛澤東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懷，在兩個月后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緊急下發了《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與楊尚昆談話。據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1、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2、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
楊尚昆在日記里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重述了他昨天向楊尚昆談到的那兩個問題。
會議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在23日、24日分兩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澤東同準備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說：
“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8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4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7月22日，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他還批示道：
“這個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
7月23日，毛澤東審閱了《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他決定將這一草案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一，印發討論。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后來一直開到8月24日，整整1個月。
7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北戴河95號樓會議室，召開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說：
“當前國際國內都有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頭。”
在談到黨內出現的一些右的苗頭時，毛澤東說：
“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
他轉向三北地區的負責人問道：
“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里是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
當毛澤東在反對分田單干問題上處于少數派地位之際，當他準備在會議上發表一篇重要講話的時候，他要先與地方上的負責人分別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闡述自己的觀點，也就是要先“吹吹風”。這是毛澤東在處理重大原則問題時常常采取的一種方法。據保留下來的不完全的談話記錄記載：
1962年8月2日晚，毛澤東同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及其他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說：
“看來你們那里單干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斗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斗爭的時間相當長，100年以后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8月3日，毛澤東同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
8月4日下午，毛澤東同西南地區負責人談話。
8月5日，毛澤東同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和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鄧子恢、陳伯達、陳正人、廖魯言、王觀瀾也在座。毛澤東說：
“我‘周游’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云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余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呢?矛盾分幾種。第一種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類似敵我矛盾，因為這兩個敵對階級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矛盾同第一種矛盾雖然近似，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
1959年反右傾斗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準備把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看一看。”
他在講到分田到戶問題時說：
“有的人主張60%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單干或者全部單干。也就是說，把5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干是可以的，還有90%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我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當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時講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間派。應當說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許多問題還亟待解決。還要花幾年的工夫，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毛澤東最后說：
“請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中直俱樂部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他在講話中提出了3個問題，要大家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關于階級問題，毛澤東說：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共產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的工具，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么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我同6個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聽說國內也有人這樣講。有人聽到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極右派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認為沒有階級了，不要改造，不承認階級斗爭，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資產階級不承認階級，孫中山就不講階級，說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關于形勢問題，毛澤東說：
“形勢問題。也要談一談。國際問題，要找幾個人準備一下。究竟是什么情況?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的民族主義、廣大人民群眾各階層、民族資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情況如何，以后再說。
國內形勢，談一談。究竟這兩年如何?有什么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有搞好。有許多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水利等等，還是有成績的。現在有些人說，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這個看法對不對?這是講農村。工業，因為主觀客觀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樣?也可以談一談。大體上說，有些人把過去幾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現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沒有什么好多光明了。這兩種看法，究竟是哪一種對?或者都有不對?如果都不對，就要提出第三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怎么樣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問題不少。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兩年調整，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做得不那么好。以農業為基礎，談了3年，1959年——1962年，4個年頭，實際上沒有實行。中央的東西，有些沒有下去，有些成了廢品。所謂沒有實行，就是沒有認真做，個別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勢問題，我傾向于不那么悲觀，不那樣一片黑暗。現在一點光明都沒有，我不贊成那種看法。”
關于矛盾問題，毛澤東說：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類是敵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無非是這兩類。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形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如果我們承認階級殘余還存在，那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問題。我想甚至是幾百年，這個殘余還要存在。哪一年社會主義完結，進到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矛盾了。不是階級矛盾，也有別的矛盾嘛。馬克思主義是不贊成沒有矛盾的，不贊成‘無沖突論’的。
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多少?從全國來說，你們估計一下，是百分之幾，還是百分之十幾，還是百分之二十?不是從個別地方來說。個別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去強迫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上表現了。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越大。
資產階級分階層，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分階層。比如現在鬧單干的，是那個勞動力強的、比較富裕的階層。有比較貧的階層，有比較富的階層，還有中間的階層。地主富農的殘余還存在著。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干。無產階級如果不做工作，集體化就不能鞏固。”
毛澤東還談到了積累與消費、集中與分散、民主與集中以及敵我之間的矛盾。
為了更深入地討論和研究一些問題，毛澤東批準成立了一個由22人組成的核心小組，也叫做中心小組，其成員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陳伯達、羅瑞卿、謝富治、谷牧、陸定一、楊尚昆、柯慶施、李井泉、陶鑄、宋任窮、李雪峰、劉瀾濤。
從8月9日開始到8月20日的12天內，中心小組開了8次會，會后由中央局第一書記在小組會上分頭傳達，組織討論。毛澤東通過這種辦法，來指導和推動中央工作會議。
8月9日，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謝富治講了敵我矛盾問題，羅瑞卿講了部隊對單干的看法，陳伯達講了合作化的歷史，康生講了蘇聯集體化的歷史。李井泉在匯報時說：
“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
毛澤東插話說：
“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的。”
關于對形勢的看法，毛澤東插話說：
“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從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說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干。認為是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干，小部集體。”
在談到城市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現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點。”
8月11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
“會議抓主要問題、本質問題很需要。最近，陜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游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么。17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
鄧小平發言說：
“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止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干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無論在國際斗爭方面，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利害。”
劉少奇發言說：
“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1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5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5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
毛澤東插話說：
“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8億斤，全國都增產。”
劉少奇接著說：
“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干在全國已占20%，現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10%。因此5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
毛澤東插話說：
“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劉少奇接著說：
“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得充分一點，即使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
毛澤東插話說：
“恐怕還是1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1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并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1個連只損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復需要5年到8年。講農業恢復，不要說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么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夸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兩千萬、改變高征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干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
劉少奇說到在經濟上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插話說：
“不只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面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接著說：
“農業是關系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只能這樣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澤東插話說：
“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么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60%搞集體半集體，40%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否則生產就要破壞。”
8月12日，毛澤東找來1961年廬山會議印發的中央農村工作部8月24日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要求在會議上重新印發，他在一大段批語中批評了鄧子恢，而且還算了鄧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賬以及在1955年砍20萬個合作社的舊賬。
8月13日，羅瑞卿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言，說到了杜勒斯認為歐州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澤東插話說：
“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羅瑞卿談到錢讓能在信中說，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復。毛澤東插話說：
“為什么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么恢復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10個縣今年就可以恢復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復的問題。”
羅瑞卿說到軍隊一些高級干部，對于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澤東插話說：
“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只過了兩個月，我到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8億到10億斤。”
鄧子恢在會議上作了檢討，他說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難的材料。毛澤東插話說：
“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30萬人只留下2萬8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后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
鄧子恢說，他這一次的問題，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講了4次話，贊成包產到戶。毛澤東說：
“這與你主張貧農團不是自相矛盾嗎?貧農是搞集體的嘛，難道貧農團要搞單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調查，只調查了1個公社的1個隊，在湘鄉、寧鄉也只調查了1個隊，連1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于你，你敢講了。你6月講了，只有兩個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兩年再說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言說：主席提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問題很深刻，很及時。他還說：要抓生產，工農業生產要抓10年。毛澤東插話說：
“我們各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瞎指揮我們不干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復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64年掃尾。”
后來到1964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果然實現了全面好轉，實際情況驗證了毛澤東的這個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譚震林在這次會上發言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對困難的估計多了。
康生則發言說：過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每當我們黨內出現缺點、錯誤和困難的時候，黨內黨外總要起風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言，講到了階級斗爭問題。毛澤東插話說：
“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斗爭忘記了。現在階級斗爭的形式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著說：
“夏收的產量原來估計低了，現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進口糧食540萬噸，今年進口470萬噸，減少了70萬噸。逐年減少。”
毛澤東插話說：
“減少了70萬噸，就是14億斤。你看，進口減少了嘛，逐年減少嘛。現在人還沒有減到兩千萬，減到兩千萬，進口還可以再減。”
他轉向周恩來問道：
“今年進口糧食減少70萬噸，明年能減多少?”
周恩來比較謹慎，他說帳還沒有算，可先減70萬噸，再看一看。李先念接著說：
“自由市場的物價下降一倍。豬肉價格下降了一半，糧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澤東說：
“只一個夏收就下降了，秋后還要下降。這是供求關系法則嘛。豬多了不賣干什么?”
李先念檢討說：
“我們做財貿工作的看問題多，看困難多。”
毛澤東說：
“講形勢讓譚震林講，講困難讓你講，這可能有職業病。”
8月20日，毛澤東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說：
“問題講清楚，不傷人。如鄧老(指鄧子恢——筆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好，要由歷史做結論。”“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地聯系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
“階級、階級斗爭問題，有的同志講，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17世紀40年代，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經過兩百年左右的時間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明確地宣布，他的學說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到了列寧，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
毛澤東還說：
“過去簡報看得少，這次的簡報都看了。對講階級、階級斗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斗爭，就沒有勁了。”
8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體會議，由陳毅作了關于國際問題的報告。
爾后，歷時1個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以較大的精力討論了毛澤東的講話，并以他的講話為指導，為八屆十中全會從思想上、理論上、政策上作了準備。
這天晚上，毛澤東乘專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開始舉行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會議前期主要討論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批評鄧子恢的“單干風”;還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干部交流問題。會議后期以各中央局為單位的6個組先后轉入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預備會議一直開到9月23日才結束。
1962年9月9日8時32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指揮導彈部隊某部岳振華等，一舉擊落國民黨U—2高空偵察機，飛機殘骸墜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羅家集附近，中校飛行員陳懷身跳傘被俘，因傷重搶救無效死亡。
周恩來給劉亞樓打去電話祝賀說：
“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美U—2飛機前幾天侵入蘇聯境內，他們只是提了抗議，我們卻把這種飛機打下來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集會，慶祝擊落U—2飛機的重大勝利。周恩來、賀龍、羅瑞卿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出席了大會。
一時間，此事成為世界輿論的一個重要話題，有的認為“對中國國防現代化應該重新評價”。有些國家的駐京記者活動頻繁，總想弄清楚中國究竟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國U—2飛機的。這在當時還是一個謎。
9月18日，毛澤東為日本工人朋友們書寫了一幅書法作品，他寫的是：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各位朋友之命，書贈日本工人朋友們。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這幅作品帶標點符號長達近百字，分寫在8張宣紙上，前5頁屬正文，落款占3頁。整幅作品文筆雄強豁達，以勁直之筆為主，略帶圓轉之筆，縱勢結體挺拔傲岸。
9月20日，岳振華隨劉亞樓等人來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匯報擊落U—2高空偵察機的情況。毛澤東非常高興，在聽取匯報中多次鼓掌。岳振華匯報結束后，毛澤東握著他的手，連聲說：
“岳振華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閆長貴根據華君武先生的漫畫《無題》撰寫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這是他大學畢業分配到《紅旗》雜志社1年多來的第一篇習作。文章主要批評了那種“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處世哲學。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批示道：
“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
9月下旬的一天，毛澤東的秘書把他的堂弟毛澤榮從一家賓館里接來中南海。
原來，毛澤榮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來到了北京，這已經是他第4次進京了。毛澤榮自從上次從北京回到家鄉后，常常請人代筆寫信，向毛澤東反映鄉間的一些情況，有時也難免被人利用，甚至為“右派”說情。1957年，他因“替右派翻案”，致使后來他的行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澤東回韶山，宴請了許多父老鄉親，唯獨沒有通知他。當毛澤榮聞訊后，從楊林趕到韶山沖求見“主席三哥”時，毛澤東已經離開韶山經寧鄉到長沙去了，毛澤榮唯有嘆息不已。毛澤榮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幾天，還未見到毛澤東。他多方打聽并催促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盡快見毛澤東。
有一天，毛澤東的秘書來到賓館，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地走進會客廳，對著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澤東喊了一聲：“主席。”
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澤東起身與他握手，寒暄了幾句，便坐下來敘話。毛澤榮說：
“主席，我這次來，有好多話要跟你說。”
毛澤東說：
“我現在工作忙，沒有時間陪你。你還是到賓館住一段時間，等我稍微得閑，請你來吃餐便飯，我們再好好談談吧。”
兄弟倆這次見面，僅僅只有5分鐘。
毛澤榮回到賓館，一直等待著中南海的通知。后來毛澤榮被接到菊香書屋這一天，正好是個星期天，毛澤東家中十分熱鬧。大女兒李敏和女婿孔令華小夫妻倆回來了。小女兒李訥從學校里回來了，在醫院養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澤東把幾個孩子叫到身邊，向毛澤榮作了介紹，并讓孩子們向毛澤榮叫五叔。
江青興致很高，親自做了飯菜，而且是按照毛澤東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風味。毛澤榮滿以為三哥請他吃飯，可以開開洋葷。哪知道桌上擺的全是幾樣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澤東因為全國人民在過苦日子，正在帶頭不吃肉哩。
吃飯時，毛澤東不停地招呼毛澤榮吃菜，毛澤榮卻吃不下。毛澤東吃得挺香，一邊吃飯，一邊和他拉家常。
“澤榮，你年紀大了，到外邊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況，你不要來京。”
毛澤東認真地說著。毛澤榮卻說：
“主席，我本來也不想來打擾您，只是我家有困難，家底子窮，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邊又無兒無女，只有兩個孫子年齡還小。所以，我才來北京找您。”
毛澤東放下飯碗，溫和地說：
“澤榮，你有困難，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黨的主席，我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不能只考慮你一個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講過，你有困難，還是要找當地政府解決。”
毛澤榮聽著毛澤東的話，默不作聲。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接著說：
“目前，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國家的科學技術還不發達，全國人民都在過緊日子。我這個主席當得不好，我有責任。今后還是要依靠黨的領導，依靠人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要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縮小三大差別。現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黨上下全國人民一樣，你也不能例外。”
毛澤東說到此處，加強了語氣：
“當地人民過得去，你也過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親屬，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來北京，要經過我的批準。”
飯后，毛澤東一家和毛澤榮合影留念。毛澤東身著呢子大衣與毛澤榮并肩站著，左右兩邊分別站著李敏、李訥和孔令華。江青親自為他們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機交給攝影師，身著呢子大衣，頭戴頭巾，也站在毛澤東身邊，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澤榮臨走時，毛澤東交代他說：
“你在北京住一段時間就回去，好好參加勞動，搞好生產，改善生活。這段時間，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叫我的秘書陪你到長城和京城的風景名勝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澤榮此次在京，重游了京華名勝。賓館服務周到，鄉下生活哪有這般舒服，因此他流連忘返。毛澤東得知此情，便叫秘書用自己的稿費買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給毛澤榮，要他回家。
毛澤東又給楊林公社寫了一封信，讓毛澤榮順便帶回。他在這封信中囑咐當地政府說，今后毛澤榮來京，要經他的許可。
毛澤東給堂弟買的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藍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鋪有純羊毛，制作精細考究。毛澤榮回到家鄉后，每次穿上這件大衣，都會不無榮耀地說：
“這是我三哥送給我的。”
毛澤榮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接到信后，指示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從他稿費中拿出200元，寄給毛澤榮。秘書室同時又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毛澤榮同志：
寫給毛主席的信，已經主席看過。他送給你200元，作為你家庭生活補助。此款另交郵局匯去，請查收。主席說，毛澤連夫婦不要來北京。請你轉告他們。此復。
此致敬禮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
196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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