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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八卷 亂云飛渡)第300章

東方直心 · 2014-09-17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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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

  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

  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

  話說1960年6月底,毛澤東讓劉思齊帶邵華一起去大連看望毛岸青,并捎去了一封親筆信。他在信中寫道:

  岸青我兒:

  前復一封信,諒收到了。甚念。聽說你的病體好了很多,極為高興。仍要聽大夫同志和幫助你的其他同志們的意見,好生靜養,以求痊愈,千萬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齊和她的妹妹邵華來看你,她們十分關心你的病情,你應好好地接待她們。聽說你同邵華通了許多信,是不是?你們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華是個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談一談。有信,交思齊、邵華帶回。以后時時如此,不要別人轉。此外嬌嬌也可以轉。對于幫助你的大連市委同志,醫療組織各位同志們,一定要表示謝意,他們對你很關懷的,很盡力的。此信給他們看一看,我向他們表示衷誠的謝意。

  祝愉快!

  父親

  本傳前邊已經敘述過,邵華于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她是張文秋和革命烈士陳振亞的親生女兒,與劉思齊是同母異父的姐妹。

  劉思齊和邵華長大后,經常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經常騎車到邵華家里玩。毛岸青心粗,鞋子壞了,襪子掉在鞋里也不在意,張文秋經常幫他整理整理,還經常幫他兄弟倆洗衣服,做好吃的給他們吃。毛岸青于1957年10月在蘇聯修完學業歸國后,從北京去到大連休養。從那時起,邵華在閑暇時與姐姐劉思齊一起到大連去看望毛岸青。1959年秋,邵華考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此后不久,毛岸青開始與邵華通信,他們之間的感情進一步升華。

  邵華此次青島之行,最終接受了毛岸青熾熱的愛情。她回到北京后,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轉學到大連師范學院繼續學習,同時照顧毛岸青的生活。又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是在1960年這一年,在大連市委、市政府的主持下,毛岸青和邵華在大連舉行了婚禮。毛澤東非常滿意這樁婚事,沒想到自己在33年前的一句戲言,竟然又成就了一對小兒女的美滿姻緣。他沒有去參加兒子、兒媳的婚禮,只送給了邵華一塊手表、一臺熊貓牌收音機,作為對他們新婚的賀禮。

  后來,毛岸青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馬列著作編譯室工作,擔任俄文翻譯。他先后翻譯出版了10多部馬列經典著作和政治理論書籍。

  1960年7月初,毛遠新高中學習畢業了,由于他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學校決定保送他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毛遠新回到家中,對伯父說明了此事,毛澤東搖搖頭說:

  “保送,不算本事。”

  毛遠新立即說:

  “那我就去考。你說什么大學難考,我就考什么大學。”

  毛澤東笑著說:

  “要么北大,要么清華。”

  后來不久,毛遠新憑著自己的真實成績,果真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

  再說7月2日,毛澤東到達天津。這天晚上,他在專列上聽取從北京趕來的彭真、康生等人的匯報。

  7月3日,毛澤東由天津直達北戴河,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7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中蘇關系問題和國內經濟問題。

  7月8日,彭真向會議報告了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情況和中蘇兩黨分歧問題。

  7月16日,赫魯曉夫為壓服中共中央,以蘇聯政府名義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

  7月18日,李富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國內經濟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開始轉到討論國內問題。

  7月2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各地匯報今年完成生產任務情況。

  7月25日,蘇聯政府不等中國政府對7月16日的照會做出答復,又通知中國政府說: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1390人,撕毀343份專家合同書和257項科研合同書,停止供應重要設備。而且還逼著中國政府歸還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使用蘇聯的武器裝備所折算的13億美元債務。

  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合同,使中國的250多個企事業單位的建設項目,處于停頓或半停頓狀態。赫魯曉夫的背信棄義,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毛澤東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并沒有屈服,他說:

  “他越壓,我們越要頂。”“我們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方針。我們既不能向赫魯曉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國乞求。”

  “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 “手里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10年搞1億噸,上天。”

  后來,蘇聯在1961年逼迫中國在原協議規定的期限之前,償還債務,主要是抗美援朝時期13億美元的軍火債務。毛澤東說:

  “一個錢也不賴,欠多少還多少。”

  他還深情地說:

  “因為這是蘇聯人民的錢。”

  7月26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專門討論最突出的糧食問題。

  7月28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糧食問題,討論尖端技術問題。

  7月30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答復蘇聯政府撤回專家照會的答復稿。

  7月31日,中國政府將復照交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同時印發中央工作會議。

  這天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由周恩來作了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的報告。

  1960年8月1日,毛澤東給楊開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開英同志:

  久不見,甚以為念。你的情況好嗎?有暇望告。

  祝好!

  毛澤東

  毛澤東又在信封上寫道:交 楊開英同志 毛寄。就讓工作人員發出了。

  楊開英自新中國建立后,先后收到毛澤東寫給她6封親筆信和贈給她的數筆款項。毛澤東對她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她感到非常感動,榮幸終生。1973年,楊開英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宣武區醫院去世,終年58歲。

  8月10日,第2次來到中國的胡志明主席因昨晚總想著中蘇關系的問題,沒有睡好,就起的很早,想和毛澤東談談。可他見毛澤東房間里靜悄悄的,為了不影響毛澤東休息,便獨自一人去海濱散步。

  毛澤東也是一夜沒有怎么睡,早起后,想去看看胡志明,聽工作人員說胡志明去海濱散步了,便也來到了海邊,與胡志明聊了起來。他說:

  “蘇聯不喜歡中國在經濟建設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別人,有時靠不住。外國援助,幫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內政。經濟建設上不能強迫人聽單方面指揮,政治上更不能強加于人。”

  毛澤東顯得有點激動,他列舉了蘇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的做法,批評這種做法是父子關系。同時,他也表示要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對待蘇聯。他還說:

  “我們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們不怕,天是不會掉下來的。”

  毛澤東對胡志明這次來為中蘇兩國勸和,給予充分肯定,稱贊他是和平的使者。胡志明表示原則上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他又說:

  “中國同志有時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說得好,我們也要注意批評方式。”

  胡志明見毛澤東同意自己的看法,就隨手拿起一盒煙,舉在眼前說:

  “以請人抽煙為例,把煙遞過來請人家抽,人家樂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說:‘抽煙吧!’有人就不樂意了。其實還不是一樣,但各人的習慣不同。西方人對后一種方式總會不樂意。批評的原則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是,講話的方式使人不樂意,效果就不好。”

  毛澤東點了點頭,說:

  “要用科學的語言,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樣批評。不粗暴,批評要具有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

  胡志明補充說:

  “加上同志性。”

  這時,太陽已經躍出地平線,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奪目。毛澤東、胡志明脫去外衣,并肩走下海,遨游在萬頃碧波之中。二人游了多時,方才上岸,穿好衣服,與來到海濱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等人一同進餐,邊吃邊聊。胡志明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去越南參加國慶紀念活動和越南黨的代表大會,他還風趣地對毛澤東說:

  “明年春天劉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債明年春天還。毛澤東同志也一定去,這筆債也要還。時間你自己定。”

  “你們那里冬天怎么樣,最低氣溫幾度?”

  毛澤東問道。阮春水在旁邊回答說:

  “12攝氏度。”

  毛澤東幽默地說:

  “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紅河。”

  胡志明笑著說:

  “不公開,不秘密,用你曾說過的方式,非正式訪問。至于紅河嘛,水可能太渾濁,不好游呀!這要到時再說。”

  8月10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就要結束了,毛澤東發表了1個小時的講話。這是他在一個多月的會議上唯一的一次講話。他在會議期間心情沉重,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常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沉默不語,睡覺也不好。他曾對值班人員說:我很忙,文件多,生活上請你們多照顧一下。

  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宣布說:

  “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復,我們把文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日常工作我們處理了。”

  毛澤東說:

  “我贊成,休息一個時期。”

  鄧小平說:

  “小事就不要過問了。”

  毛澤東說:

  “少看文件。”

  鄧小平說:

  “這樣比較好。”

  康生問:

  “《毛選》第4卷注釋,習仲勛那個地方加兩句,已經加了,主席什么時候看看呀?”

  彭真說:

  “不要他看了。”

  鄧小平說:

  “可以不看了,我們定了算了,那個里面沒有什么重大的問題。”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于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

  會議還發出了《關于向黨員干部介紹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和中蘇關系問題的通知》。

  會議做出的另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8月1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從蘇聯返回北京的胡志明,聽取他同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會談的情況介紹。胡志明還情真意切地表示,希望中蘇兩黨盡快舉行會談,消除隔閡,加強團結,挽救面臨危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胡志明的真誠深深地感動了毛澤東,他緊緊地拉著胡志明的手說:

  “謝謝胡志明同志,為團結奔走萬里。感謝你!”

  8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堅決地認真地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的緊急指示。

  8月24日,李富春向毛澤東匯報說:蘇聯在華專家全部撤離回國。毛澤東大手一揮,大聲說:

  “不要怕,沒什么了不起!我們還是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算的。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1噸重的大勛章。”

  他還說:

  “自己動手,從頭做起,準備用8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

  1960年9月間,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各地區的領導,決定成立6個中央局。相繼任命陶鑄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

  9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

  這一天,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討論對蘇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給中共的通知書的《答復書》,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正值此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公開出版發行,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宣傳部關于《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宣傳和學習問題的報告。全體黨員干部在各級黨組織的安排下,以飽滿的政治熱情,開始研讀這部偉大的著作,以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和全國人民。

  9月9日,鄧小平打電話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說《答復書》已經搞出來了,少奇同志看了,問主席看過沒有,有意見改在本子上,或者他們來談談。毛澤東讓秘書告訴鄧小平說:

  “文件我都看了,寫得很好,我沒有多少意見,只有幾處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參加,只請小平、彭真同志來談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鄧小平、彭真、吳冷西談話,《答復書》最后定稿。

  這一天,鄧小平、彭真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把《答復書》交給了他。《答復書》一方面對蘇共的錯誤觀點進行了駁斥,另一方面還提出了解決中蘇分歧達到團結的5項建議。

  鄧小平還通知契爾沃爾科,中共參加由胡志明提議的中蘇兩黨會談的代表團,將于9月15日動身去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由鄧小平任團長,彭真任副團長。

  9月13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中蘇兩黨會談的方針。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林彪的意見,主要議題是研究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問題。

  林彪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的思想高峰。”“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階級斗爭的思想。”

  他還強調說:

  “思想工作,主要是抓活的思想。”

  林彪在講話中又提了4個第一的口號,他說: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

  后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在全軍倡導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他說:

  “軍隊同志,要特別注意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和軍事路線,掌握毛澤東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和基本觀點,不能光學‘老三篇’。”

  賀龍的提法和這些講話,引起了林彪的嚴重不滿。

  9月17日至22日,中蘇兩黨莫斯科會談共舉行5次,雙方意見分歧很大,爭執不下,無結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代表團回到北京,當天晚上,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匯報。

  9月28日,中國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9月30日,中央批轉了經周恩來審定的國家計委黨組《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在這個報告里,國家計委黨組首次提出了在國民經濟上要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8字方針。

  9月30日下午,毛澤東由周恩來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29日來華訪問的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費爾哈特率領的代表團。他在會談中說:

  “你們的斗爭支持了我們,你們牽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國主義力量,你們在北大西洋的后方開了一個戰場。法國不承認我們,還有蔣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國為什么不支持你們,為什么不同你們往來。我們沒有找過法國政府,它也沒有來找我們,也許有一天它要來找我們,我們有兩個條件:一個是要同蔣介石斷絕外交關系;另一個是不能干涉我們援助你們,如果它把干涉我們援助你們當作一個建交的條件,我們不干。”

  會談將要結束時,毛澤東邀請遠道而來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參加首都人民歡度國慶的活動。

  1960年10月1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慶祝活動,熱烈慶祝新中國誕生11周年。

  毛澤東和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緬甸總理吳努和吳奈溫將軍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毛澤東的老朋友斯諾,也應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早在50年代末,斯諾曾分別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要求訪華。在中美關系不正常的情況下,毛澤東請廖承志通過群眾團體,以艾黎的名義邀請斯諾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記者”的身份來中國。后來,已經移居瑞士的斯諾在1960年6月間獲得了訪華的簽證。6月28日,他懷著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國訪問。中國發生的一切他都很感興趣,先后在北京、包頭、上海等地進行了參觀訪問,還與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重逢時,他緊緊地握著斯諾的手,親切地說:

  “我很久沒有見到你了。多久了?”

  斯諾說:

  “21年了。”

  他們一邊交談著,一邊觀看著從天安門前走過的歡慶節日的群眾游行隊伍。慶祝活動結束后,毛澤東邀請斯諾過一段時間到中南海他的家里做客。

  10月5日,毛澤東給林克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林克同志:

  選集(即《毛澤東選集》)第4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2本,1本給你,另1本交我,為盼!

  毛澤東

  10月10日,毛澤東看到湖北和福建的兩份報告,立即寫信給李富春,他寫道:

  “湖北涌陽縣一平二調問題至今未解決、糧食減產、問題嚴重文件一件,福建閩侯縣委第一書記在該縣城門公社一個社即堅決壓下2000多人(占總勞力45%)下去生產文件一件,以上兩個文件極好。請你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要有幾百字,幾句話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縣、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閱為盼!”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孫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說是毛澤東要親自見見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畢業,高考落榜后開始在家自學,準備繼續考大學。1958年,她因受到大躍進運動的感染,放棄了高考,不顧家人的反對,到北京化工廠當了一名徒工,這一干就是兩年。1960年7月,《中國青年》雜志社了解到她的經歷后,約她寫一篇經驗體會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發,寫出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長文。文章寫好后,她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便在8月1日給葉子龍寫了一封信:

  “葉伯伯,告訴您一個好消息,《中國青年》雜志社要我去當通訊員。早幾天,他們編輯部的同志對我說,現在他們需要一些關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為社里經常接到一些工廠徒工的來信,他們大多不安心當徒工,其中許多人認為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去當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當過徒工的,對徒工生活也有一些體會和感受。為了幫助廣大青年徒工早日改變上述不正確的態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國青年》雜志社要我寫一寫關于自己對徒工的體會和認識。稿子我現在已經寫好了,但感覺許多地方重點不突出,內容也欠佳。我想請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點點時間幫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時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沒有時間”代她修改,就請早日將文章寄回來。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兩個多月了,既沒有消息,文章也沒有寄回來。現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幾分期待。

  這天下午3時許,王海容按時來到毛澤東的住處,一進門,見毛澤東手中正拿著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頁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給葉子龍的稿子,忙叫了一聲:

  “主席公公!”

  毛澤東見王海容來了,招呼她坐下來,將手中的稿子遞給她,順手拿起了一支香煙。王海容忙起身為他點著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頁一頁地翻起稿子來。在稿子的第1頁上,毛澤東寫了兩行大字,不僅為她擬了標題,還給她起了一個筆名,那兩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經驗”,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幾段文字完全是毛澤東重新改寫的:

  “我們要牢牢記住,真正的知識是在實踐中得來的,任何書本知識只有在書本的作者們在實踐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則,書本上的道理便只是無用的假道理,決不是能夠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雖然我對過去工人的那種艱苦生活沒有親身的體會,因為我在1949年全國解放時才是一個11歲的‘黃毛丫頭’,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學工廠從許多老工人的談話中使我體會到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和工作與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對比起來,實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講的全是些好事情,這是真的。難道沒有一點壞事情,或者叫做錯誤缺點的嗎?當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對待呢?以我們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姿態,把所有錯誤缺點,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澤東又和她談到了工廠,談到了學校,談到了勞動鍛煉和思想改造。

  下午5點多鐘,當王海容辭別毛澤東走出中南海時,大街上已經是華燈初放,她的心情顯得格外清朗和舒暢。

  后來,王海容的這篇文章在《中國青年》雜志1960年第23期上發表時,編者們專門寫了一個編者按,將毛澤東修改的幾段話引出來,作為整篇文章的畫龍點睛之筆。

  10月20日,毛澤東在公安部黨組關于戰犯第2批特赦和減刑名單的報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閱,在書記處通過照辦。”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戰犯。這是后話。

  且說10月22日,斯諾應毛澤東之邀來到菊香書屋作客。毛澤東一見他的面就說:

  “我們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諾高興地說:

  “你們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毛澤東卻故意說:

  “這期間,你沒有變,我們也沒有變。”

  斯諾強調說:

  “從那時以來,你的窯洞稍微擴大了一些。”

  毛澤東一邊吸煙,一邊說:

  “這次你去延安,看了當時我住的窯洞。聽說是擴大了。”

  斯諾說:

  “我是指的全中國。”

  “那是要比窯洞大多了,情況好了一些。現在是要把中國搞得進步一點才好。”毛澤東微笑著說。他吸了一口煙,又關切地問道:“你的女兒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給過我她的照片。”

  “她今年9歲了。”

  “怎么才9歲?”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個妻子離了婚,西安是我第二個妻子的孩子。”

  “我收到你的一次還是兩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時,周恩來總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我在1950年寫過一封信,那是通過陳翰笙轉交的,我想到中國來,想寫主席的傳記。后來我放棄了這一打算。”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記起來了。那時時機不好,正當抗美援朝的時候。這表明我們兩國的關系不正常。新聞記者和雙方人員往來的事不是還沒有解決嗎?大概要過一時期才能達成協議”“我希望有一天會達成協議的。”

  “主席訪問美國的可能性如何?”

  斯諾轉換個話題問道。毛澤東轉對坐在一旁的國家衛生部顧問馬海德詼諧地說:

  “你們在醫學上發明一個延長壽命的辦法。我今年67歲,如果把我的壽命延長到97歲,那我就有希望訪問美國了。”

  斯諾說:

  “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歲就會訪問美國的。”

  毛澤東說:

  “也許我錯了,你正確。我希望在這一點上是我錯了。事情很難預先料到。”

  接下來,毛澤東向斯諾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變化,談到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還談到了中蘇關系以及目前國家面臨的困難。斯諾說:

  “10年來你們一直生活在巨大變革中。你們覺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覺不出自己的發展速度。我的情況不同,我在40年代離開中國以后,現在又回來了。對我來說,這些變化是驚人的。”

  毛澤東說:

  “中國有變化,但是還沒有基本變化。中國變化在革命方面,在這方面是基本變化了。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你如果講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為不合乎事實。所以只能說有變化,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還沒有基本改變。要改變這種狀況,至少要幾十年。如果在本世紀內,就是說,在40年內,能夠改變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再加上過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個世紀。再快也難。”

  他還說:

  “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當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我們要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護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向美國政府發出了一個微妙的政治信息。他對斯諾說:

  “我很想到美國旅游,看看大峽谷和黃石公園,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馬克河去游泳。”

  后來在11月15日,斯諾帶著豐碩的成果離開了中國。1962年,他將他這次訪問新中國的情況,寫成了一本著名的書叫《大洋彼岸》,以后曾被翻譯為《今日的紅色中國》。斯諾在這本書中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紹了新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分析了美、蘇、日等國同中國的關系,主張美國政府應該和中國建立起友好關系。

  再說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4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于農業情況的匯報,討論如何糾正和堵塞“共產風”問題。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及廖魯言、陳正人參加了會議。

  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吳芝圃匯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紛紛對他進行批評,指責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

  10月26日,有關信陽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澤東手里。他的心在顫抖,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工作人員都扭過臉去,偷偷擦眼淚。毛澤東看看大家,聲音哽咽著說:

  “全國不少地方遭了災,許多老百姓在挨餓,我們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們帶個頭好嗎?”

  衛士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澤東見大家面有難色,就解釋說:

  “人家逼債,我們少吃一點肉,爭取3年內把債還清。我們中國人是有志氣的,誰也休想讓我們低頭彎腰!”

  從此以后,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員鄭重宣布了2條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艱苦奮斗。他說:

  “全國人民都在定量,我也應該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們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帶這個頭啊?”

  大家都說:愿意。毛澤東嚴肅地說:

  “那好。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我不吃豬肉,也不吃雞蛋,用豬肉和雞蛋出口換機器。我呢,有米飯、青菜、鹽和油就夠了。”

  毛澤東給自己的飲食做出了新規定:

  “不吃葷菜,只吃米飯和青菜。”

  護士長吳旭君勸毛澤東增加營養,改善伙食,毛澤東說:

  “全國人民都這樣,我一個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

  吳旭君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健康,只好每天給他計算攝入食物的熱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澤東還是不讓,每頓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個青菜,兩樣小菜,還是照樣吃原來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飯”。

  有一次,毛澤東帶機要秘書羅光祿等人去釣魚臺國賓館開會,他叫工作人員同他一塊兒吃中飯。毛澤東發現餐桌上有一盤肉,立即叫來管理員問道:

  “大家都沒有吃肉,為什么給我們搞肉吃?”

  管理員解釋說:

  “前天招待外賓宴會,按規定準備兩桌菜,因為臨時人數有變動,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讓主席和同志們打打牙祭。”

  毛澤東聽說大家都分吃了一點,就沒有話說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澤東家里來了幾位客人,不得不囑咐廚師添了一盤紅燒肉。毛澤東要高智陪客,高智給客人們夾了紅燒肉,給毛澤東也夾了一塊。過了一會兒,高智又夾了紅燒肉給客人,他知道毛澤東已經很久沒有吃紅燒肉了,于是又給毛澤東夾了一塊,誰知毛澤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嚇得高智再也不敢給他夾肉了。

  這個時候,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李訥每月口糧只有27斤,根本不夠吃。在一個周末,江青塞給女兒一包奶粉,毛澤東很不高興,說是下不為例,以后不許再往學校帶東西。據衛士尹荊山回憶說: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訥,見李訥臉色不大好,就問她說:

  “是不是生病了?”

  李訥不好意思地小聲說:

  “尹叔叔,我餓得難受……”

  尹荊山聽了很難過,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銀橋作了匯報。李銀橋想辦法搞到了一包餅干,悄悄給李訥送去了。李訥接過餅干,看看四周沒人,抓起兩片塞進嘴里,匆匆嚼了幾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將包包好,藏了起來。

  毛澤東知道李銀橋去看了李訥,就把他叫進屋里,盯著他問道:

  “去看李訥為什么不事先說一聲,你給她送什么了?”

  李銀橋不好隱瞞,只得照實說了。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

  “三令五申,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

  “別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

  李銀橋小聲辯解著。毛澤東把桌子一拍,高聲說:

  “我的孩子就不許送!”

  李訥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媽媽一起吃頓飯,這是為了能讓她有機會和爸爸媽媽見見面,也是借機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師傅每到做這頓飯時,都要加兩個好一點的菜,讓她稍稍解解饞。自從毛澤東和他身邊的人實行三不政策后,李訥周末回家,大師傅照例加兩個菜,可質量卻明顯地下降了,連油花也見不到幾滴了,那味道跟學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許多。餐桌上甚至連毛澤東最愛吃的炒辣椒也越來越少了。

  在李銀橋送餅干不久的一個星期六,尹荊山利用給毛澤東倒茶的機會說:

  “主席,李訥回來了。兩三個星期沒見,一起吃頓飯吧?”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筆,抬起頭來微笑著說:

  “嗯,那好,那好。”

  尹荊山忙去報告江青,江青稍一猶豫,小聲說:

  “多下點米,多放點油。”

  這一頓晚餐,炊事員搞了4菜1湯,還有辣子、醬豆腐等4個小碟,他還得意地說: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時,李訥正在毛澤東臥室里和爸爸談話,她說:

  “我的定量老是不夠吃,菜少,全是鹽水煮的,油水還不夠大師傅沾光哩。上課肚子老是咕嚕咕嚕叫。”

  毛澤東輕聲說道:

  “困難是暫時的,要和全國人民共度難關。要帶頭,要做宣傳,要相信共產黨。”

  他還開玩笑說:

  “大師傅掌勺,連我也管不了呵。”

  說罷,就拉著女兒來到飯桌旁。飯菜已經擺好了,毛澤東說:

  “嗯,今天一起吃飯。”

  李訥剛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熱氣騰騰的米飯上嗅了嗅,那是紅糙米摻了芋頭做成的,她深深地吸吮著香氣,說:

  “啊!真香啊!”

  她望著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江青望望女兒,又望望毛澤東,勉強笑一笑,夾一筷子菜放到女兒碗里。毛澤東望著女兒,說:

  “吃吧,快吃吧。”

  李訥往嘴里扒飯,飯太燙,她嘴里含著飯,咝咝地向外吹熱氣,吹了幾下就咽下去,燙得她眼淚都流出來了。

  “吃慢點,著什么急。”

  毛澤東輕輕地笑著,笑得很不自然。李訥瞟了一眼旁邊的衛士,靦腆地說:

  “在學校里吃飯都很快,習慣了。”

  “現在是在家里么。”

  毛澤東說話的聲音很低,臉上已經變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兒碗里夾菜。她那白皙的臉色已經有些蒼白了,目光直直地望著女兒吃飯。李訥在父母面前從不拘束,也無須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飯的時候,偶爾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掃過桌面,看看飯菜還剩多少。衛士們看著看著眼睛酸了,喉嚨也堵塞了。她是毛澤東的小女兒啊!誰能相信她會餓成這個樣子?

  毛澤東開始還陪著女兒慢慢地吃著,有一句每一句地聊著,漸漸地,他不說話了,終于停下了筷子,怔怔地望著女兒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兒,又看看毛澤東。

  “哎,你們怎么不吃了?”

  李納的嘴終于離開飯碗,詫異地問道。毛澤東說: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羨慕你們青年人。”

  他說著并不看女兒,也不看江青,抓起報紙,側著身子看報。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澤東,把剩的半碗米飯倒進李訥的碗里,瞟一眼毛澤東,起身離開了。衛士們看到她眼眶里已經溢滿了淚水。

  毛澤東始終埋頭看報,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條斯理地說:

  “我年輕的時候在湖南搞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了一塊番薯……”

  毛澤東還沒講完,李訥的心思只在吃飯上,也沒注意父親講話,就說:

  “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打掃完。”毛澤東好像不敢看女兒,用左手在桌子上點了點,說:“‘三光’政策,不要浪費。”

  李訥把飯菜吃得干干凈凈,還沒有離開的意思,兩眼在桌子上轉,連一片蔥花也不放過,仔細地夾起,朝嘴里送。她說:

  “爸,我可能還要發育哩,飯量特大,這么大的窩頭我能吃3個。”

  她比劃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澤東沒有看,還是盯著報紙看。

  “今天的飯菜真香啊,可惜……”李訥望望盤子,又望望尹荊山,說:“尹叔叔,還有湯嗎?把這盤子涮涮,別浪費。”

  尹荊山猛地轉過臉去,淚水奪眶而出,朝著廚房跑去。

  “唉,李訥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員嘴里念叨著,找出兩個白面摻玉米面蒸的饃頭。尹荊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來給了李訥。

  李訥搖晃著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掰一塊饃頭擦擦盤子往嘴里塞。尹荊山拿來熱水瓶,將水倒進菜盤,幫她一個盤子一個盤子涮了讓她喝。毛澤東的喉嚨里咕嚕咕嚕地響了兩聲,站起身,什么話也沒有說就走開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視著那7棵古老的柏樹,久久一動不動。

  晚上,江青進了毛澤東的臥室,估計她是為李訥的事而來的。尹荊山忙退出來,在外面侍立。半小時后,江青出來了,眼睛紅紅的,明顯是哭過了。尹荊山想了想,便進去替毛澤東倒茶,借機說:

  “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澤東什么都明白,他斷然地說:“和全國人民比起來,她還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說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毛澤東深深地嘆了口氣,不無憂傷地說道:“我是國家干部,國家按規定給我一定待遇。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就不能享受。還是那句話,誰叫她是我毛澤東的女兒呢?還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正是:國家有難,人民苦情,領袖律己與民同。

  不忍見餓兒竟有這般吃相,衛士落淚,父母動容。

  誰個不憐膝前女,只緣我是毛澤東!

  不久后的一個周末,大師傅想辦法弄來了一條魚,可是這條魚看樣子只有半尺來長,身子又扁又平。他還特意地說了一句:

  “主席好長時間沒有吃魚了。”

  一家幾個人都不動筷子,想把魚留給毛澤東吃。毛澤東奇怪地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說:

  “吃呀,吃魚啊!”

  他見幾個人還是不動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著魚的盤子,招呼道:

  “吃,我來帶個頭。”

  李敏、李訥、毛遠新只好慢慢地吃了起來。但他們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

  后來,李訥因為缺乏營養,得了浮腫病,毛澤東說:

  “這比起在井岡山的一段生活來,也還算不錯了。當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敗時,有人就沮喪,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過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對戰士們說:‘你們年輕人,嘴上還沒有毛哩,我比你們的年紀大。我都想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難道你們年輕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勝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們一起來慶祝我們自己的勝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澤東,體重已經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說1960年11月2日,毛澤東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澤東審閱修改完了《緊急指示信》,他將原稿中“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從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變”的“5年”改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國第3個五年計劃最后完成的1年以前,堅決不變”;將原稿中“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必須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的“一定時期”改為“一個長時期”;將原稿中各生產小隊之間在分配上的差別“對于發展生產是有利的”“有利的”改為“極為有利的”;將原稿中“社員戶養豬也不可偏廢”改為“應該鼓勵”;在原稿中“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的“在現階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長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后20年內”一句。

  毛澤東將修改稿立即退還給周恩來,并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幾點是重要的。請你召集富春、震林、魯言、正人、伯達談一下,最后定稿。”“用電報發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來召開會議,討論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總支和支部,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這12條指示是:

  1、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3、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4、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6、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7、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8、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9、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10、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11、認真實行勞逸結合。12、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發出后,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各地貫徹執行的情況。各地的報告陸續送來,他特意囑咐值班秘書說:

  “這些電報我都要看。”

  11月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劉少奇、鄧小平為正、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第二次莫斯科會議,并成立了一個文件起草委員會,對蘇共的錯誤觀點提出修改意見,為代表團做好理論上準備工作。

  后來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蘇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開有81個國家兄弟黨參加的會議,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會議。蘇共中央利用這次會議,公布了一份長達60000多字的信件,發動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對中共中央的攻擊,暴露出蘇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揮一切的態度和目的。以劉少奇、鄧小平為正、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在會議上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和錯誤做法,進行了揭露和斗爭。同時,蘇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與會者的批評。會議最后通過了《莫斯科聲明》、《告世界人民書》。使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有所緩和。

  第二次莫斯科會議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蘇共批評不得、一切由蘇共說了算的局面。

  再說11月15日晨,毛澤東看了關于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后,在報告上寫了一個批注,他寫道:

  “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5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都轉變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5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

  爾后,毛澤東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農村工作極為艱苦,要有堅強意志決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則不能去。”

  11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寫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后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3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證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召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中央

  毛澤東在指示中所說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會議,就是后來在12月24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11月18日,毛澤東同時會見了古巴、巴西、阿根廷、玻利維亞、秘魯、墨西哥、厄瓜多爾和日本等國的新聞界朋友。

  11月28日,毛澤東看了《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為中共中央轉發這個報告寫了一個批語,全文抄錄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發去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一件,很有參考價值,值得你們及地、縣同志們認真研究一遍至兩遍。甘肅省委在做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道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太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候情況才能決定。所以說“至少”20年不變。至于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3級所有制規定至少7年不變,也是這樣。1967年以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加7年,成為14年后才能改變。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甘肅省委這個報告,沒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沒有提到一、二、三類縣、社、隊的摸底和分析,這是缺點,這兩個問題關系甚大,請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據自11月21日出現鋼、鐵、煤及運輸生產逐日下降的情況,發出了《關于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指示中說: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國外矚目的一件大事,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如果完不成生產任務,對于我們目前國內外的政治斗爭,對于明年爭取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的號召下,這一年的鋼產量到年底最終達到了1866萬噸。

  12月17日,毛澤東要學習英語,他給秘書林克寫了一個便函,他寫道:

  林克: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2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毛澤東

  1960年農歷十一月的一天(12月18日為農歷十一月初一)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接見了來自家鄉的表侄賀鳳生。

  賀鳳生是毛澤東二姑家表弟賀曉秋的二兒子,在家鄉擔任生產隊長。他對湖南的浮夸風、共產風意見很大,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進京,直接見毛澤東反映情況。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就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毛澤東一見到賀鳳生,就微笑著說:

  “我昨天才從杭州回來,聽秘書說有這么一位親戚要見我,我就告訴辦公廳,請你今晚來談談。接來的客人嘛,豈有不見之理。何況你賀鳳生還有50根頭發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喲!”

  毛澤東說完,一個人爽朗地笑了起來,笑完了又接著說:

  “今天請你來,主要想聽你們那里的情況,聽聽你家里的情況,好的壞的都可以告訴我。1927年與你的父親賀曉秋分手后,就一直沒有見到他了。后來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極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非常感謝你的父親鋒芒不減當年。你的父親還健在嗎?我還欠了他的光洋呢。”

  賀鳳生說:

  “我父親今年十月初八(即公歷11月26日——筆者注),在岳陽我大哥賀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時,我還在長沙治病。”

  “應該給我拍個電報嘛,起碼我可以發個唁電或送個花圈。”毛澤東聽說表弟剛剛去世,立時責怪起賀鳳生來。他點了一支煙,又說:“你父親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沒有他們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澤東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澤東越說越激動,他站了起來,說: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萬萬個賀曉秋這樣的同志,鞏固革命成果則要靠你賀鳳生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毛澤東緩了緩自己的情緒,又問道:

  “寄給你治病的錢,收到了嗎?”

  原來,在1960年下半年,賀鳳生曾有一段時間在長沙治病,花了不少錢,經濟上十分困難。毛澤東得知情況后,曾兩次給他寄去了錢。

  “收到了。一次300元,一次100元。”賀鳳生一邊回答,一邊提問:“那些錢是您個人的還是公家的?”

  “當然是我個人的啰!”毛澤東說:“我不需要更多的錢,有工資有稿費,又不需要存錢。更何況你們有困難應該幫助,共產黨人總不能忘恩負義吧。今天只我們倆談心,你不是說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況嗎?給你1小時,不!兩小時可以吧?”

  毛澤東說完,向警衛人員做了個手勢,警衛人員退了下去。會客廳里只剩下毛澤東與賀鳳生兩人了。賀鳳生也不客氣,一邊喝著茶水,一邊對毛澤東說:

  “主席,我想請你到我們那里去吃幾餐缽子飯,吃食堂餓死人了!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

  毛澤東說:

  “好一個開頭炮。講下去,講下去,我說過,不管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越具體越好,要真實情況,不要摻水,是一說一,是二說二,罵娘也可以。告訴我。只有賀曉秋的兒子才有這么好的禮物給我。”

  賀鳳生說:

  “大躍進來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戶有了房子,一夜之間,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點,土磚墻要搗碎了熬肥料,弄得到處雞飛狗跳墻,哭的哭爹,罵的罵娘,一百戶兩百戶連在一起,越大越是集體化,如果老天爺一把火,從東到西幾百間茅棚全會燒成灰。小鐵鍋砸了煉鋼鐵,小灶拆了積土肥,筷子碗碟全部歸公,只允許一個大隊開一個食堂,大鍋飯、缽子飯、雙蒸飯。還沒得飽飯吃,餐餐蘿卜、紅苕,沒得幾個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腫,路也走不動,女人沒崽生,瘦得風都吹得起。”

  賀鳳生見毛澤東聽得很認真,就喝了一口茶水,接著說:

  “現在的干部都興放衛星,實際上是浮夸衛星。不實事求是,搞假場面的是英雄,還可以升官。紅薯爛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燒掉。倉里沒得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為了迎接上級的檢查,把好幾塊地里的稻谷栽倒一塊田里,硬說是畝產達到幾千斤,是大躍進帶來了大豐收,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還是那些人。干部當老爺,嚴重脫離群眾,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后沖天罵娘。”

  賀鳳生越說火氣越大,他向毛澤東身邊移近一步,問道:

  “您不是說黨和人民是血肉關系吧?現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還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發水?”

  毛澤東說:

  “不是腰河里發水,當時估計形勢高了一點,責任在中央。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只有1年多時間,全國就化開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備了條件,有些只是為了跟形勢,還有些沒有具備條件,是一陣風刮起來的。下面有些情況,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紅旗是黨中央提出來的,有些問題雖然出在下面,中央卻有責任,真是愧對人民,愧對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犧牲的人民。”

  毛澤東說到這里,沉默了好一陣子。他語氣沉重地告訴賀鳳生說:

  “中央準備近期開個三級干部會議,大約7000人。華容縣領導也要來,叫他們來,要好好講講這個問題。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剎一剎這股風。”

  賀鳳生見毛澤東心情如此沉重,也緩和了許多,他說:

  “還有一個問題要向主席匯報。”

  賀鳳生想了想,不知該不該說,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說道:

  “我們那里不少地方,現在把人家的祖墳都挖掉了,說是為大躍進改造產糧田,也不事先出個安民告示,有些墳挖出來了沒人管,尸骨亂丟,不講人道。我姐的墳就給人挖開了,到現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澤東聽到這里,十分氣憤,他站起來,大聲地說:

  “共產黨人也講人道嘛,也是爹娘養的嘛!國民黨挖我的祖墳我也氣憤呢,這個問題要處理好!”

  他頓了頓,接著說:

  “我給你兩個權力:有困難可以隨時找我,有什么情況也要隨時告訴我。真的,社會上像你賀鳳生這樣敢講真話的人太少了。中央領導下去,下面盡講好聽的,帶著你看好看的,很難得到真實情況。他們怕說拐了場掉烏紗帽。農村有句俗話,叫‘三十吃年飯,盡趕好的搬’。不像你賀鳳生無所求也就無所顧慮。要提倡各級干部都講真話。要讓農民吃上飽飯,不能風一陣,雨一陣,任何一級干部都不準搞假家伙。你們華容縣那個錢糠湖圈墾,也有可能是個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農民兄弟受苦就不對了。對不起農民兄弟,請你代表我,向他們道個歉。”

  不知不覺3個小時過去了,秘書第3次來催毛澤東休息,終于結束了這次談話。

  毛澤東留賀鳳生在家里跟他一起吃晚飯。菜端上來了,賀鳳生一看,是普通的4菜一湯,最好的一盤是炒雞塊兒。廚師說:

  “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給你加的。”

  吃過晚飯,在北京化工實驗場工作的文炳璋來了,他是毛澤東通知他來接賀鳳生的。

  第二天,毛澤東接見賀鳳生時,告訴他說,他反映的情況,已經和劉少奇、周恩來交換了意見。黨中央、國務院進行過研究,認為食堂要拆散,生產要恢復,浮夸風要制止。

  毛澤東還說:

  “感謝你為中央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情況,那是少奇、恩來和我都撈不到的真實情況呀!”

  賀鳳生臨走前,毛澤東送了他一盒大中華香煙,一塊上海牌手表,一條上海產羊毛圍巾,一頂東北狐皮帽,一支大號金星鋼筆,一個帶有毛澤東、朱德頭像的筆記本,另外還有25斤糧票和50元人民幣。他拉著賀鳳生的手說:

  “走,我送你出新華門。”

  “嚓”,閃光燈亮了,眼明手快的攝影記者搶拍下了這一非比尋常的場景。

  據工作人員回憶說,自此,毛澤東憂心如焚,他曾一連多少天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欲知毛澤東如何領導全國人民渡過難關,請看下一章敘述。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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