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4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訂
高了，結果天天被動。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是
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墻就要拐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
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話說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出了《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和《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毛澤東在第一個指示中加寫了一句話，他寫的是：“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中央在兩個指示中要求：各級黨委第一書記必須在5、6兩個月內，以抓農業生產為中心。縣委第一書記必須以全力抓農業生產，地委第一書記必須以三分之二的時間抓農業生產，省委第一書記必須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抓農業生產。加強對小麥的農田管理，保證增產。擴大春播和夏種的面積，完成今年糧、棉、油等主要作物的生產計劃。
指示還要求：社員要有一定數量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
5月7日，毛澤東接見了來京參加全國人大二屆1次會議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阿沛.阿旺晉美和詹東.計晉美等人，詳細詢問了西藏叛亂的情況。他在談話中說：
“本來我們要根據和談協議逐步改變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們就說過，從1957年起6年內，西藏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連試點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據那時的情況，由西藏上層和人民群眾共同協商解決。可是達賴不高興，叛逃了，這件事是我們所不希望的。反動派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既然叛亂已經發生，也沒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們回心轉意，我們還是歡迎的。你們站在維護中國統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這很好。希望你們進一步維護民族團結和中國的統一。”
毛澤東就今后一邊平叛、一邊改革的方針政策，征求了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的意見，他問道：
“現在你們同意不同意進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晉美說：
“我們來開會前，西藏黨組織的領導同志曾征求過我們的意見，我們完全擁護中央關于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請毛主席放心。”
毛澤東連連點頭，高興地說：
“雖然發生了叛亂，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針仍要堅持，不管參加叛亂的是什么人，我們仍舊是一個不殺。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后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
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薪巴(農民——筆者注)關系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斗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澤東還說：
“民主改革要根據西藏的具體特點逐步進行，在改革中要嚴格執行政策，要團結各階層僧侶人民，要區別對待沒有參加叛亂的、被裹脅叛亂但又迅速投誠的與堅決參加叛亂的奴隸主，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跡。
關于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5月10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民主德國人民議院訪華代表團。他在談到西藏問題和中印關系是說：
“我對朋友們說，不要怕鬼，鬼是這樣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沒有了。你們德國文學中有無這種材料，說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馬列主義教我們別怕鬼。資本主義這個鬼確實有其事，不過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蔣介石這個鬼也不小，在他以前還有袁世凱、清朝皇帝等鬼。我就是不怕鬼。”
5月11日上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他說：
“對尼赫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針。尼赫魯是中間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樣，是可以分析的。他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人民日報》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著重批評他壞的一面。這是因為他在前一個時期放了很多毒，我們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記住，經過這樣一次批評之后，我們還是要看到他還有好的一面，他做過好事的一面，所以還應該爭取他，給他個下樓的機會，不要把事情做絕。
對達賴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針。不管他發表什么聲明，我們都暫不理睬，看一個時期再說，這也是留有余地。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宗教領袖，畢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時期表現還可以，后來到北京當人大副委員長，表現也可以。就是說，達賴有過好的一面。因此，將來他如果想回來，我們還是采取歡迎的態度。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回來之前要發表一個聲明，宣布他過去在噶倫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說過‘西藏獨立’之類的話是不對的，一律作廢，這樣就可以回來。這個條件不算苛刻。我們既往不咎，是夠寬大的了。”
毛澤東轉對列席的吳冷西說：
“今后關于西藏問題的宣傳，數量要減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說一切都好，也不要說一切都壞，總的分量要減少。”
5月11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陳云關于鋼產量指標的說明。陳云說，他聽取冶金部的6次匯報后，得出結論：“鋼材的可靠指標可以初步定為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就是1300萬噸”。劉少奇說：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周恩來說：
“1年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年，整個經濟計劃由于鋼產量指標一變再變，一直落實不了，整個工業生產非常混亂。現在是‘人心思定，生產思常’，希望趕快把鋼的指標定下來。此事關系重大，我建議，先由我同國務院各位副總理分頭到各個重點產鐵地區去調查，然后再向毛主席匯報，并由政治局最后確定。”
會后，周恩來和8個副總理分頭到9個地區去調查。
5月15日，陳云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對鋼生產指標的調查情況，信中說：“冶金部參加會議的同志，認為鋼材數量定為900萬噸(即鋼的數量定為1300萬噸)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我希望同財經小組的幾個同志，包括鶴壽同志，一起向你匯報一次。請你有空時找我們。”
再說毛澤東自從不再擔任共和國主席職務退居二線后，卸去了政務方面的工作，輕松多了。他在休息時就練練書法，與民主人士的往來也更多了。
黃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跡摹本，毛澤東借來看。說好借1個月。此后，毛澤東的工作一停下來，便翻開摹本看，愛不釋手。李銀橋去倒茶時，常常見他看著字跡琢磨，有時，又抓起筆來對照著練。他練筆不同于別人，不是照著摹仿，而是取其所長，取其神韻，消化吸收，將前人的精華變成自己的東西。每每練到興頭上，連吃飯都叫不應他。
大約是真跡摹本太珍貴了，黃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剛剛借出去一個星期，他便頻頻打電話詢問毛澤東看摹本的情況。電話往往是打到辦公室里，問主席看完了沒有?什么時候還?還有一次，黃炎培那邊竟然把電話直接打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慢條斯理地問道：
“不是講好借1個月嗎?”
電話那邊馬上說：
“對、對、對。”
可是，不足1個月，黃炎培那邊又把催書的電話打到了菊香書屋的衛士值班室里。衛士尹荊山來到毛澤東的書房，見毛澤東正在看那本書法摹本。他的頭照著書上的筆畫晃動，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筆。尹荊山借倒茶機會，向毛澤東報告說：
“主席，黃炎培那邊又來電話了，他們……又催呢。”
毛澤東一聽，非常生氣，將手中的煙嘴摔在桌子上，說道：
“怎么也學著逼債了?不是講好1個月的?還差7天，我是給他數著呢。”
尹荊山見毛澤東真的生了氣，連忙解釋說：
“主席，他們……他們不是催要，是問問。就是問問主席還看不看。”
“我看!”毛澤東喝口茶，重新拿起煙嘴，語氣緩和多了，說:“到1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1個月催討，他們失信。誰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黃炎培親自來電話了，這次電話直接打給了毛澤東。他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末了，還是問那本真跡摹本。毛澤東問：
“任之先生，1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
李銀橋在一邊嘟噥著說：
“跟向主席討債似的，沒深淺。”
毛澤東聽了，卻微笑著說：
“不夠朋友夠英雄。”
等到了1個月期滿，毛澤東將王羲之那本真跡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夾好，交給衛士尹荊山，說：
“送還吧，零點前必須送到。”
尹荊山說：
“黃老那邊已經說過，主席只要還在看，盡管多看幾天沒關系。”
毛澤東擺擺手說：
“送去吧，講好1個月就是1個月，好借好還，再借不難。朋友交往要重信義。”
1959年6月3日，毛澤東剛剛起床，就給林克又講起了他曾經在第2次鄭州會議上以及跟他的孩子們講過的“梁鴻余熱不因人”的故事。講完了，他又說：
“過去，我跟孩子們講過這個故事，但他們年幼，沒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澤東是借這個故事，鼓勵自己的子女和年輕人，要有志氣，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獨立性格，自立自強，靠自己艱苦創業。
6月7日上午，毛澤東就章士釗6日的來信給他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1959年6月間，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為了普及邏輯學的基本知識，安排編輯出版邏輯叢書，打算將章士釗的舊作《邏輯指要》重新出版。研究室在征求作者本人意見時，章士釗顯得十分為難。他心里清楚，此書1943年在重慶出版時，在書的序言里逢迎蔣介石，蔣介石因此讓他到國民黨大學等處講授。
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在某一天，一見到章士釗就問他：
“聽說您在邏輯方面有著作，能不能給我一閱?”
章士釗躊躇一會兒，答道：
“《邏輯指要》這本書原印于重慶，與‘叛黨’有關。我如果這樣將它送呈您閱覽，那是對您的侮辱，這怎么可以呢?”
毛澤東笑呵呵地說：
“這是做學問的事，那里有什么可傷害的呢?”
于是，章士釗派人把書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認真讀完《邏輯指要》一書后，對它做了肯定，并親自代章士釗擬出了再版說明。
毛澤東在6月7日給章士釗的信中寫道：
行嚴先生：
各書都收，讀悉，甚謝!實事求是，用力甚勤，讀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變計，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即借先生之箸，為之籌策：
《邏輯指要》一書是一九某某年舊作。1959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編輯邏輯叢書之舉，拙作也在征求之列。于是，以1個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邊，臆核頗為吃力。全稿計削去不合時宜者大約二十分之一，增補者略多一點，都只限于古籍例證，能使讀者稍感興趣而已。近年以來，邏輯一學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于邏輯學的范圍及其與唯物辯證法的關系，爭論繁興，甚盛事也。鄙人對此，未能參戰，然亦不是沒有興趣的。舊作重印，不敢說對于方今各派爭論有所裨益，作為參考材料，或者竟能引起讀者對拙作有所批判，保衛正確論點，指出紕繆地方，導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則不勝馨香禱祝之至!
章士釗
1959年6月某日
這樣一來，我看有很大好處，尊意以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興這樣辦，我的建議作罷。我害了1個月感冒，前書未復，方以為歉。忽得六日信，極為高興，倚枕奉復，敬頌
教安。
毛澤東
1959年6月7日上午8時
章士釗看了毛澤東的來信，十分感激他的建議。后來在《邏輯指要》再版時，章士釗將毛澤東替他撰寫的說明文字幾乎全部收入了自己的重版說明之中。
毛澤東與章士釗之間還有一個趣事，不得不在此敘述一下。
有一次，毛澤東看罷章士釗的來信，手指在桌上輕輕地敲了兩下，轉向衛士李銀橋吩咐：
“你趕緊上街，買兩只雞，給章士釗送去。”
當時，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了。李銀橋匆匆趕到街上，跑了幾家副食店，總算買到了雞，送到張士釗家里。李銀橋記得章士釗老先生是住在一個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樣，很破爛。他拎著兩只雞說：
“主席送您兩只雞。”
章士釗連連點頭說：
“謝謝，謝謝。”
李銀橋說：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釗舉舉那兩只雞：
“知道了，這是回話。主席身體怎么樣?”
李銀橋說，很好。
李銀橋有些納悶，這兩只雞怎么是回話呢?章士釗在信上說了什么，他不知道，當然也無法猜到。他回去給毛澤東學說了一遍，毛澤東也笑而不語。這就給李銀橋留下了一個終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的《關于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示要求說：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禽家畜，包括豬、羊、雞、鴨、鵝、兔等在在內，所有收入歸社員個人所得。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時間，把房屋旁、村旁、樹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閑散土地充分利用起來，誰種誰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愿吃、愿存、愿賣，完全由社員個人自由支配。屋前屋后的零星樹木仍然歸還社員所有，受益也歸社員所有。
6月11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秘魯議員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是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工農業水平不高，有許多人是文盲。我們現在正在積極組織自己的經濟，積極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工業，使農業用機器裝備起來。現在工作才開始做，僅僅是開始。至于做出成績來，那需要時間，需要朋友的幫助，不是很短時間內所能做到的。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提高經濟、文化水平，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文化教育，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總要花些時間。我們已經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工業才這么一點，農業還是手工業式的，也許再有10年才會有些進步。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同別的國家一樣，不僅要為自己而且還要對世界做些貢獻。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中美、南美有20個國家，同亞洲的國家例如中國發生經濟聯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聯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換有益的東西。日本是亞洲國家，是我們的鄰國，我們同他們打過仗，最近關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間的交往還是有的，現在還有日本民間代表團在中國訪問。雖然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關系，日本政府對我們不友好，但兩國人民還是互相往來，人民間互相來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話，我們還會派代表團去南美洲訪問你們國家的。
過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現在干的叫建設，是新的事，沒有經驗。怎么搞工業，比如煉鐵、煉鋼，過去就不大知道。這是科學技術，是向地球開戰，當然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國部分開戰，不會向你們那里開戰。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比如水壩，如修得不好，質量不好，就會被水沖垮，將房屋、土地都淹沒，這不是懲罰嗎?”
6月12日至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問題。毛澤東說：
“1959年的計劃指標曾多次開會調整。這次會議還要決定降低指標。大家可以各抒己見，左思右想。不管過去說過什么大話，都允許翻來覆去。”
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等人匯報了有關情況。周恩來根據他和各位副總理下去調查的情況，詳細分析了經濟形勢，認為八屆七中全會把鋼產量指標降為1300萬噸是可行的。接著，李富春、李先念就計劃和財政、市場問題作了說明。廖魯言則提出1959年糧食指標從8000億斤降到6000億斤。
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兩次話，還曾經多次插話。他說：
“去年的大躍進，對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講時間、空間和條件，主觀主義大為發展，沒有把主觀的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只講主觀能動性，而且無限擴大，這點必須堅決糾正。
我過去沒有摸工業，只抓了農業。去年才接觸工業。在這種情況下，犯錯誤可以說是必然的。人的認識要經過多次反復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道路。要總結去年的應驗，去年的經驗對于今后搞經濟建設是十分寶貴的。
去年我們至少有3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系，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干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是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還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現在鋼的指標降到1300萬噸，仍然是多快。因為去年只有810萬噸好鋼，今年增長60%，這樣的速度在蘇聯也從未有過。綜合平衡我們講過多次，但還是不容易做到。是非經過不知難啊。權力下放過多的情況要扭轉過來。人權、工權、財權、商權，都應該收過來，由中央和省市兩級專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則就亂了，沒有辦法控制了。今年糧食生產可以訂6000億斤的計劃，能收到5000億斤就很好，因為估計去年只有4800億斤。但糧食消費計劃只能按4000—4500億斤的收成來安排。
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4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訂高了，結果天天被動。經濟工作我們究竟有沒有經驗，群眾路線究竟怎么樣，都值得我們重新考慮。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是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墻就要拐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系，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系。過去搞民主革命，忙不過來，打仗占了大部分時間。后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階級斗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開始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現在不是互相指責、互相埋怨的時候，而是要認真吸取經驗教訓，趕快把過高的指標降下來，盡快把生產計劃落實。”
毛澤東還說：
“現在我們宣傳上遇到困難。去年是那樣講的，今天又這樣講。現在《人民日報》和《內部參考》是兩本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搞兩面派。公開報道盡講好的，《內部參考》講不好的。當然，《內部參考》還是要辦，不好的事情還是有個地方講。但公開報道老是這樣只講好的，不是辦法。去年說了許多大話、假話，應該逐步轉過來。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現在計劃已經確定，方針已經明確。宣傳有準繩了。過去報紙上說的虛夸的數字，過高的指標，現在根本不去理它，轉過來就是。關于如何轉，這個問題請中央書記處研究。”
6月14日，由于鄧小平在5月間摔傷了腿，住在醫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書記處會議，研究宣傳上怎樣轉的問題。
這里有必要先說一說鄧小平的一段軼事。
在整個大躍進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間派，無不忙得不亦樂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員——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倒顯得十分悠閑自得，他經常到養蜂夾道高干俱樂部打橋牌。幾年間，鄧小平除了出差、開會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萬里和被稱為“教授”的吳晗一類人打橋牌。待他們玩到午夜時分，北京飯店都要送飯菜、茶點侍候。鄧小平每每打到興奮處，便高聲叫道：“打橋牌也要鼓足干勁。”他的話無不引起一陣滿堂哄笑。
閑話少敘，再說彭真等人商定，在宣傳上應該轉，但要逐步地轉，不能急轉彎，而且報紙公開宣傳也不能把工作中的問題和盤托出，還要內外有別。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喬木、周揚和吳冷西修改一下，書記處再討論決定。
這樣，胡喬木、周揚、吳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討論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關于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的通報草案。
6月16日，吳晗撰寫的《海瑞罵皇帝》一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原來，身為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明史專家、中共黨員吳晗，是接受胡喬木的建議，先后撰寫了兩篇文章，定名為《海瑞罵皇帝》、《論海瑞》。
6月17日，彭真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胡喬木3人修改過的中宣部起草的關于宣傳上如何轉問題的通報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準備報請劉少奇審批后，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各地。
后來，劉少奇看了這一草案后說：
“通報本身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此事關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6月20日凌晨，毛澤東讀到了新華社編印的第2801期《內部參考》上關于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后，給胡喬木、吳冷西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喬木、冷西同志：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后退回。
毛澤東
6月20日上午4時
6月20日下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宣部關于宣傳上如何轉問題的通報草案。劉少奇說：
“報紙上去年放了許多衛星，失信于人。我們去年浮夸風刮得利害，下面怎么講我們就怎么報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聯系實際’，其實是跟著下面走，犯了尾巴主義錯誤，結果走向反面，完全脫離實際。《人民日報》宣傳虛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個時候的思想和作風，所以不能完全怪報紙。
目前宣傳要轉變過去一個時期的狀況，但也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地轉，而是要逐步地轉。這里有兩條戰線斗爭的問題。所以，宣傳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們在宣傳上只能逐步地轉，逐步地講，不能一下子和盤托出。從對外宣傳上說，還要考慮一些兄弟黨過去一直為我們說了許多好話，如果我們一下子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會使兄弟黨很被動。1956年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黨被動，又被敵人利用，我們不能那樣干。
關于工作中的缺點，在宣傳上應該講這些缺點已經或者正在怎樣改正，從這樣的角度去宣傳。不能把所有的缺點都講出來，只能講百分之一，講典型的、有教育意義的。因為我們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點只是支流。比方說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關系，過去強調數量是必要的，沒有數量，質量也無從談起。我們從無到有，開始只能著重數量，有了數量以后就要抓好質量。過去我們的缺點是只抓數量不抓質量。報道缺點不能用糾偏的態度，不能泄氣，不能給群眾潑冷水。
去年大躍進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的大躍進及其后的大失調，我們就可以認真地研究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速度究竟怎樣才適當。去年的經驗教訓是全民性的，是非常豐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寶貴的。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就是最大的成績，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會議結束后，彭真、胡喬木、吳冷西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向他匯報這次會議的情況。
毛澤東說：
“現在我們名聲不大好，別人不大看得起我們，這也有好處。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敵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而且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都對我們有些害怕，現在不大怕了。還是不叫別人害怕為好。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我的感覺，去年北戴河會議后，從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動的。一些指標定得那么高，使我們每天處于被動地位。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都是我們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不認識。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工業各個部門的聯系，工業與農業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都沒有兼顧到。
去年11月開始發現問題。這是在鄭州會議的時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個15年(1958—1972)建設綱要，目標是年產4億噸鋼。我當時就問，要那么多鋼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產那么多?那個時期就發現大家喜歡高指標。后來又發現陳伯達起草的一個文件，絕口不講商品交換，甚至連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究竟要不要商品經濟，是只搞產品交換還是有商品交換，都糊涂了。于是建議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目的是想使大家對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知道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商品經濟。但是，當時許多同志思想并沒有轉過來。武昌會議還是高指標，還沒有認識平調農民是剝削農民。第2次鄭州會議才解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高指標從武昌會議、北京會議到上海會議，一降再降，都沒有降到實處。可見認識錯誤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們的思想符合實際要有一個過程。現在人家說我們去年成績沒有公布的那么大，這不要緊。我們現在不要同人家爭論成績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講了大話，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開，究竟如何，現在不必爭論。
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總的說，從反右斗爭起，《人民日報》比過去好，老氣沒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兇、太多、太大。現在的問題是改正錯誤。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
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它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辦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管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臺，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王顧左右而言他。
關于當前報刊宣傳的通報，可以不用中央通報的形式，而用喬木、周揚、冷西他們3個人的意見的形式，再加上一個中央通知，說明中央同意他們的意見，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開一次報紙宣傳工作會議，要各省報總編輯、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央一級報刊、新華總社、廣播事業局的負責人參加。大家說好不好?”
毛澤東最后說：
“報紙辦得好壞，要看你是政治局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我是提倡政治家辦報的，但有些同志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優柔寡斷。袁紹、劉備、孫權都有這個缺點，都是優柔寡斷，而曹操則是多謀善斷。我們做事情不要獨斷，要多謀。但多謀還要善斷，不要多謀寡斷，也不要多謀寡要，沒有抓住要點，言不及義，這都不好。聽了許多意見之后，要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曹操批評袁紹，說他志大智少，色厲而內荏。就是說沒有頭腦。辦報也要多謀善斷，要一眼看準，立即抓住、抓緊，形勢一變，要轉得快。”
談話結束時已經是晚上8點30分，毛澤東叫吳冷西留下，又招呼劉少奇過來一起談話。毛澤東對劉少奇說：
“《人民日報》去年出了很多亂子，要加以改進，是不是請你抓一抓《人民日報》?”
劉少奇不高興地說：
“現在我管的事情很雜，也很少接觸《人民日報》，管不了。還是請主席直接管好。”
毛澤東見劉少奇這樣說，只好對吳冷西說：
“以后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們兩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
劉少奇和吳冷西離開毛澤東住處后，他在門口對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要辦好，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毛主席說的多謀善斷，你們首先要多謀，然后也要善斷。對于比較重要的問題，你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最后還是中央來斷。這樣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錯誤。”
正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遺憾的是，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以及將要召開的全國報刊宣傳會議，由于不久在廬山會議中出現的突兀情況，全都無疾而終了。這是后事，待下一章詳述。
再說6月20日晚，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在北京中南海聽取聶榮臻、錢三強等人關于核研究方面的情況匯報。
正在此時，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來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聽著翻譯念那份剛剛收到的蘇聯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說，蘇美等國正在日內瓦談判禁止核實驗的協議，蘇聯怕西方國家獲悉他們在新技術方面援華，而“有可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
陳毅一拍桌子，大聲吼道：
“胡說八道!”
“念下去——”
毛澤東不動聲色，點著了一支香煙。
翻譯又接著往下念：為此，蘇共中央決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蘇中雙方在莫斯科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中斷若干援助項目，不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兩年以后看形勢發展再說。
周恩來眉宇緊鎖，神情嚴峻，憤然地說：
“片面撕毀，背信棄義!”
屋子里一陣沉默。
“算了。”毛澤東掐滅煙頭，大聲說道：“還是那么一句老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們去吧。”
“主席，那我們下一步怎么辦?”
錢三強用焦灼的目光望著毛澤東問。毛澤東沒有回答，輕輕地拿起那支紅藍鉛筆，仔細地在那份呈報給他的原子彈研制報告上，不停地寫著，劃著，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從此，以“59.6”這個不尋常的日子為代號命名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就這樣確定了下來。
欲知中國的原子彈何時研制成功?毛澤東主持的廬山會議又出現了什么重大事情?請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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