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陳忠實稱其為文學大才
他從做著文學夢的延安娃到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他為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老一輩革命家樹碑立傳
忽培元難得一笑，笑起來是開懷的憨憨的率真的樣子。將至花甲之年，而凝重和負重早已成為他生命中不變的底色，當然更是他生命中躍動了五十八載的亮色。擰起的眉頭，西北人的戇直，罕有的激情、執著和實績，常常撞擊著浮在浮世上求生活求臉面的我們。
面對我的提問“怎么處理睡眠和工作的關系?怎么均衡事業和家庭的關系”，他總是嘿嘿一笑，答非所問，好像睡眠、休息是與他無關的事情。正如他曾經患有“三高”癥，而治愈的手段好像不是醫術，“我就每天中午繞著北海走上一圈，好著呢。”有一次，他忽然說女兒嫌他的大量藏書和手稿將來不好處理……他也不惱，用的口吻是揶揄的，當個玩笑跟別人說。我看他走路有點搖晃，像是崴了腳，就關心詢問，他說沒事，好著呢。從不嘆氣、從不發呆、從不找轍、從不扯淡，忽培元只干活，他視土地為母親，視老百姓為娘親，在硯田墨海，在字里行間，在顛簸途中，在星夜斗室，他把從“娘”那兒得到的所有乳汁和養分加了時代和自己的營養再還給土地和百姓。
我愛聽他講話，忽氏“陜普”(陜西普通話)，短促，利落，直白，快活，平緩而抑揚頓挫。有人形容他是一本書，總是“未完待續”，總會帶給你激情;有人說他是一位歌者，匍匐在大地，躬耕于硯田……我覺得還是著名作家陳忠實的評價到位，他說：“忽培元身兼行政官職，不是虛職而是實職，便可以直接進入當代日新月異著的生活主潮之中，包括旋渦里焦灼的社會矛盾，已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體驗或感受生活，而是生活逼使他必須作深刻思考;這種痛切乃至焦灼里的思考所獲得的體驗，就不是作為局外人的體驗者的感受了;忽培元的體驗就是獨有的發現，而且泛溢著生活主潮的脈動。這樣想來，我才理解了忽培元多年來把主業放在行政職場，始終把文學創作置于業余的因由，無疑是一位大智慧者的人生選擇。”
不斷學習、不斷感悟、不斷創造、不斷付出的一個又一個日子連綴起來，就是忽培元的人生。他每時每刻都在持守著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夢、自己的底線和態度，他每時每刻都在展現著真實的豐富的思考的行動的自己，所有誘惑、所有磨難、所有險阻、所有問題，都在他面前土崩瓦解、丟盔卸甲、迎刃而解。筆者感其精神，嘆其執著，仰其人格，慕其為人，特擬古詩一首相贈，題曰《忽培元印象》，詩云：“山里書香誕綺夢，土炕米酒孺子牛，秦柏風骨贊礎石，千古文章腳下求。延河水，大慶油，背繩肉里扣，代代獻糧忙，脊貧煉黑金，鐵人精神長。花甲近，笑意稠，夢里常回土窯洞，遙想鄉親涕淚流。不趨熱，專走冷，纖筆一支破萬難，鐵肩一副寫清秋!”
挨餓、插隊、教書，19歲當大隊書記搞聯產承包責任制
忽培元祖籍關中朝邑(今大荔)，生命中有29年生活在陜北山區，父親是一輩子獻身陜北水利事業的本分知識分子，母親勤勞聰慧，與鄰里相睦。貧苦山區里的書香門第，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磨礪，這就是忽培元的早期教育。他小時候挨過餓，上山挖野菜山果充饑，冬天冒著冰雪進溝打柴。及至青年，登山、游泳、滑冰、打球、長跑，他無所不精;詩文書畫、文獻古籍，民間藝術、鄉里掌故，他無所不通，自覺自愿地野蠻體魄，涵養精神，執著于一個目標，聚焦于一個信念，窮年以求，終生不悔，面對困難從不退縮，卑視虛偽自甘落伍。高中畢業后，忽培元下鄉插隊近5年，這被他稱為幸運的事，生在苦寒之地陜北更自言何其幸也。
“我是土生土長的延安人，從小喜歡文學，很小的時候就立志，長大了一定要當作家，一直有這個夢。我父親是建國前的大學生，老水利，陜北最早一批搞水利建設的，我母親喜歡講故事，對我是一種自然的熏陶和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是在鄉村長大的。古今中外的作家童年大都早熟，我也是。1958年，我3歲，就記得很多事，我老家是陜西渭南。三年困難時期，和母親回到老家，跟爺爺奶奶在一起，當時餓得別提了，大家都吃大食堂，排隊打飯，后來沒的吃了。我什么苦都吃過，我家6個孩子，我是老二，上面有個哥哥。”
1973年，忽培元在延安插隊期間入黨，并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同時開始發表文學作品。“我19歲當大隊一把手，管得很好，實際上聯產承包責任制我早就搞了，從1975年開始搞了3年，比小崗村還早兩年。我管的那個大隊1000多口人，2000多畝地，是直屬隊，沒有分小隊，我擔任支書后劃分了四個作業組，定地塊、定勞力、定生產資料、定產量，到年底根據任務完成情況獎罰。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并非包產到戶，現在看來也很科學。”
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那1500多個艱苦而又充實的日子里，忽培元與這些貧下中農一道白天大干，晚上夜戰，勒緊褲帶，艱苦奮斗，朝夕相處，心心相印。忽培元的許多作品中都有那段生活經歷的回憶和描寫，可見其蕩滌靈魂、升華精神之功效，忽培元說：“關中稱農民上地勞動為做活，而陜北則叫受苦，春天播種，夏季早出晚歸除草耕耘，與干旱抗爭不止，秋天收獲了，弓著身子把沉甸甸的莊稼由山里背到莊里的場上碾打，一二十里路也不休息一次，扣在肩頭的麻繩，深深地勒進肉里，每個人都仿佛被五花大綁一樣……這片干旱貧瘠的土地上，一代人接著一代人，就是這樣背負著沉重的生活和奉獻的歡樂，自覺或不自覺地耐著苦痛走過來的……這就是我記憶中的陜北農民，這就是我所敬仰著的陜北人民。”
因為有了那一段陜北農村的艱苦生活墊底，忽培元不僅找到了可以一輩子固守的精神家園，而且為他的文學創作奠定了至為堅實的思想基礎、生活基礎和審美基礎，他感悟到，共和國的大廈不是單純靠偉人和英雄高擎，而是由千千萬萬普通的工人、農民、士兵和知識分子共同支撐著，億萬個默默無聞、甘當礎石、基石的人們堪稱當代中國的脊梁。
“為老百姓立言，替普通勞動者樹碑立傳”，從此成為忽培元文學創作的基本動機和永遠主題。他在1991年出版的報告文學集《秦柏風骨》中刻畫的人物，除費孝通教授外，多是陜西籍或多年在陜西工作的，像秦川原野上隨處可見的一種古柏一樣的礎石和基石樣的人物，他們工作不同、業績不同，而堅韌不拔、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品格卻是一脈相承的。其實，忽培元自己就是一株風骨硬傲的秦柏。
在30多年的從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寫到哪里
1977年恢復高考，忽培元考入延安大學中文系，“我是先招工，后考上的大學，1977年秋天，全國統一高考，我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我的古文底子很小就打下了，上大學后更加系統地閱讀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學名著，甚至是一些文獻書籍。我能用古文寫作，教過高中語文。”
1983年后，忽培元歷任延安地區專員秘書、綜合科長，中共陜西省委政策研究室處長，中共潼關縣委副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秘書;1996年起任延安地委副書記、延安市委副書記兼市政協主席;2004年調國務院研究室工作;2005年，被中組部選中，下派東北任大慶市委副書記;2009年再次回京任國務院研究室司長。
在忽培元30多年的從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寫到哪里。每當有新作品問世，大都與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職有關，他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并做出深刻的思考，不僅寫出了諸多文學作品，還寫出了大量的經濟社會調查研究報告，他不僅學以致用、“寫”以致用，而且“政”以致用，“研”以致用。在延安工作，他寫延安的革命傳統，寫自己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切身體驗，《延安記憶》收錄了他在延安工作時創作的百余篇散文;在北京擔任秘書，他寫了長篇傳記《群山》;在潼關工作，他寫了長篇小說《雪祭》，反映農村社會問題，體現出一種擔當，一種責任;到大慶工作，他寫大慶人，創作了6000多行的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他編大慶書，編輯出版了《大慶文藝精品叢書》(十八卷)，他也因此獲得大慶開發和建市以來文化發展特別貢獻獎……豐厚的生活經驗和長期擔任縣、市地方官員的歷練，無疑為忽培元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源泉。他的文學作品，總是從生活出發，從現實出發，即使寫歷史生活，也有當下生活體驗的融入，給人以厚實、親近之感。忽培元說：“我20年前寫了《雪祭》，有人要搞電影。講的就是黨的三大法寶——群眾路線、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國民黨失敗，是自己內部爛了，被自己毀了。”
看了大量忽老師的作品，我以為忽培元的文學創作，人民性是其基礎和永恒主題，他的語言融土性、詩性、靈性為一爐，作品的內容是歷史和現實、都市和鄉村、職場和民間交織并陳的，作品格調是深沉、昂揚、激奮、向上的，藝術上是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兼收并蓄、五味雜糅的。
當許多專業作家、成名作家早就放棄陣地、隨波逐流的時候，忽培元卻默默地堅守著文學的夢，不舍晝夜、不計得失、不求回報，不拋棄不放棄，像個癡情的老漢，文學是他永遠光鮮亮麗的新娘……我問他：“很多人把文學當跳板、當玩兒票、當工具，你為什么不?”他說：“文學是我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和義務。盡管我工作能力很強，經過的事也很多，但我始終放不下文學，無論什么都影響不了我對它的一往情深，反而是愛得刻骨綿長，后勁兒越來越大，它已融化到我的生命里。文學就是我的生命，文學也救了我的命，搞黨政工作這么多年，遇到很多問題，文學把我解脫甚至解救出來，退休后我不會無所事事，郁郁寡歡，我要干的事太多了。我一直種著‘兩畝地’，盼著把我解脫哩，專心種好文學這一畝地。”
二十多年前，忽培元在一篇自序中寫道：“苦戀文學，如同摯愛哺育過我的陜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與日俱增……”延安的土窯洞誕生、承載、哺育著他的文學之夢，他形容自己像生活所迫的華山挑夫，在崎嶇陡峭的道路上頑強攀援，又像手持長矛的堂·吉訶德，執迷不悟，臨危不懼，昏天黑地，搖搖晃晃朝前闖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頂著冷風熱雨，耐著孤獨寂寞……著名作家魏鋼焰在忽培元的《秦柏風骨》序文中寫道：“在生活的大廈中有巍峨的門柱，顯要的門庭，漂亮的雕塑，也有深埋于地下的礎石、鋼筋，人們看不見它們，它們則默默支撐著整個大廈。”
其實，忽培元自己就是一塊默默承重的礎石，如此他才會與筆下的“礎石們”同氣相求、惺惺相惜。同事母親去世，忽培元熬夜撰寫賦文，令其家人感動莫名……木刻家修軍，一輩子沒搞過畫展，沒出過畫集，沒賣過畫，幾乎名不見經傳，卻被忽培元拂去歷史和世俗的塵埃，用手心捧為耀世之星辰，十數年間一寫再寫，修軍去世10年后，他出版了《耕耘者——木刻家修軍評傳》，此書獲得第三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忽培元說：“我很少寫棟梁、寫廊柱，我專寫埋在地下的礎石，修軍默默無聞地培養了很多畫家，低調清貧了一生。”
著名作家王汶石如此評價忽培元的文學創作：“作者是同陜北山村的人同呼吸共命運的，即使寫那些老實巴交的角色，也不無親切地贊賞他們心地的善良……”
忽培元和路遙、賈平凹等作家同是上世紀80年代初步入文壇的陜西作家，他很敬重這兩位優秀作家，更喜歡陳忠實的作品。如今有不少著名作家羨慕他的經歷和作為。每次回陜西，老省委書記都會叫上幾個陜西的名作家請他一聚暢談，人們很看重他的文學才華和從政經驗，陜西作協和他的母校延安大學曾同中國作協有關方面一同為他在陜西召開作品研討會，文學界對他的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詳見《寶塔山》研討會專輯)。忽培元說：“我長期在基層搞黨政工作，使我或許比一般作家生活積累要豐富些，生活之外的人主觀的東西就多，難免使一些作品成為生活碎片和主觀臆造的怪胎。”
我問道：文學對你到底意味著什么?文以載道，文也可以出名呀?
“我早就沒有成名成家思想了，寫作完全是一種宣泄和責任感。最近我在寫《鄭板橋傳》，系統地研究、了解他的人生，我覺得古今文化人都是一種心態，既想入世，充滿了濟世思想，想改造這個世界，但同時也會有出世思想，因為他有自己的精神家園和追求，換句話說，文化人是有道德底線的。從書畫、文章中可以得到無窮的樂趣，從人格自我完善來講，只有精神是永恒的，一切物質的欲望的東西都是痛苦的。真正的讀書人或者文化人是能夠深切領悟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們對功利、對物質，不排斥但不會一味地追求。排斥也不現實，我們不能不食人間煙火，吃飽了，欲望就多哩。我特別欣賞一些古代文化人。一個官員沒有人文情懷，肯定是貪官污吏!不追求精神層面的，肯定要追求別的。我對文學、文化的熱愛是恒久綿長的，追求人文情懷、文化情懷的豐滿厚實是我自覺的選擇。”
我繼續問道：我感覺您是一個能干實事、愿干實事的人，是一個始終聯系群眾、淡定樸實如初的人，這些是文學所賜還是生活所賜?
“都有吧。孫犁先生在七八十歲的時候，還為自己起了個無人知曉的筆名，開始寫詩，結果詩作寄出，往往被編輯退回，他便換個信封再投一家刊物，直到作品發表為止。你說這是不是淡定?用手中的筆記錄和謳歌生活，不圖任何回報，是我的終生夢想。從少年時代開始，這個文學的夢我追求了幾十年，總覺得還沒有實現，或許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我這才理解了作家海明威的那一句名言的真實含義與分量，他說：‘我一生都在學習寫作，但總覺得永遠都學不會。’而今日，我追求文學美夢的熱情竟然沒有絲毫的減退，連自己都感到驚訝。我所深愛著的文學之夢給了我一切，包括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在沒有多大功利，更沒有鮮花與掌聲的情況下，我清貧寂寞、自得其樂地堅守了這么長久，而且毫無倦意，我特別感激命運至今還殷切地把我這個愚笨之人挽留在這既殘酷而又溫柔的夢鄉中。”
無論是在延安成長、生活、工作，還是后來到省城，到京城，再到大慶……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學之根都始終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陜北這一塊鮮血浸泡過的紅色土地上。著名的紅色詩人賀敬之這樣評價忽培元：“他對文學事業的熱愛、對革命前輩及其業績的崇尚以及刻苦努力學習寫作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熱情勤奮、思想堅定、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的黨員作家，在他的人品和作品中，洋溢著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力量。”
無論是小說、詩歌、散文，還是紀實文學，忽培元的創作一直根植于生活和人民的厚土，延續著傳統文脈，裹挾著陜北家鄉的泥土，律動著詩性、情趣、火花與骨氣。在他1977年秋寫于延安的小說《土炕情話》中有這樣椎心泣血卻不動聲色的文字：“第二天，我們送母親上車，快開車時，母親從窗口里拉住我的手哭了。那掉了牙而深深凹進的嘴顫著，像是有話要說。但直等開車，母親都沒吐一個字，只是默默地流淚，望著兒、媳，望著直喊‘奶奶再見’的小孫兒……綠色列車徐徐開去了，我還伸長頸項狠瞅狠瞅。頓然冷落的月臺寒風呼呼，我呆立著，手捧一只繡了五星的舊煙袋包……”舊時陜北家家可見、掩藏過劉志丹的土炕成為小說的靈魂和貫穿線索，犧牲的父親留下的繡了五星的舊煙袋包，和離不開家鄉土炕的母親，都對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主人公“炕兒”和我們說著同樣的話：不要忘本!本就是人民，民恩即黨恩。這一精神內核是忽培元58載人生路和40余年文學創作的靈魂和血脈!
一篇文章帶來人生轉折——在馬文瑞同志身邊的日子
忽培元回憶說：“在馬文瑞同志身邊工作時，每天散步都能聽到他老人家講述西北革命歷史和人物故事，馬老是那段崢嶸歲月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講的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令人感動。”由此忽培元產生了書寫這一段歷史的沖動，這才有了《群山》的面世。談及到馬老身邊工作，竟源自忽培元的一篇文章，“我寫的報告文學《秦柏風骨》一文中的主人公陳元方，當過陜西省委副書記，是馬老當年的副手。我想請馬老題個名，沒想到那天是馬老親自接的電話，80多歲了，聲音洪亮，他問我寫個什么標題，我說：‘秦柏風骨。’僅過了一個星期，就寄了過來。后來馬老看了這篇文章，非常肯定，要我去當秘書，把家屬調過來。我當時在潼關當縣委副書記，正干得熱火朝天……剛到馬老身邊工作時，有些不適應，警衛員、炊事員、駕駛員、服務員，都各管一攤，好像只有秘書沒事干。這咋成呢，我是干實事的人，就跟老太太建議，馬老目前的兩大中心工作，一是保健;二是寫回憶錄、傳記和文集。一切都要圍繞這兩大中心工作……”
1993年夏季，忽培元陪同參與創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并在抗戰時期擔任隴東地委書記兼385旅政委長達7年之久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回到隴東。第二年，即1994年的金秋時節，又受馬老派遣實地考察西北革命遺址。當他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行走在南梁地區被天然次生林覆蓋著的黃土丘陵地帶的山間小路上時，心情格外激動。他是來尋根的，更是來朝圣的。在馬文瑞同志身邊工作的日子里，他接觸了許多從南梁地區走出的西北老革命，聽他們講了許多當年“鬧紅”的故事。他為撰寫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閻紅彥和馬文瑞的歷史傳記和生平，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陜、甘，北京和全國各地采訪了許多西北老同志，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搶救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群山》出版不久，忽培元即著手搜集資料、研究史料和采訪當事人的工作，開始撰寫《群山》的姊妹篇《長河——馬文瑞與新中國建設》。歷時近八年，《長河》發表在《中國作家》上。2012年，描寫馬文瑞同志與改革開放的第三部傳記文學《浩海》在《新民晚報》連載57天，至此，《群山》、《長河》、《浩海》這100多萬字的“蒼生三部曲”歷時20年終于完成。這三部力作的出版發表，得到了陳忠實、王巨才、何西來、包明德、李樹聲、涂途、孫偉科等著名作家、評論家的高度贊揚和肯定。2012年8月，在馬文瑞同志逝世8年后，忽培元含淚撰寫《馬文瑞畫傳》，追憶了馬老最后的日子……
難忘的教誨——回憶同習老的五次見面
2013年10月15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原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北京市青年黨建研究會和《中國傳記文學》雜志社重印了忽培元于2000年夏季采寫的長篇報告文學《難忘的歷程》，該書2001年9月曾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在讀者中引起較大反響。忽培元介紹說：“《難忘的歷程——習仲勛延安歲月回訪》是根據2000年我陪齊心老人對延安的一次回訪寫成的。當時沒有專門的采訪，甚至不曾故意地提出任何一個問題，只是隨時記下她老人家，一位抗日戰爭中入黨，之后千辛萬苦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后在綏德認識習仲勛，又結成終身伴侶的齊心老人的此次旅程。她牽著女兒橋橋的手，沿著習老的革命征途尋訪昨天的故事。筆者有幸陪同，聽著她老人家一路親切的言詞及各自的親身感想，記錄下所聞所見。”
2013年10月9日，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和中國延安文藝學會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舉辦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圖片展并召開座談會，忽培元以《難忘的教誨——回憶同習老的五次見面》為題深情緬懷偉人風范、重溫諄諄教誨——“……最后一次見面是2001年10月15日。這天是習老88歲生日。米壽之年，國家有關方面為習老祝壽，筆者有幸代表延安參加。那時恰巧《難忘的歷程》已經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便征得有關方面同意，作為生日禮物送給習老過目。那天，在深圳的住地客廳中，我又一次見到了習老。他老人家那天精神很好，目光炯然有神。我恭敬地把這一本封面上印著齊心與習老合影的紅色報告遞到習老手中。在場的齊老當即介紹說：‘培元同志，可勤奮哩。’習老一邊翻閱著書，一邊親切地用鄉音說：‘是呀，人嘛就是要勤奮。’看得出，他很喜歡這本裝幀樸素的小冊子，在很長的時間里，老人家再沒有說話，一直低頭翻閱著這本書，臉上顯出沉思與遐想。這使我感到了收獲的幸福。原來2000年6月間，征得習老同意，夫人齊心和子女回陜北、陜甘邊老區走訪考察學習、代表習老看望當地群眾。我有幸全程陪同。在秋高氣爽的日子，齊老先后對陜北延安、榆林和甘肅慶陽等地以及關中等二十多個縣的革命舊址進行考察，當時年已76歲，且重病在身的齊心老人以驚人的毅力和罕見的熱情，克服了種種困難，圓滿完成了任務。在長達數千里的漫漫長途中，在道路崎嶇、偏遠閉塞的千山萬壑中，瞻仰歷史，回訪歲月，回憶往事，了解現實，齊老倍受鼓舞，更使子女和我們陪同人員受到一次生動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我當時在延安擔任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有幸陪同齊老考察，一路就作了詳細的筆記。白天記錄，晚上整理。此后很快就打印出來，再加上平時的積累和實地考察的感受，就形成了《難忘的歷程》這本書的初稿。以后又做了較多的充實和修改，形成了2001年的那個版本。今天為了紀念習老，我對書稿又作了較多充實修訂，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國作家》發表的這個文本。值得記住的是，齊老曾對原先出版時的全文進行過逐字逐句的認真審讀，并轉達習老的意見，一再強調要平實、真實，多寫群眾和別的同志，不要夸大渲染個人作用。習老去世后，該書曾作為悼念的資料，分發給每一位前來家中靈堂吊唁者，包括中央領導與普通群眾。隨后，在網上建立的‘習仲勛紀念館’中，該書又作為主要的內容，全文錄展。那次到深圳祝壽，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家的安詳與淡定。他靜靜地坐在那里，和藹地望著每一個人，關切地問候各地的情況。他穿著紅色的毛衣，令人想到當年鬧紅的日子，想到他當年在陜甘邊在人民群眾中脫穎而出，叱咤風云、點燃革命火種的青春歲月。他老人家就是一本內容豐富而深刻的歷史教科書，那其中值得我們研讀和學習的東西很多很多……”
從農村最基層一步步走到國家行政決策中樞
忽培元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業余文學創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以飽滿的創作激情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筆耕不輟，在小說、詩歌、傳記文學和散文等領域均有建樹，先后發表作品20余部，計800余萬字，作品屢獲國家大獎，被人們稱為“政壇文才”，《中華兒女》、《中華英才》等都曾重點報道過。忽培元幾十年如一日從每天早上6點鐘一直工作到晚上8點半，創作則要在星夜中快樂奮發地揮灑，他的長篇文學傳記《群山》、《耕耘者——木刻家修軍評傳》先后獲得第一、三屆中國優秀長篇傳記獎。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第三屆中華鐵人文學獎，并由北京大學和大慶石油管理局排演成了大型詩樂朗誦劇，由殷之光、虹云、張家聲等老藝術家和莘莘學子在北大百年紀念堂聯袂表演。長篇小說《雪祭》被評論界稱為近些年來反映農村現實生活的力作，曾由中國作協創研部和《文藝報》聯合組織專題研討，并以整版發表專家評論推介。其古體賦文《大慶賦·鐵人銘》，作為大慶精神與創業歷史文化結晶被鑄成銅質巨鼎陳列于大慶世紀文化廣場。他先后主編完成《新延安文藝叢書》(十卷)、《大慶文藝精品叢書》(十八卷)等影響深遠的浩繁文學工程。并長期關注和從事西北革命歷史及人物的研究與寫作，除《群山》、《長河》、《浩海》之外，還著有《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難忘的歷程——習仲勛在陜北》、《閻紅彥將軍傳》和反映陜北將軍賀晉年、吳岱峰等大量的軍事人物特寫。
連著名作家陳忠實都驚呼他為“文學創作之大才”。忽培元是正業、閑業均務，主業、副業并進。文學創作固然蔚為大觀，他的黨政工作也搞得有聲有色，惠及一方百姓。在延安農村當公社團委書記時，搞農村青年夜校，掃盲、辦油印報紙，白天一起勞動，晚上背上樂器給農村青年演出。他任潼關縣委副書記時，放著專車不乘，坐電動三輪下鄉，管黃金整頓，每天晚上出動，看哪兒私煉黃金，就親自去做群眾工作，即使處罰了，第二天也要用罰的款買了米面和肉去看望人家，他說：“心里有群眾，群眾才信服你。不能做傷天害理的事，咱是有精神家園、有道德底線的，比那官位重要。”他任延安市委副書記時分管環境保護，之前抓空氣污染治理，苦無效果，他管了5年，成為全國效仿的楷模，環保部曾召開現場會推廣。在采取了一整套制度措施后，他每天站在寶塔山上往下看，哪兒冒煙，就直接到戶里去做工作。延安搞旅游城市驗收，他突擊抓了15天，幾乎把城市清洗了一遍。他在哪兒干，都跟基層干部和老百姓交心交朋友，老百姓不滿意工作就不算做完。2005年到大慶任市委副市記，他看到農村群眾想看一本書都難，有書也沒地兒放，就提議在村小學或村里建“農家書屋”，由政府統一配上柜子和書籍，之后，黑龍江省在大慶召開“農家書屋”現場會，全省推廣，隨后推廣到全國。他在大慶待了四年，跑遍了全國的油田，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寫了長詩，寫了連續劇，又改成長篇小說……離開大慶多年，他還擔任大慶市政府顧問、鐵人精神研究會會長。
不待揚鞭自奮蹄，勇于創新的學者型文藝家
忽培元被稱為“學者型文藝家”，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自幼酷愛讀書，不斷擴寬自己的文化視野和知識領域。每年在公交車上看的書就有十多本。每讀一本書他都要寫讀書心得，把讀書與思考、寫作與實踐結合起來，他的閱讀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包括文、史、哲、經濟領域，還包括對書畫作品的閱讀與欣賞，他寫了大量的書法和繪畫作品評論，深得業內人士好評。
忽培元數十年堅持臨帖，憑專業實力成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采訪時，忽老師拿出他的日課：一幅爨體書法，宛如字帖，筆筆精微，一絲不茍。但見用筆方峻，起收果斷，如刀切玉，筆力雄強，結體茂密。爨體字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字體之一，可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繼承漢碑法度，有隸書遺意。其實，忽培元習爨體書法，實乃性格驅使，顯見著情投意合——爨體字方峻果斷、方中帶圓、沉毅雄拔、興酣趣足，豈非就是他的性格之寫照!
走進由大詩人賀敬之題寫館名的“忽培元書畫藝術館”，一種蓬勃而樸拙、沉著而痛快的藝術氣息撲面而來!他的畫之情韻得益于文學，他的畫之筆墨是靠書法支撐的，他的“陜北組畫”中躍動的是一顆赤子之心。忽培元從小喜歡畫畫，但并沒有受過學院式的造型訓練，不是科班出身的畫家。他早年臨過畫譜，尤其喜歡畫竹子。近十年重拾畫筆，只畫那些引起興趣、撥動情感的形象。藝術評論家李勇認為：“忽培元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書法家，他的書法作品常見的面目有兩種：一是連綿的行草，風格略近王鐸，雄渾酣暢;一是以《爨寶子》為根基的正書，古雅質樸。他在書法上的取法非常廣博。例如寫正書，在《爨寶子》之外，他精心臨摹過多年《龍門二十品》，功力極深。而更早的時候，他學習的是與魏碑不同系統的唐楷，尤其是顏真卿楷書，《東方朔畫贊》、《顏勤禮碑》、《麻姑仙壇記》等名碑，他下過很大的功夫。直到現在，他還常以林散之晚年習楷的精神自勵，堅持做楷。守住奔涌和凝重的兩極，是忽培元書法的藝術自覺。”
文學是忽培元的夢，更是他的手和腳，書法和繪畫是忽培元的人生之翼，實事求是的態度則是他的立身之本、做人之根。2010年，忽培元參加“中國傳記文學(古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其《論<史記>的史詩意義和藝術魅力》的發言受到好評，并被收入論文選中。201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忽培元撰寫長文《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先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演講，之后發表于《光明日報》，文章從研究歷史的角度入手，以理服人，解決了許多爭論不休的問題，證明“講話”精神永遠不會過時，文章被《文藝報》、《中國文化報》等十多家報刊全文轉載，引起學術界和讀者的強烈反響。2012年，他以學者身份應邀參加“首屆中國古體詩詞創作學術論壇”后撰寫的文章《詩人興會更無前》，評論了22位在會上發言的專家和詩人，在《中華詩詞》發表后頓時引起詩壇很大震動。
忽培元還應邀在“中國當代作家為中國古代文化名人立傳”工程中，承擔了《鄭板橋傳》的寫作工作，他對此書甚為看重，心內較了很大的勁，他興味盎然地向我介紹：“以前寫鄭板橋大都是泛泛地寫，多為演義甚至杜撰，鮮有人系統地研究，我寫鄭板橋有兩個突破，一是把鄭板橋當清官來寫，二是寫他的藝術對后世的影響，挖掘出他靈魂深處和精神實質的東西。現在的文壇，垃圾品、劣質品、注水肉太多了，造成了文化的斷脈和精神的矮化。過分強調靈感、才華、天賦是不對的，那些東西多是曇花一現、浮光一現、靈光一現式的，注定不能長久。巴爾扎克寫《人間喜劇》，雨果寫《悲慘世界》，都是步入老年之后的作品，是人生積累的必然結果。”
忽培元說：“我的根在陜北農村的土地里，但從沒想過待在農村，我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那些嘴上說‘扎根農村’的往往是言不由衷。我今年58歲了，更要干實事、戒空談，對生活對寫作我從未感到倦累。我一直在塑造自己、警醒自己，時刻與‘捧、夸’的環境保持距離，否則就會看不到真實的自身。100余萬字的中國石油三部曲，第二稿已經寫完了，從建國前夕一直寫到現在。我還要寫西北革命史，各種題材、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我都樂于嘗試。但我不寫易碎品，比如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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