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我們黨的會議怎么能到國民黨地區去召開?我就是不去。”
話說1938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第14次常委會議，按照蔣介石的旨意，通過了恢復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葉劍英等26人的國民黨黨籍的決定。
6月15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說：日軍主力進攻隴海、津浦，山西、平漢及津浦北段較為空虛，提議應抓緊有利時機擴大我軍我黨的政治影響，鼓勵和堅定友軍的抗戰決心。
周恩來在此電中婉轉地提出了要八路軍配合武漢會戰的問題。毛澤東當天即復電周恩來等人說：
“周電提議是正確的。”“我上月26日電已大略指出，敵之主要進攻方向在武漢，對華北、西北均暫時無法多顧及，給我們以放手發展游擊戰爭并爭取部分運動戰的機會。目前為配合中央作戰，為縮小華北敵之占領地，為發展并鞏固華北根據地，都有大舉襲敵之必要。”
也就在6月15日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漢發表長篇文章，主張與日軍大戰，以西班牙人民保衛馬德里的精神保衛武漢，片面地強調保衛武漢的重大影響。與王明等人相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衛武漢的作戰方針是，要點不在于死守武漢，而在于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
此時，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國民黨在蘇、皖、浙等省的政權瓦解，日偽政權尚未建立和鞏固，人民群眾要求抗日的情緒空前高漲;國民黨軍隊潰退時丟棄了大批槍支彈藥;大江南北有共產黨領導的14支抗日游擊隊，有一批長期在這些地區還堅持地下工作、經驗豐富、群眾關系好的干部。因此，華中是可以迅速發展人民抗日游擊隊和創建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但是，由于王明只注意與國民黨上層的工作，注意大城市所謂合法斗爭，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黨喪失了在華中迅速開展抗日斗爭的大好時機。不久，國民黨軍警、官吏卷土重來，大好時機喪失了。后來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華中只建立了蘇南、皖中兩塊敵后抗日根據地，使黨在華中敵后的工作比較薄弱，許多自發的抗日武裝未能得到共產黨的領導，新四軍未能得到更快更大的發展。
6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演講《論持久戰》。
初夏的一個夜晚，毛澤東參加了邊區印刷廠工人文藝小組發起組織的文藝晚會。柯仲平在晚會上朗誦他創作于5月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博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他朗誦了一半，感到下面還有很長，怕耽擱毛澤東的時間，就停下來問道：
“還要不要念?”
毛澤東聽得正高興，興致勃勃地說：
“把它朗誦完吧!”
柯仲平又揮舞著手臂，大聲地朗誦起來。待柯仲平朗誦完了，毛澤東走到臺邊，與他親切地握手，贊揚他把工農兵大眾作了詩的主人，贊揚他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詩的大眾化風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會結束后，毛澤東把柯仲平的詩稿帶回去審閱，在個別地方作了修改，還寫出了一個批語：“此詩很好，趕快發表。”
后經毛澤東推薦，《邊區自衛軍》很快就破例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周刊第41期、第42期上連載了。
1938年7月初，柯仲平、馬健翎等人籌建的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正式成立。劇團的團旗上繡著8個大字：“大眾藝術野戰兵團”。
劇團團歌的歌詞中有這樣兩句：
“你們從哪搭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們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劇團演出舞臺兩邊的對聯是：
中國氣派，民族形式，工農大眾，喜聞樂見;
明白世理，盡情盡理，有說有笑，紅火熱鬧。
橫批是：“團結抗戰”
這個劇團是僅僅靠著幾十元錢起家的，劇團成立后，沒有汽燈、幕布，甚至沒有必不可少的舞臺用具。柯仲平為籌措經費，四處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紛紛相助。毛澤東拿出300元，買了毛驢、汽燈等;周恩來、博古從蔣管區回來，每人給劇團50元法幣;陳云送了一臺小電動機;賀龍從晉西北回來，不僅給了70元法幣，還托劉白羽、林山從山西前線帶回一批繳獲日軍的軍用物品如鋼盔、皮鞋、軍刀、軍大衣等等，贈給劇團做道具;張鼎丞也送了許多戰利品。
后來，民眾劇團常年堅持在陜甘寧邊區巡回演出，頗受陜北人民歡迎。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軍總部參謀長滕代遠轉來的彭雪楓發自6月9日的報告。彭雪楓在報告電文中寫道：
“統戰工作在豫省開展，程潛、李世璋、戴民權、孫殿英、何基灃及各區行政專員，均與我有聯系。豫西之別廷芳在南陽、鎮平、內鄉、淅川(為我于隴海路斷后入陜大道)有武裝近10萬，已派代表與之見面，別表示只有共產黨不逃，將來只有共產黨天下。”
毛澤東閱罷彭雪楓的報告，即以他和張聞天(化名洛甫)、劉少奇(化名胡服)的名義，復電全文如下：
雪楓、理治：
來電已收到。你們對游擊戰爭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擊戰爭的發動一般不應過早，須在敵人后方比較空虛的地方發動。對于伏牛山脈須即去建立黨與群眾工作基礎，干部準備在這期抗大畢業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擊經驗的干部甚少，現正物色中，可派數人來。蘇魯邊區郭子化已與山東省委郭洪濤接上頭。洪濤現在蒙山建立根據地。以后請將河南游擊戰爭發展情況隨時電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楓立即致電毛澤東，報告豫東及南陽的軍事情況。他在電文中寫道：
毛主席：
1、河南自開封失守之后，各縣難民之較先進者，紛紛前來聯絡以圖揭竿而起，甚至團、旅、師長，及今在鄉村間之軍人，亦前來求得聯系，要求指導者甚多。2、宛西之別廷芳在鎮平、內鄉、淅川，為我隴海路斷后入陜之大道，握有極大兵力，單武裝即有8萬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內鄉與之聯絡，別認為：(1)、敵人一到，只有共產黨不走。(2)、將來為我黨天下。對保衛家鄉及前途發展，愿與我們切取聯絡。又豫東之西華民眾運動，做得極好，男女老幼均有組織，一聲呼喚，即可集合武裝力量之脫離生產者約計7000人，槍支彈藥齊全，并在我黨絕對領導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區一個學校武裝數百人，均在我黨領導之下;舞陽縣青年救國會約3000人，南召武裝3000人，杞縣1000人，均在我黨領導之下。另外各縣之零碎武裝以統一戰線關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裝力量，均不在內。3、形勢現已好轉，惟所缺者軍事政治干部，各地前來要干部者日內數起，無法應付。根據晉冀經驗，各地武裝之發展壯大為我黨干部領導之力。我黨對中原前途應加以重視，必須派來大批有經驗之團營連各級軍事政治干部，方能應付目前局面。4、抗大學生畢業來時，請另送一個保衛局干部，即來工作為要。
彭雪楓
7月5日，共產黨方面的參政員毛澤東、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于國民參政會的意見》。
7月6日，第一屆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開幕。
參政會是根據4月7日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制定的《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設立的;《條例》規定：“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共200名，各地選100名，由國民黨和省黨部提名，由國民黨中央圈定;其余100名為社會領袖，亦由國民黨中央指定。
參加參政會第一次會議的全國知名人士有：張伯苓、王造時、黃炎培、史良、鄒韜奮、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許德珩、杜重遠、王云五、譚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共產黨員毛澤東、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鄧穎超7人被選為參政員，其中部分人員參加了這次會議。
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召開紀念“七.七”抗戰1周年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報告。
下午安排的是文藝演出，魯藝演了3幕歌劇《農村曲》，主演是丁里。接著演出3幕話劇《流寇隊長》，最后的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據此時在延安的翟林椿后來回憶說：“江青扮演的蕭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臺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
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觀看了演出。演出結束后，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臺口，向熱烈鼓掌的領導們和廣大觀眾致謝。之后，江青和演員們回到后臺卸妝。
臨時化妝室是一間殘破的小屋，點著一盞汽燈。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來到化妝間慰問演員，江青上前握著毛澤東的手，親切地交談。
7月10日，毛澤東為《解放》周刊題詞，他寫道：
“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7月中旬，王淑蘭的養子毛華初和毛澤普、沈寧、胡覺民及6歲的女兒毛海英等人一起，從韶山來到了延安。毛華初非常渴望盡快見到伯伯毛澤東。
毛澤東住所的院子里整齊清潔，中間有幾棵碗口粗的棗樹。靠山是一排4孔石窯洞，毛澤東只住了兩孔窯洞。外間是會客室，里間用一塊藍布簾從中隔開，被別作為寢室和辦公室。寢室里架了一張單人床，鋪蓋和戰士們一樣，是粗布被面。辦公室也十分簡陋，談不上有什么陳設，只在靠窗戶邊放了一張又長又寬的大桌子，上面堆滿了公文和書信。靠藍布簾的外端，擺了一張長凳做洗臉架，上面放著兩個盆。
毛華初等人由族兄毛鎮周領著，在會客室里見到了毛澤東。他打量著眼前這位從未見過面的伯父，只見他穿著一套和戰士一樣的灰色軍裝，戴著一頂已經摘去了五星的五角紅軍帽，身體顯得很單薄，臉也有點黃，眼窩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兩眼炯炯有神。他沒想到，伯伯當了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還是這么普普通通。他激動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媽媽的囑咐，喊了一聲：“伯伯”，又畢恭畢敬地行了一個90度的鞠躬禮。
毛澤東微笑著走過來，用右手摸了摸侄兒的頭，又端詳了一會兒，說：
“你這么小也來了。還是回去吧。”
毛華初聽伯伯如此說，信以為真，頓時急了，說：
“媽媽說這里有書讀，媽媽還要我問您好。”
毛澤東笑著說：
“這里是有書讀，但敵人不讓我們平平安安地讀書。還要打仗，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隨時可能來轟炸延安;要躲飛機，要跑路。這里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和窩窩頭，還要背柴背米，又不發餉，你能吃得消嗎?要做好思想準備啰。”
毛華初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怕苦，我討過米，跟媽媽坐過牢，又給地主放過牛，砍過柴，什么苦都吃過。這些苦我吃得消。”
毛澤東風趣地說：
“喲!原來你吃過苦，那就打收條吧。”
毛澤東見毛華初高興了，又說道：
“不過，要記著，你過去吃的是舊社會的苦，地主壓迫農民的苦，那是階級苦。從今天起，你就要為革命吃苦了，為解放勞苦大眾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艱難的苦差事，要經過艱苦奮斗，才能取得勝利。你今后學習也好，將來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個革命隊伍的同志，能夠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種美德，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你要學會為革命而吃苦。”
毛澤普說：
“湖南還有許多進步青年向往延安，想來投奔延安。”
毛澤普比毛澤東小26歲，是毛澤東堂伯父兼塾師毛麓鐘的兒子。他在1歲時父親就死了，是母親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讀完了中學，是韶山沖少有的知識分子。毛澤東見他這么說，便笑道：
“無湘不成軍嘛!干革命要過兩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經不起考驗，就離開了革命隊伍。”
他興致勃勃地問道：
“韶山到延安來的人不少，一共來了幾批?”
“大概有3批。”
胡覺民說：
“不過，中間可能還有人來過延安。”
毛澤東說：
“你數給我聽聽，來了那些人?”
胡覺民掰著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遠耀、遠翥、澤全叔、澤青叔;第二批是遠志、慎儀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澤普叔、華初、沈寧。一共是11個人。另外，韶山還有一些人想要來。”
毛澤東笑著說：
“他們都來了，都是毛家人，那我來當這個族長吧。”
客人們見毛澤東還是這么風趣，也都笑了起來。毛澤東又說：
“你們來了，我表示歡迎。不過，延安條件艱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窯洞，三要背柴背米，還沒有薪水，沒有官兵等級之分，上至總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樣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為人民服務。去年，譚天民烈士的父親譚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來延安過年。我的表哥文運昌，又寫信給我要到延安謀職。我都勸他們不要來，他們家累重，不能瞻顧，免得耽誤他們。”
毛澤東向胡覺民、毛澤普問起家鄉的情況，特別詢問了韶山第一個黨支部成員毛福軒、毛新梅、龐叔侃烈士犧牲后其家屬們的情況。當他得知家屬們遭受迫害生活極為困難時，當即吩咐秘書給毛福軒的父親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來，毛澤普、毛華初被編入抗大學員班學習。毛澤普后來轉到馬列學院學習。毛華初畢業后被分配到機要部門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給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報告了他在晉察冀的工作情況，他提出了設立一個正規的后方醫院的建議。毛澤東看了白求恩的電文后，給聶榮臻發了一封電報，他在電報中說：
“請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報告稱松巖口醫院需款，請令照其計劃執行。同意白求恩為軍區衛生顧問，對其意見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請視傷員需要，斟酌辦理。”
聶榮臻向白求恩傳達了毛澤東的電文內容，白求恩非常高興地說：
“我感到無上的光榮。我現在的職務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
白求恩謝絕了每月給他100元的津貼費。聶榮臻勸他接受毛澤東的一片好意，他卻說：
“我從延安來，知道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津貼都很少，八路軍的官兵每天只有幾分錢菜金。我愿意過中國革命隊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給毛澤東的復電中說：
“我謝絕每月百元津貼。”“我自己不需要錢。因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給。”“我本人若需少數款項，當隨時向此間司令部支取。”
后來，白求恩于1938年8月21日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術，確實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嚴重。”“我從早晨5點半直到晚上9點，每分鐘都有重要工作。”“我確實累了，但我好長時間沒有這樣高興了。我很滿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為什么不該高興呢?”
再說1938年8月1日，毛澤東應邀參加了抗日軍政大學舉行的建軍節紀念活動，在會餐時，和他同席的有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還有徐懋庸。毛澤東問徐懋庸：
“你結婚了沒有?”
徐懋庸回答說：
“已經結婚了，還有了兒女呢。”
“你愛人現在哪里?”
“在浙江黃巖。”
“哦，”毛澤東笑著說：“牛郎織女嘛!那么最好把他們接到延安來。”
徐懋庸搖搖頭，說：
“太不容易了。”
毛澤東對滕代遠說：
“這件事，你想想辦法吧。”
“可以辦到。”滕代遠說罷，轉向徐懋庸，囑咐他說：“你開個地址，再給你愛人寫封信，我們通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辦事處去接。”
過了兩天，滕代遠見徐懋庸還沒有回音，就派通訊員去把地址和信要了來。
就在這8月間，徐懋庸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下，由艾思奇和張庚做為介紹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他的妻子劉蘊文在內侄劉仁德陪同下，帶著兩個兒子執提、執模于10月間來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澤東致電王明等人，他在電文中寫道：
“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后，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因目前許多軍隊的戰斗力遠不如前，若再損失過大，將增加各將領對蔣之不滿，投降派和割據派起而乘之，有影響蔣的地位及繼續抗戰之虞。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
在一天的午后，毛澤東睡覺起來對賀清華說：
“告訴老周，我們到中央醫院去看看關向應政委。”
周西林開來了汽車，拉著毛澤東向中央醫院馳去。中央醫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這個醫院位于一座大山上，從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齊的診療室和病房。關向應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窯洞里。
毛澤東下了車，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毛澤東和警衛員們吃力地走著，中途休息了2次才來到關向應的病房前。毛澤東輕輕地推開房門，走進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關向應看到毛澤東來了，要坐起來，毛澤東趕緊走上前握著關向應的手，親切地問道：
“身體好些了嗎?”
毛澤東還沒有來得及坐下，忽然從門外進來一個小姑娘，穿著潔白的衣服，戴著白帽子，她看到毛澤東，覺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來他是誰，就走到毛澤東面前說：
“同志，對不起，醫生說了，病人需要安靜，現在不能會客。請你馬上出去。”
“啊，對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醫生有這個吩咐。醫院的紀律應當遵守，我馬上就走。”
毛澤東謙和地微笑著，又對關向應說：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養病。”
毛澤東走出病房，轉身進了護士辦公室，辦公室里沒有其他人，他就問隨身跟來的小護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護士回答：
“我姓劉，人家叫我小劉。”
“噢，小劉同志，我有一點事想和你談談。”
小劉移過一張凳子，請毛澤東坐下。毛澤東詢問了關向應的病情和治療情況，又詢問了醫院的工作，詢問了醫生和護士的生活學習情況，與小劉握手告別，向山下走去。小劉又回到關向應的病房，去看望關向應。關向應說：
“小劉，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趕走了，你知道他是誰嗎?”
“外面站著警衛員，反正是位首長。”小劉理直氣壯的說：“不管是誰，我有責任執行大夫的吩咐，不準別人擾亂你的休息。”
“好嘛，”關向應看著小劉的那副脾氣，不由得笑了，他說：“他是毛主席!”
“啊!”小劉聽說是毛澤東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8月份，徐海東在前線患肺病吐血。毛澤東電令他回延安治病。徐海東回到延安見到毛澤東第一句話就說：
“主席，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毛澤東安慰道：
“你要好好養病，抗日戰爭是持久戰，養好病可以更好地參加抗戰嘛!”
8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說：
“你學到100歲，人家替你做壽，你還是不能說‘我已經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照這樣說，人類已經學了多少年呢?據說是50萬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還要學多少年呢?那可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為了指導中國革命，訂閱了全國各地三四十種報刊雜志。他每天把這些報刊雜志瀏覽一遍，發現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就粗讀或精讀。后來，他覺得有些信息，必須讓全黨和根據地人民都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就采取了兩個措施。一是讓秘書和培元、陳伯達等人，把所需的信息分類整理，擇重要的匯集起來，在黨的高級干部中交流;二是在他負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讓陳伯達等人組織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負責搜集和整理材料，編輯時事問題研究叢書。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等人從1938年動手，在抗戰時期編輯了大量的叢書，教育了中國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
在8月間，歐陽平在抗大6大隊任政治教員，他將毛澤東在抗大作報告的一張照片寄給毛澤東;毛澤東給歐陽平題寫了4個大字：“奮斗到底”。后來毛澤東見到歐陽平，他說：
“敢給知識分子上政治課，你可算是工農干部知識化了呀!我們就是要提倡工農干部知識化。”
1938年8月，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當秘書，來到了軍委主席毛澤東身邊工作。從此，這個24歲的女青年，加入了軍籍，正式成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員。
有一次，毛澤東派江青代表他去醫院看望陳士榘，還讓她帶去了一封親筆慰問信，送去了200元錢。
原來，陳士榘是于3月份在晉西午城井溝戰役中，身上9處負傷，左耳膜被震破，變成了聾子。他在8月回到延安拐峁軍醫院治療休養。
此時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還是比較出眾的。她個子高挑，皮膚白皙，腰肢苗條，頭發烏黑濃密。頭上有時系一根發帶，發帶前蓬松著一抹劉海，有時讓頭發像瀑布一樣披在肩上，有時梳著兩條辮子，戴上一頂薄薄的灰色軍帽，帽頂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額全部顯露出來。她眉毛如柳葉，不濃不淡，鼻子挺秀，抿著稍大的嘴巴，那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時時流露出欣喜的光芒。江青不但能寫文章，字也寫得好，特別是楷書寫得好。她還會剪裁，自己動手做衣服，做出來的衣服很漂亮。她又會織毛衣，能織出各色各種花樣的毛衣。
江青還比較注意和群眾的關系，她常常給工作人員剪剪頭發，教教女青年針線活，給警衛員們講一些科學文化知識。江青的另一面也與眾不同，她在學會騎馬以后，反而喜歡上了騎烈馬，訓烈馬，馬越兇她越愛騎。
8月份，上海出版了200套編號發行的《魯迅全集》“紀念本”，毛澤東得到了第58號。他收到這部書后，常常秉燭夜讀，認真地圈圈劃劃，批批點點。
8月底，何其芳與沙汀、卞之琳從成都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何其芳與沙汀、卞之琳穿著新發的灰布制服，一起應邀來到鳳凰山下兩間石頭窯洞前。此時，身著藍布制服的毛澤東正坐在窯洞里一張質地粗糙、沒上油漆的小木桌前看書。警衛員將客人們領進屋內，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書，站起來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著說：
“歡迎你們到延安來!”
何其芳說：
“我們來是要寫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寫的呢?”毛澤東話語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涼山，寶塔山。”
他一邊說一邊舉起右手，說一座山彎下一個手指頭，環視了一下客人們，又爽朗地說道：
“當然，也有一點點可寫的。”
毛澤東的神態和話語，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離拉近了。
9月4日，毛澤東約了十來個人在他的窯洞里開哲學座談會，參加的人有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郭化若、蕭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此后，哲學座談會每周日開一次。何思敬懂德文，毛澤東請他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學》。何思敬是照著本子一邊翻譯一邊講，講得實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發揮的時候就常鬧笑話，有一次他說：“一個指揮員，從戰略上要考慮的事情實在太多，甚至戰士在戰場上拉屎拉尿的問題也要考慮到。”然而毛澤東卻聽得很認真。他一邊聽，一邊用一支紅鉛筆在本子上做著記錄，有時還要插話，說明自己的觀點。
9月7日，毛澤東親自為傅連暲的歷史做證明，傅連暲由一個基督教徒轉變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38年秋，陜甘寧邊區的八路軍留守兵團開展了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縫衣等生產活動，改善了部隊生活。毛澤東對此作了高度評價，他說：
“把生產和戰斗結合起來，把抗日部隊改造成為工農商學兵集合的部隊，我們就一定能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8年秋，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影響下，傅作義派周北峰到延安晉見毛澤東，請共產黨派干部和進步青年幫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澤東接見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紀文為黨的駐傅作義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幾十名青年學生，也從延安前往河曲傅作義部。這支共產黨骨干力量到達后，傅作義學習八路軍的做法，在團以上設政治部，營以下設政治指導員。各級政治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多由延安來的和從西安招來的青年擔任。潘繼文任35軍政治部組織科長，主持開展部隊的政治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傅作義熱心研究毛澤東和八路軍的戰略戰術，組織干部學習《論持久戰》。因此，引起了蔣介石、閻錫山的懷疑和不滿，閻錫山說：“傅宜生赤化了。”
1938年9月，王稼祥從蘇聯乘飛機經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為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療傷和工作了一年多，他提出要回國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派他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動身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時談了話，他說：
“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同志，不要競爭了吧!”
斯大林也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這個時候開始，蘇聯每次舉行閱兵式，在莫斯科紅場上，都要懸掛毛澤東在保安照的那張頭帶紅星帽、身穿黑藍紅軍服的大幅照片。
毛澤東終于十分巧妙的拆了王明的臺。正像張國燾后來在回憶錄中所寫的：“王明像一位從莫斯科來的御使，拿著尚方寶劍，他談話的口氣就像御使傳達皇帝命令一樣。然而他畢竟還是一位沒有經驗的小伙子，有極大的野心但缺乏才能，喜歡不切實際的夸夸其談，同時缺乏實現他理想的能力和技術。”
此時國內局勢的發展，也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路線是正確的。隨著抗日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束，國民黨蔣介石開始消極抗日積極限制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武漢一陷落，國民黨一改變態度，王明的那一套理論和實踐一下子成了泡影，鬧了半天，原來一切都是空的。而毛澤東提出的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越來越顯示出其重大意義，華北根據地建立起來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據地越打越大。兩相比較，毛澤東無疑是正確的。
處理王明問題的條件終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稼祥如實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會議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中央讓王稼祥打電報通知在武漢的王明等人，要他們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馬上給中共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提出要毛澤東等全體中央領導和中央委員到武漢或西安去，在那里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對王明目無紀律、目無領導、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表示強烈不滿。毛澤東諷刺王明在國統區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門去的。他說：
“我們黨的會議怎么能到國民黨地區去召開?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漢單獨向他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當即遭到王稼祥的嚴詞拒絕。經毛澤東同意，王稼祥復電王明：
“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負。”
王明無計可施，只好按照中央的要求，乖乖地回到了延安。
9月下旬的一天，魯迅藝術學院秘書長朱光領著一位從五臺山輾轉來到延安的青年作家拜會毛澤東。這位青年作家雖然與毛澤東是初次相見，但卻似故人邂逅，激動不已，他將挎包里裝著的莎士比亞名著《哈姆萊特》、《奧賽羅》、《李爾王》、《仲夏夜之夢》和筆帖《石索》、《三希堂》，一并拿出來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一見喜出望外，連連稱好。哪承想眼疾手快的朱光一把將莎士比亞的名著奪了過去：
“這些歸我。”
“豈有此理!”
毛澤東勃然大怒，面紅耳赤。朱光卻笑嘻嘻地說：
“見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說，劇本理應歸我。”
“誰說應該歸你?莎士比亞是一代戲劇大師，馬克思就喜歡讀他的書，《資本論》里還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憶馬克思家中有一種真正的莎士比亞崇拜熱。他的小女兒說莎士比亞作品是家里的《圣經》。我毛澤東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閱讀《圣經》嗎?固然，也有人反對，拿破侖說過，莎士比亞的雜劇是不可說的，是可憐的。至于我，我主張公道，馬克思正確!我是馬克思的黨徒，對于莎士比亞作品的所有權問題，怎能與你朱光善罷甘休!”
朱光依然是面無愧色，強詞奪理：
“我是南國社元老，當然有權決定莎士比亞的劇本歸誰。書帖歸你，劇本歸我。”
那位青年作家見二人互不相讓，急忙進行調停，說是讓他們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得到的是《奧賽羅》、《李爾王》和《石索》碑帖。他對毛澤東說：
“這樣分配總算合理了吧?”
毛澤東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幾歲的朱光，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
“權既在你手，我只得服從。但我要問你，你雖是南國社元老，而今你還能演莎士比亞的話劇嗎?”
“怎么不能?”朱光說：“你先聽我背誦一段獨白：‘且慢，在你們未去以前，再聽我說一兩句話。我對于國家曾經立過相當的功績，這是執政諸公所知道的，那些話現在也用不著說了。請你們在公文上老老實實照我未來樣子敘述，不要徇情回護，也不要惡意構陷。’”
他的語言節奏及表演神態無不恰到好處，只是粵音有點濃重。毛澤東說：
“你的口音不夠國語化。”
朱光毫不謙虛地說：
“我的表演，超群出眾，精彩絕倫。”
“如此說來，你演出《奧賽羅》，我必須到場欣賞領教?”
“豈敢!豈敢!”
就這樣，毛澤東眼睜睜地看著朱光把書給奪走了。這才叫：
一個是嗜讀如命，見書眼開。
一個是聞劇起舞，橫刀奪愛。
一邊廂小友耍賴，說是見面就要分一半;
一邊廂領袖側目，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很無奈。
且說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說：
“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于游擊戰爭。”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于29日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其主要議程是：1、張聞天主持開幕式;2、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3、毛澤東做政治報告。
欲知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結果怎樣，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35章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
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話說1938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延安橋兒溝一座舊教堂里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出席全會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2人，他們是：毛澤東 朱德周恩來 王明 張聞天 劉少奇 陳云 項英 博古 王稼祥 康生 彭德懷
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5人，他們是：關向應 林育英楊尚昆 李富春 李維漢
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的領導干部38人，他們是：鄧小平 賀龍 羅榮桓 譚政 彭真 高崗 羅瑞卿 林彪 蕭勁光 蕭克 潘漢年 徐特立 曾山 吳玉章 張文彬 朱理治 黎玉 賈拓夫 林伯渠 謝覺哉 李昌 馮文彬 滕代遠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華 柯慶施 徐海東 程子華 譚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陳剛 楊松 曹軼歐 孟慶澍 涂振農
會議的主要議程是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主要任務是：總結抗戰15個月以來的經驗教訓，批判和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使黨更加自覺地擔負起抗戰的領導責任，把戰爭引向勝利。
全會由張聞天主持并致開幕詞。
全會一致通過由12名政治局委員組成六中全會主席團。
全會秘書長王稼祥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共產國際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支持和聲援中國全民族的抗戰。
共產國際明確指出：“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新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統一領導問題。”
季米特洛夫說：“中國黨的問題，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中央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再競爭了。”
1938年10月5日，毛澤東和六中全會主席團向聶榮臻和晉察冀邊區軍民發電慰勉，電文中說：
你們“已經創造晉察冀邊區成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這些都在華北抗戰中已經和將要盡其極重大的戰略作用。而且你們的經驗將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
聶榮臻領導邊區軍民，從1938年9月開始開展了粉碎日軍5萬多人對根據地圍攻的斗爭。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熱情地宣傳聶榮臻在晉察冀創造的經驗，他說：
“全國廣大的敵后地區，都可以照晉察冀的樣子去做，只要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都可以建立敵后根據地。”
后來到11月，晉察冀邊區軍民共斃傷日軍旅團長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目前日軍進攻武漢對各政治機關宣傳鼓動工作的指示》，指示說：
“現在不應該強調保衛武漢，應強調武漢假如失守中國仍能繼續抗戰，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會決定勝負，號召提高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堅持與日寇做長期的斗爭，反對利用武漢失守及危急可能來動搖抗戰決心，散布一切失敗情緒的企圖。”
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會上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他在《論新階段》中，全面總結了抗戰15個月以來抗日戰爭的基本經驗，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闡明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任務。他說：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反對教條主義。”
“馬克思、恩格期、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
毛澤東鑒于國民黨頑固派以研究三民主義為幌子，在思想戰線上向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他說：
“好好研究三民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研究三民主義的理論”。
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學習競賽，學會把馬列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毛澤東強調說：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說：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統制民眾運動，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綱領，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 “‘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
“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是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共產黨只能根據不同情況，對國民黨采取“先奏后斬”、“先斬后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的辦法。”
毛澤東批判了王明把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于國民黨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等錯誤思想，他強調了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他說：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斗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著戰爭的。”“黨的組織工作和民眾運動也是配合戰爭的，只能也只應服從前線的要求。一句話，全黨都要注意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毛澤東針對王明對革命的鄉村能否戰勝敵占城市的懷疑，在報告中，再一次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的戰略意義。他說：
“中國的情況跟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抗戰時期，黨以主要力量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實際上是中國革命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繼續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中，敵后游擊戰爭將變為主要的形式。沒有這種游擊戰爭，便不能牽制大量敵軍，停止敵人的進攻，便不能使敵人占領區限制于一定地帶;便不能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并準備將來的戰略反攻。”
毛澤東在報告中還專門講了《戰爭與戰略問題》。他說：
“保衛武漢斗爭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滅敵人，又一方面在于爭取時間便于我全國工作之進步，而不是死守據點。到了戰況確實證明不利于我而放棄則反為有利之時，應以放棄地方保存軍力為原則。因此必須避免大的不利決戰。”“戰略決戰，在一二階段中都是不應有的，都足以妨礙抗戰的堅持與反攻的準備，因此必須避免。”
毛澤東鑒于張國燾、王明嚴重破壞紀律的行為，告誡全黨說：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
“必須重申黨的紀律：(1)個人服從組織。(2)少數服從多數。(3)下級服從上級。(4)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毛澤東還提出了培養干部的問題，他說：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17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才，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干還難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的培養人才。在中國人民的偉大斗爭中，已經涌現出并正在繼續涌現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徐海東看見毛澤東和賀龍在散步，就想趁機提出上前線的問題。他走近二人，只聽毛澤東問賀龍：
“中國有3部著名小說，《三國》、《水滸》、《紅樓夢》，誰不看完這3部小說，不算中國人!”
賀龍說：
“沒看完，沒看完，不過我不是外國人!”
毛澤東又問徐海東：
“海東，你看過這3部小說沒有?”
徐海東答道：
“《三國》、《水滸》看過，沒有看過《紅樓夢》。”
毛澤東笑著說：
“那你是個半個中國人。”
說得身邊的人都大笑起來。徐海東要求上前線，毛澤東搖搖頭，說：
“好好養病，不要著急。”
張聞天在六中全會上作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王明作了《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關于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云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北方局工作報告》和《黨規黨法的報告》。賀龍、楊尚昆、關向應、鄧小平、彭真、羅榮桓等人也作了地方工作報告。
10月20日，王明在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長篇發言。
在王明發言后，許多與會者也紛紛發言，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觀點，同時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來。
在10月份的會議期間，40歲的彭德懷和浦安修在延安結婚，這是彭德懷的第3次婚戀。
在此之前，彭德懷的原配夫人周坤模，學孟姜女千里尋夫的故事，千里迢迢來到抗日戰場，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當彭德懷得知她已和人同居，還生了一個女兒，猶如五雷轟頂，強忍著痛苦對周坤模說：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沒有媽媽，你走吧!”
就這樣，彭德懷和浦安修結成了伉儷。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來到延安參加了革命。人們評價說，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數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懷給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書寫得很特別，他是這樣寫的：
“我愛你，也愛你的家鄉，愿與你同歸……”
后來，婚后不久的浦安修即隨彭德懷奔赴前方，倆人一起度過了戰爭年代最艱苦的歲月。
此時，雙雙墮入愛河的還有毛澤東和江青。組織上為此再度找徐明清了解了江青在上海的各種情況，又找到來自上海的其他的人作了調查。
毛澤東要結婚的消息傳出后，在上海在延安都引起了一陣轟動。毛澤東的第3次婚姻，已經是今非昔比。以他現在的身份地位，自然是萬人矚目，因此從一開始，反對者有之，贊成者有之，嫉妒詆毀者有之，煽風點火造謠生事者有之;反共陣營中有之，共產黨內部甚至政治局里面也有之。這些人從各自的立場、觀點和利益出發，發出種種不同的聲音。這都不足為怪。
周恩來看到江青經常由毛澤東的警衛員接到毛澤東處，幫毛澤東抄寫文章，已經成為毛澤東離不開的助手了。他們在一起那么親密，談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為旁觀者，周恩來清楚地知道，毛澤東已經深深地陷入愛的漩渦之中了。他對毛澤東說：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應該盡快結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齡也不小了，人又長得漂亮，不了解情況的人難免會追求，時間拖長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閑言碎語。”
毛澤東說：
“恩來，你是理解我的，我沒有對不起賀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著要離婚，誰勸阻也沒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訴了董必武同志。當初我們結婚沒搞什么形式，現在好說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戀愛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要公開結婚。”
周恩來成為共產黨內首先支持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人。周恩來還找到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人做工作，他說：
“你們對江青同志的歷史不了解，對她的一些情況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們。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動，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對派迫害的。她寫的許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對她的思想、認識和風格都非常贊賞。這些我都可以擔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結婚的介紹人。”
關于毛澤東的婚事，更多的人則認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況且愛情不等于干部鑒定，無法勉強。
張聞天收到此時已經調回延安、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世英寫來的一封信，他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曾組織過營救江青的工作，而且也不斷從報紙上看到關于“唐藍風波”的緋聞。他一聽說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大吃一驚，立即給張聞天寫信。他在信中寫道：“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毛主席同她結婚很不合適。”王世英把信寫好以后，覺得一個人署名分量不太夠，就在延安又找到曾和他在上海一起工作過的陳雷、南漢宸、王超北、謝祥蔭，共同署名，還一個個摁了手印。
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聞天覺得這種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干預。他也了解毛個性很強，認準了的事很難回頭。但是大家的意見很有道理，黨的領導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閑視之。考慮再三，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
毛澤東又冷冷一笑，說：
“現在我們的人還是這么封建，看不起唱戲的。其實唱戲也是一種正當職業，何況江青同志多年來一直是用唱戲作掩護從事革命工作。你們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們能怎么樣!”
還是賀龍爽快，他罵罵咧咧地說：
“什么影響不好?全是他媽的胡說八道，誰再興風作浪，老子斃了他狗日的。一個娘兒們有什么了不起，還值得如此大驚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搗亂。”
后來流傳甚廣的有兩個小道消息：一是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們結婚。二是說周恩來、朱德對江青“約法三章”。這些說法至今沒有原始文件為據，不足憑信。以毛澤東的個性，他是決不會讓政治局來討論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后來所說的那樣：“那時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許多首長都是在這批女青年中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伴侶。作為全黨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樣眾多的優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壞得一無是處的女人結婚。后來傳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經政治局批準的，還流傳什么‘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我沒見過哪個人出面證明么!”
關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傳》和《女皇夢》的作者朱仲麗在回憶中，也曾經說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話，她說：
“應該說，還是毛澤東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她會演戲，已經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唱京劇唱得相當不錯，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政治需要在貶低她，其實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這在延安當然是鳳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學習，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會寫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發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的著作，對《共產黨宣言》一類的經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她和中央一些領導同志談話，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澤東首先看上了她的這些長處，引以為知音了。”
朱仲麗還說：
“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他對中央一些同志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志，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
《賀子珍之路》一書的作者王行娟也說過這樣的話：“客觀地說，江青也是才華的確出眾，讀了很多書，字也寫得好，不僅草書好，楷書也好，毛澤東就曾讓李訥臨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說過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說，口語也不錯。有些古詩詞，毛澤東念上半首，她經常能接著吟出下半首。她的才華無疑也會吸引毛澤東，特別是在延安那個地方，那個年代。說到江青的漂亮、風度，那就更不用說了。”
且說在10月的一天，毛澤東早就在院子里等著江青的到來，一見面，就握著江青的手說：
“江青同志，我發現我越來越離不開你了。我已經向董必武同志講了，恩來同志也一再催促我們，他們都和我們站在一起。我還請示了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原則。”
毛澤東說罷，哈哈大笑。恰在此時，周恩來和康生一前一后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周恩來見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親熱勁，就打趣地說：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對!”
康生認識江青比較晚，他接任黨校校長時，江青已經結業走了。后來聽說江青是老鄉，他為自己有這么一位奇女子的鄉親感到高興。聽周恩來如此說，他也就接口說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動力，主席應該和江青同志結婚。”
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了“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的原則，肯定了劉少奇等人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批評。
會議圍繞著毛澤東的報告，對爭取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黨的工作重點問題、黨的指導思想問題、黨的軍事戰略問題、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11月6日，是六屆六中全會最后的一天。全會批準了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決議案寫道：
自遵義會議特別是洛川會議以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執行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當徹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兇惡敵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加強黨的團結和組織紀律性，“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全會為在中央蘇區被“左”傾錯誤路線打擊迫害的蕭勁光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全會重申了黨的紀律，通過《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和《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紀律的決定》，強調黨的團結與統一，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全會一致通過中央政治局的提議，林育英由候補中央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增補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為中央委員。
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要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此議。
毛澤東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特殊情況下，為防止王明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提出中共中央不設總書記，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只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以后的實際工作證明，書記處沒人牽頭不行。如果誰都象王明那樣，你發一個指示，我發一個電報，中國共產黨非亂套不可。所以，六中全會在進行組織調整時，做出了如下安排：
書記處書記仍是原來的5個人，只在黨內分工和排名次上進行了變動：由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5位書記的重新排名為：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康生、王明。
這樣，張聞天由原來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撤銷王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第一書記的職務：免去周恩來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職務，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劉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楓、鄭位三為委員，由劉少奇任書記，負責領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組成。由周恩來任書記，駐重慶。南方局負責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國民黨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淪陷區的工作和港澳地區的工作;同時，領導華南的抗日游擊戰爭。
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負責長江以南地區和新四軍的工作。
充實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為常委，由楊尚昆任書記。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下，成立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由彭真任晉察冀分局書記，由郭洪濤任山東分局書記。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黨校委員會、婦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學校長的工作。博古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
此外，六中全會還做出了關于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通過了致各國共產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
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全體代表進行了會餐。會餐結束后，天空已經生起了一輪明月。毛澤東依然是像剛剛打完勝仗那樣高興，同大家談笑風生。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我問你，你愿不愿意去開一家牛皮公司，由你來當經理?開一個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領噢!”
他一邊說一邊板著指頭：
“第一，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厚臉皮;第二，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會夸夸其談，還要會阿諛奉承;第三，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拉攏一幫人替他賣力;第四，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做廣告，會印小冊子，擴大宣傳;第五，……”
他尚未說完，自己已經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引得其他領導同志也會心地笑了，樂得個個合不攏嘴。
毛澤東后來評述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二次遵義會議。
王稼祥在六屆六中全會后，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協助毛澤東處理中央軍政大事。
林育英擔任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副書記，主持創辦月刊《中國工人》。
六屆六中全會后，政治局會議移至毛澤東住處開，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定奪。為此，張聞天招來了一些人的譏諷，張聞天卻坦然地說：
“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
張聞天工作踏實，作風民主，能夠把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大家的意見和歷史的經驗教訓，進行綜合與總結，使黨的決議和文件起到統一黨內思想的作用。他時刻為實現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而操勞，毛澤東曾詼諧地稱他為“明君”。毛澤東曾對王震說：
“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張聞天聽到后，為毛澤東對自己的理解感到十分欣慰，說：“這是對我最好的評價。”
王觀瀾在六中全會后在橋兒溝召集神府特委、綏德特委負責人，傳達毛澤東在全會上的報告，王明趕到橋兒溝會場聽了這個傳達。王觀讕與王明進行了激烈地爭論，兩人爭得面紅耳赤。王觀瀾說：
“把邊區和統戰區混同，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于一切’口號的翻版。”
有一天，王觀瀾來到毛澤東住處，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澤東問王明：
“橋兒溝會議的報告怎樣?”
王明支吾著說：
“好是好，就是太長了。”
毛澤東詼諧地說：
“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啊!”
王明對于王觀瀾公然和他唱反調，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觀瀾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托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王觀瀾聞訊后，直接找到王明，當面責問：
“你說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據?”
毛澤東知道后，進行了干預。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
“王觀瀾經過我10年的親自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王觀瀾在長征路上得了腸胃病，到陜北后，勞累過度，經常發作，越來越嚴重。毛澤東專門把他找來，關切地問：
“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工作的?”
王觀瀾如實作了匯報：
“每天無論工作怎樣，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
毛澤東不以為然地說：
“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你這樣怎么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干。”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王觀瀾非常感動。
欲知后來王明表現如何，待后慢慢敘述。
第136章
“你是我毛澤東的流動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國內外的各種動態，供我和黨中央決策時參考。”
話說在六屆六中全會結束以后，賀龍要回晉西北了，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師何其芳與文學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學員，音樂系、戲劇系和美術系第二期的一部分學員，將隨著他一起渡過黃河，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去實習3個月。何其芳來向毛澤東辭行，他匯報說，自己將要在前方八路軍活動地區搜集材料，寫一篇報告文學。毛澤東鼓勵他說：
“文藝工作者應該到前方去。不過，從大城市來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為一個困難。但不要緊，很快就會習慣的。當初我在武漢的時候，也是每天出門就坐車子。后來上了井岡山，沒有車子坐，就只好用兩只腳走路了，很快就學會了走路。”
話分兩頭，此時在湖南的長沙市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38年11月12日上午，蔣介石作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他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說：“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
此時的日軍已經沒有兵力繼續內侵了，他們在占領了湖南北部的岳陽以后，就停止了進攻。可是就在這天晚上，長沙市內偏偏有一家傷兵醫院失火了，長沙警備司令部專門成立的放火小組看見火起，誤以為是事先約定的放火信號，便一齊動手，放起火來，一霎時，大火吞沒了整個城市。因為政府當局事前并沒有向市民預告，更沒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當人們在睡夢中被驚醒之時，已是逃生無路，人不分男女老幼，無不哭天愴地，呼兒喚娘，可憐見兩萬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火海之中。
長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廣泛譴責，蔣介石為平息民憤，不得不組織臨時軍事法庭，將警備司令酆悌、警備2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長文重孚3人判處死刑。張治中也因此被革職留用。
這正是：發罷大水發大火，水火無情冤魂多。
若是真有鬼魂在，爾曹幾命可夠索?
再說在11月20日前后，45歲的毛澤東和24的江青結婚了。他們沒有領什么結婚證書，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是和老戰友聚一聚，就算請客吧。毛澤東為此還特意請了一個廚師掌勺燒菜。此時，大家都是前方后方的到處跑，很難聚齊;況且1個廚師同時也燒不了幾桌菜;毛澤東只好先后分幾批請客吃飯。盡管請了一位廚師幫忙，江青也還是忙里忙外，跑前顧后，忙了個不亦樂乎。
11月20日是個星期天，這天一大早，日軍十幾架飛機第1次轟炸了延安，死傷30余人。是時，陳云躲進了窯洞里，可是那孔窯洞卻被炸塌了，七八個人在外面費了好大的勁兒，扒開土層，才把他救了出來。
就在日軍轟炸延安的這一天，毛澤東邀請的是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羅瑞卿、王觀瀾和夫人徐明清，要他們到他鳳凰山的窯洞里吃飯。說是請客，飯桌上也不過是比平時多了幾個菜而已。
毛澤東、江青在這之前和之后，還請了其他的一些領導人。客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是為他跟江青結婚而請客，但是毛澤東沒有說出來。大家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澤東身邊，殷勤地為客人們敬酒讓菜。
這一天，中共中央機關決定遷往西北郊的楊家嶺。毛澤東和江青也連夜搬到了楊家嶺，成仿吾騰出來自己的窯洞給毛澤東和江青住。
這是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窯。窯洞在山腳下，砌上了石頭，刷上了白灰。門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紙，可透進光線。3間房分別為起居室、毛澤東的書房兼臥室、江青的臥室。地上鋪轉，桌椅的木料沒有刷漆。房子里沒有自來水和電燈，只有蠟燭、煤油燈。水是從井里打上來，盛在搪瓷盆里。
窯洞外是一小塊碾過的平地，擺著石桌、石凳，還留有一塊菜地，毛澤東閑暇時喜歡種菜。
11月21日，日軍飛機又來轟炸，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那3孔窯洞被炸塌了。日軍飛機這兩次轟炸，受損失的還有光華書局、組織部、訓練班、西北旅社，死傷共計150余人，被毀房屋309間，牲口90余匹。
不久，賀龍從前線回到延安到楊家嶺看望毛澤東。他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正遇著江青從里面走出來，他不認識江青，但風聞毛澤東已經結婚。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簡單應了一聲。賀龍故意問毛澤東：
“走出去的是個什么人呀?”
毛澤東知道他是明知故問，便說：
“你這個問題問得真毒呀!”
賀龍哈哈一笑，說：
“主席家里走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為什么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說：
“好，好!我請客，我請客!”
于是，毛澤東又為賀龍補上了一場喜酒。這頓飯雖然說只不過是一頓便飯，但在毛澤東家里，卻也是比較特殊的。因為毛澤東除了在家招待親戚朋友和外賓以外，一般是不會招待黨內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不久，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滿臉帶笑地指著江青，向從前線趕來的領導人們說：
“同志們，給大家介紹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賢內助啊。她在主席身邊，不僅照顧著毛主席的身體健康，而且還事實上擔負著主席的機要秘書工作。”
張聞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說：“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個好內助。”
有一次，毛澤東和王明正在爭論問題，王明的妻子走了進來，她說：
“我在到處找你，原來你們倆個又爭了起來，我說你最好回去吃晚飯。”
一直待在角落里旁聽的江青也趁勢說道：
“你來了太好了，這兩只老公雞真沒辦法，他們一見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飯，我把我的拉去吃飯，他們就不能再斗了。”
王明一反常態，用他認為最貼切的語言贊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
與賀子珍一起在蘇聯治病的張聞天夫人劉英，在蘇聯1年多之后回國。她知道毛澤東和江青結了婚，既“很愛憐”賀子珍，可又覺得賀子珍的責任多一些。她說：
“賀子珍文化素養確實低些，連著生孩子，也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脾氣也不大好，常常干擾毛主席，有時爭吵起來賀子珍還忍不住動手。所以在他們的婚姻上，我覺得兩人確實不大般配。”
劉英見到毛澤東時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
毛澤東把大腿一拍，說：
“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后，雖然仍是軍委辦公室檔案秘書，但從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澤東的生活為主要工作了。她將那一頭烏黑發亮的長發，剪成了和大多數延安婦女一樣的短發，愈發襯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穩。她很謹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資歷比較淺，做起事來小心翼翼，在領袖夫人中間，見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婦，她十分珍惜和毛澤東的共同生活。她給毛澤東編織了新毛衣，她還學會了從井里打水，學會了給毛澤東做充滿辣味的湘菜。他們的飲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負責，偶爾給他們改善一下伙食，無非是炒個豬肝，給毛澤東弄一碗紅燒肉，再給江青炒個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員都覺得江青雖然是從上海來的演員，還是比較隨和的。
江青有時候看到毛澤東工作累了，就立即給毛澤東點上煙，放在他手里，然后打開史沫特萊送的留聲機放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時，還用腳踏著磚地，扣著節拍;有時嘴里也哼哼幾句。有時江青也給毛澤東唱上一段京戲，毛澤東微笑著，欣賞著。
江青對賀子珍所生的女兒嬌嬌也很好，她常常把嬌嬌引出來見客，大大方方地學著握手，跑來跑去逗人發笑。窯洞里有了歡聲笑語，有了溫馨，毛澤東心情愉悅。
毛澤東的窯洞里，常常是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遞一支煙，要么倒一杯水，隨即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出于禮節，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盤花生米，就走開了。江青顯得很靦腆，像個大姑娘。一位外國記者記述他對江青的印象說：“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
江青還學會了射擊、打籃球，她也希望毛澤東多鍛煉身體。有時看到毛澤東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兩手搭在毛澤東的椅背上，說：
“走，到外面打打籃球，練練射擊，這對身體有好處。”
“不行，我還是散散步好，這對我思考問題很有好處。”
毛澤東站了起來，背著雙手，朝窯洞外走去。江青很高興地和毛澤東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澤東引到操場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澤東偏偏喜歡走山間小路，還邊走邊發議論，他說：
“各人的愛好不同，不要勉強嘛。這也和人與人的分工不同一樣，不能強求哩。我如果和朱總司令啥都一樣了，不就分不清誰是‘朱’誰是‘毛’了嘛。我看，咱們倆在一起，還是你遷就我吧。”
“那當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澤東還送給江青一個雅號，一項任務，他說：
“你是我毛澤東的流動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國內外的各種動態，供我和黨中央決策時參考。”
警衛戰士們遠遠地在后邊跟隨，望著身材魁偉的毛澤東和窈窕的江青緩緩而行的背影，打心底里為他們祝福。
毛澤東的新住處楊家嶺的溝口上，住著一家姓楊的農民，他們的窯洞和一般陜北貧苦人家一樣，只有一個進進出出的門，沒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飯，滿屋都是煙。煙熏火燎，墻壁都變成了黑色。
楊家門口有一盤碾子，楊家的婆姨經常在門口推碾子。她才30幾歲，不僅手很臟，臉也不常洗，連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楊家人看見毛澤東走過，經常向他打招呼，毛澤東也停下來親切地向他們問長問短，有時，還到他們窯洞前站站。毛澤東感慨地對身邊的人說：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衛生，也沒有條件洗澡。他們辛辛苦苦勞動，還被人們瞧不起，這真是太不應該了。”
11月30日，毛澤東邀請王首道、張啟龍、譚余保到家里作客。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到30年代初期黨內的斗爭，他說：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忘記把張啟龍等同志的問題講一下，現在，請你們一起就湘贛蘇區的問題談一談吧。”
張啟龍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在上了井岡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鄉。1931年湘贛省委成立，王首道任書記，張啟龍任省委常委兼湘贛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省軍事部部長。1932年2月，湘贛軍區成立，張啟龍任總指揮。后被打成AB團，差一點丟了性命。后來長征到陜北。
張啟龍見毛澤東這樣說，就激動地說：
“主席，我們在湘贛是有錯誤的，但我們犯的是‘左’傾錯誤，不是他們批判的右傾錯誤，我們是‘左’了。”
毛澤東聽了，微笑著點點頭，說：
“對了，對了。就是這樣，他們說你們‘左’得不夠，就把你們打成‘右’。湘贛省委對你們的處分是錯誤的，我替你們平反了。”
此時，毛澤東通過在重慶周恩來，派人到湘鄉把蔡和森的全家接到重慶，以后，又設法送到蘇聯。
11月底，蔣介石在衡山召開南岳軍事會議，討論新階段的戰略方針。國民黨高級將領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出席了會議。白崇禧在會上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介紹給蔣介石看，還說要讓全國人民都看一看。
會議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在南岳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由八路軍派人講授游擊戰術。
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早期抗戰做過這樣的評價，他說：“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
可是在抗日戰爭進入新階段以后，蔣介石看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就又開始在共產黨身上打主意了。
1938年12月6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他說：
“共產黨跨黨，大家不贊成。共產黨既信三民主義，最好和國民黨合并成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如同意，我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后，就約毛澤東先生面談。如果共產黨全體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
周恩來說：
“共產黨信仰三民主義，不僅因其為抗戰的出路，且為達到社會主義必由之路。要求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退出共產黨，這不可能也做不到。而少數人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不僅是失節、失信仰，于國民黨也有害無益。”
蔣介石說：
“如果你考慮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電邀毛先生到西安會面了。”
一周后，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博古、董必武，再次提出讓共產黨合并于國民黨，博古、董必武表示反對，雙方爭論了數小時。蔣介石最后宣稱：如不取消共產黨，他死也不能瞑目。
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決定八路軍主力進一步向敵人占領的遠后方展開：115師挺進山東，120師主力挺進冀中，129師主力一部挺進冀魯豫地區。在全華北逐步展開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反“掃蕩”和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
12月9日，延安各界在抗日軍政大學第3大隊操場上召開“一二九”紀念大會。
大會開始前，33歲的“魯藝”音樂系作曲教員冼星海教大家學唱《一二九紀念歌》，剛教了兩遍，毛澤東來了。他緩步走到冼星海面前，和冼星海緊緊握手，又與臺上的李公樸、塞克以及各校的代表們一一握手，爾后拉著冼星海一起坐在主席臺上。
“你叫冼星海，對嗎?”
毛澤東親切地問冼星海。冼星海回答說：
“是的，主席。您那么忙，還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音樂家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毛澤東微笑著說：“你進步得很快。革命陣營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能勝利的。我們知識分子又必須和工農兵打成一片。音樂家往往開始是‘為藝術而藝術’，爾后，漸漸變成‘為祖國而藝術’;思想感情變化了，就會發展到‘為人民而藝術’，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音樂戰士。這就是人民的音樂家。”
正說話間，大會執行主席李公樸宣布紀念大會開始，他首先請毛澤東發表了講話。
12月12日，毛澤東在由組織部召集的關于黨政軍民檢查工作的干部晚會上講話說：
“加緊學習，學習馬列主義、革命運動及中國的歷史，從中央委員會各級干部研究較深的理論起，一直到各機關事務人員學習文化止。”
毛澤東還說：
“各機關要振奮精神，積極參加生產運動。”
“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接著，《新中華報》發表了社論：《廣泛開展生產運動》。社論中說：
在目前形勢下，我們已經遇到一些困難，估計將來某些地區被敵占領，邊區主要交通線被封鎖時，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質困難。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困難，迎接困難，準備辦法戰勝困難。只有這樣才不會在困難面前屈服。
社論號召在邊區內廣泛地開展生產運動。機關工作人員、部隊指戰員，都要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把工作與生產聯系起來。
這一時期，負責殘疾醫院工作的領導人給毛澤東打電話匯報說，延長、延川、宜川等縣殘疾醫院200多位紅軍傷員，因醫療生活待遇較差及遭到冷落等原因，產生了不滿情緒，他們在延長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澤東請愿。毛澤東在電話中說：
“這些同志，大部分是長征過來的，流過血，對革命有功，現在殘廢了，沒有向黨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們改進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們確實有官僚主義，要發動傷病員給我們提意見。你轉告傷員同志們，就說毛澤東的窯洞已經騰出來了，歡迎他們到延安來，整整我們的官僚主義。”
毛澤東指示召開傷員代表和衛生部門人員的代表會議，研究解決傷病員提出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
“從客觀上說，邊區條件確實很苦，傷員同志都來延安不大可能。從主觀上說，我們有官僚主義，本來工作可以搞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沒有及時發現問題，沒有抓緊解決大家的困難。這方面大家批評得對，要求到延安來提意見也是對的，以后有意見還可以到延安來提。過去工作沒有搞好，具體誰負什么責任就不要追究了，責任在我們上面沒有組織好，缺乏主動精神去抓這一工作。”
會后，毛澤東指示何長工等人，將殘疾醫院改為榮軍教導院，改善了條件。后來經周恩來同國民黨交涉，將1000多名不習慣北方生活的殘廢軍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1938年冬，經毛澤東批準，八路軍115師師長兼抗大校長林彪，由夫人張梅陪同去蘇聯養傷。
讀者諸君，筆者借此機會，介紹一下林彪和羅瑞卿這兩個對頭冤家的婚姻和愛情。
前面已經說過，林彪自1925年以來，一直寫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并無妻子之實的汪靜宜改嫁。他是在到了陜北之后，才把愛情之箭射向了陜北米脂姑娘性格開朗的張梅。張梅真名叫劉新民，生得是眉清目秀，身材苗條，皮膚細嫩，人稱“陜北一枝花”，她對林彪非常仰慕。1937年，林彪與張梅結了婚。1年后，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女兒林小琳。1938年冬林彪和張梅到蘇聯后，一待就是3年。其間在1939年，周恩來由鄧穎超和他們撫養的革命烈士遺孤孫維世陪同，到蘇聯治療右臂。后來，孫維世留在莫斯科戲劇學院導演系學習。在此期間，林彪和張梅兩人感情不和，越鬧越僵。經過多次接觸，林彪深深地愛上了孫維世。1942年2月，林彪在只身一人回國前告訴孫維世說，他已經和張梅離了婚，還信誓旦旦的說要在國內等孫維世學成歸國后，就和孫維世結婚。可是林彪回國后不久，就遇上了葉群，第二年他便和葉群結了婚。留在蘇聯的張梅聞聽此事，也只好另嫁了他人。
羅瑞卿是在林彪和張梅結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林彪赴蘇療養的這一年冬天，初識他的第一位妻子拱平。
拱平，1919年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2歲考入南京城有名的匯文女子中學。后來，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的拱平，成為金陵大學有名的校花。國民黨軍的一個師長對拱平緊追不舍，拱平的父親也答應了這個師長的請求，但遭到了拱平的嚴詞拒絕。1938年冬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報告會上，正在抗大讀書的拱平見到了作報告的抗大總校副校長羅瑞卿，她對羅瑞卿是一見鐘情。兩人在延安結婚后，羅瑞卿在1939年7月奉命奔赴抗日前線，兩人就此分別，多年互無音信。當拱平在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打聽到羅瑞卿的消息時，羅瑞卿已經在1941年4月3日與郝治平舉行了婚禮，小孩也有幾歲了。
郝治平是在1938年到延安的，那時她才16歲。1975年4月，羅瑞卿在《憶往事書贈紫萍》一詩中寫道：“延安相識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戀情。艱苦備嘗開顏笑，生死與共愛更深。”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機關合作社宴請延安文藝界人士，赴宴者共有200人左右。
席間，毛澤東鼓勵文藝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績，創造和演出更多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作品。
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廣泛向群眾宣傳：反共是投降派的陰謀;反共即是滅華;反共投降是當前抗戰局勢中的最大危險。我們的任務是堅決打擊賣國的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凱豐、董必武、吳克堅、葉劍英6人為常委，周恩來為書記。
1月，史學工作者何干之給毛澤東寫信，提出了研究民族史的計劃。
1月17日，毛澤東讀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計劃提綱后，給何干之回信說：
“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于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采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
1月17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議員有145名。毛澤東、張聞天、陳云、王稼祥出席了開幕式并作了演講。
林伯渠在大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大會討論通過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大會選舉了政府領導機構：高崗為參議長，張邦英為副參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為副主席。
1月22日，毛澤東給周揚寫了一封信。早在1938年秋冬，毛澤東辦公室秘書李六如、和培元兩人合寫《陜甘寧邊區實錄》，此時初稿已經完成，送交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因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揚辦理此事。他在信中寫道：
周揚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寫一半，我全未看。因關系邊區對外宣傳，不應輕率出版，必須把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得須全盤改造，則全盤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
毛澤東
1月下旬，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主要議題是“整頓黨務”，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蔣介石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演講。蔣介石說：
“我們對中共不再象十五、十六年那樣，而應采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
蔣介石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在國民黨內還設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由此國民黨的政策重點，亦由對外轉到對內，積極反共。
1月23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敏銳地覺察了蔣介石國民黨政策重點的變化，發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政策的對策》的指示，明確告訴全黨說：
“我們對磨擦如逆來順受，則將來磨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故我們應以冷靜而嚴正的態度對待。已建立的政權，決不輕易放棄。”
1月24日和25日，共產黨連續發表《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蔣總裁及五中全會電》、《中共中央為國共關系致蔣介石電》，提出：
“在日本陰謀分化我國內部之際，必須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為中華民族進步之力量，國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實即反對中華民族解放之事業。”
“兩黨合作過程中，常有磨擦現象，最近尤甚”，“必須停止此種現象”。
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聲勢強大的揭露日本誘降陰謀、聲討賣國賊、反對反共和投降的斗爭。
國民黨將領鄧寶珊參加完國民黨五中全會北上榆林就任第21軍軍長，二次路過延安，毛澤東邀他到住處相見，二人進行了徹夜長談。
后來不久，鄧寶珊患牙疼，毛澤東特地派牙科醫師梁智到榆林為他治愈。鄧寶珊知道毛澤東愛吸煙，每次都要送給他一些好的紙煙。
鄧寶珊對毛澤東極為欽佩，他的案頭經常放著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軍軍政雜志》。他讀過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關于辯證唯物主義講義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談論毛澤東在這些著作中闡明的觀點，他認為毛澤東精通辯證法，對問題看得遠看得深。他還說“毛澤東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讀書很多，住的窯洞里書架上有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作品，還有陜北各縣的縣志。他對毛澤東的談話印象很深，說毛澤東“講問題深入淺出，比喻生動，風趣幽默，引人入勝。”
1月2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演中說：
“有了學問，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活動情況，請看下章內容便知。
第137章
“大生產是打破封鎖克服困難的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至于頑
固派對進出邊區的物資實行封鎖，我們邊區可以想一些辦法，
來它個反封鎖嘛!”
話說1939年1月間，聶榮臻向毛澤東和中央呈報了晉察冀初創時期的經驗總結，其中包括發動、依靠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政權等內容，約10萬字。毛澤東看后，大為贊賞，決定把這個報告單獨出版成書。他親筆題寫了書名：《抗日模范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他和朱德、王稼祥又分別為這本書作了序。毛澤東在給聶榮臻的信中寫道：
這本書“十分寶貴”，準備在延安、重慶兩處出版。
他還在信中鼓勵聶榮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寫出更多的好作品來。
1939年2月1日夜，毛澤東讀完了陳伯達所寫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給陳伯達寫了一封長信，他寫道：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完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供你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毛澤東在另紙上寫的意見是：
1、題目：似改為“古代辨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2、事物的實質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于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志氣”，志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范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3、“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并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10月11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不是在那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5、中庸問題：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斗爭，反對過與不及。這里有幾點意見：(1)是在做兩條戰線斗爭，用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3)“正”是質的概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概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并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展”。(4)至于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中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于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說“無偏”不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法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6、“半、端”問題：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的問題。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楊家嶺召開了延安黨、政、軍、學、群眾團體生產動員大會，布置留守兵團和黨政機關的生產任務。毛澤東、張聞天、陳云、李富春以及各機關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會。
此前，陜甘寧邊區在經濟上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其原因一是因為日本侵略軍對各抗日根據地的瘋狂掃蕩及對邊區千里河防的大舉進攻，導致大量難民逃入邊區，前后達3萬人之多;二是由于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對邊區實行軍事包圍，中共中央為保衛邊區，鞏固后方，從前線陸續調回大批軍隊，使邊區脫產人員，由1938年的16000人猛增到49000人，這就使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的邊區物資更加短缺，財政更加緊張;三是國民黨對發給八路軍少得可憐的軍餉，還要進行克扣、拖欠，在糧食供應上，也有意制造困難，像留守兵團359旅駐防綏德后，國民黨西安行營指定該旅按月到距綏德千里之外的洛川糧庫去領取。八路軍既無運輸車輛，又無運費，這就人為地制造了許多困難。
359旅原是八路軍120師主力部隊之一，由紅6軍團和紅32軍、總部特務團1營改編而成，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下轄第717團和團長兼政委文年生率領的718團。八路軍總部在1939年初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為了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陰謀，鞏固陜甘寧邊區和加強河防，并準備應付突然事變，我之戒備兵力應有必要的調動”的指示，派已經升任旅長的王震率領359旅主力，從華北敵后回師陜甘寧邊區，協同蕭勁光、譚政領導的邊區留守部隊駐防陜甘寧邊區。
一天，毛澤東把西北局書記高崗、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找去談話，討論解決問題的辦法。毛澤東說：
“我們到陜北來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么辦?我看有3個辦法：第一是革命干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無辦法，大家只好等著餓死。第三是靠我們自己的兩只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
毛澤東的話既嚴肅又風趣，一下子解決了大家想解決又找不到辦法的問題。3個人不約而同地說：
“大家都會贊同第3種辦法。”
毛澤東開心地笑了，他說：
“現在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鎖克服困難的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至于頑固派對進出邊區的物資實行封鎖，我們邊區可以想一些辦法，來它個反封鎖嘛!”
毛澤東笑著又對蕭勁光說：
“至于軍隊的任務嘛，戰士們不也都有兩只手么?你們就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好了。”
再說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李富春在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報告。
毛澤東在大會上也發表了講話，他說：
“是餓死呢，是解散呢，還是自已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開荒種地，渡過難關——這就是我們的回答。”“吃飯是第一個問題，自力更生，克服困難。”
中直機關為了搞好生產，成立了“總生產委員會”，成員由中央秘書處、馬列學院等11個單位的領導組成，王首道任總會主任。
毛澤東為抗日軍政大學題詞：“一面學習，一方生產，克服困難，敵人喪膽。”
在毛澤東題詞精神的激勵下，抗大師生后來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共開荒地18967畝，播種12270畝，種菜270畝，植樹17070棵。
2月3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明確發出“邊區人民開展生產運動”的偉大號召。他說：
不論職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
陜北的冬天，對于從南方來的干部戰士來說，真是太冷了。在生產運動中部隊自己動手做了一批氈帽。因為氈帽料子質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做工很差，還沒有經驗，做好一看，帽殼平塌塌的，帽檐又軟軟地挺不起來，老往下耷拉著。那個樣子好難看，大家看著這樣的帽子，寧可凍著誰也不愿意戴。警衛員王來音拿著一頂帽子也嫌它難看，不愿意戴，他也對毛澤東說：
“主席，你看，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樣子太不好看，帶到頭上，別人一看就笑。所以，誰都不愿意戴它。”
說著順手就把帽子扔到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毛澤東拿起帽子翻過來掉過去看了看，說：
“這帽子不錯嘛，沒人戴我戴。”
說罷就把帽子戴到自己頭上。他還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讓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后來，毛澤東無論是開會，還是作報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這頂氈帽。在他的影響下，人們也都先后戴上了這樣的氈帽。不久，邊區的人們就編出了一段這樣的順口溜：“八路軍，土包子，頭上戴著氈帽子，打仗就像鋼炮子，敵人像個龜孫子。”
一天，警衛班的戰士們在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山坡上開生產動員會。毛澤東從窯洞里走了出來，問道：
“你們開什么會呀?”
“生產動員大會。”警衛員們回答。毛澤東笑呵呵地說：“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請他講話。毛澤東笑著說：
“黨中央號召我們，要開展生產運動，克服目前的經濟困難，減輕邊區人民的負擔。”
他望了望兩旁的山坡，接著說：
“楊家嶺山上土地很多，我們可以種瓜、種菜，還可以養些豬，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如果再能搞好一個合作社，幫助大家解決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衛員們熱烈地鼓掌。毛澤東臨走時還笑著說：
“你們訂生產計劃，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遠了，不能和你們一起上山開荒，你們在近處給我分一塊荒地，只開1畝，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聽說他要參加生產勞動，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勸阻;一個戰士說：
“主席工作忙，身體又弱，不一定參加生產啦!我們每個人多干一點就行了。”
毛澤東搖搖頭，說道：
“不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大生產運動是黨中央的號召，我應該和同志們一樣，響應中央的號召，參加生產勞動。我現在還能動，決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衛班戰士們按照生產計劃輪流上山，分片開荒。他們考慮到毛澤東肩負著領導全黨抗戰的重任，日理萬機，仍然堅持不讓他參加生產勞動。在毛澤東的一再堅持下，警衛員們只好在附近為他選了一塊荒地。毛澤東辦公累了，就扛起镢頭去挖地，幾個警衛員和勤務員見了，也趕忙拿起镢頭去幫助挖，毛澤東急了，大聲對他們說：
“你們這么搶，不是沒有我的了嗎?你們有你們的生產計劃，我有我的生產任務。這塊地你們都挖了，我還挖什么?咱們各干各的，好不好?”
戰士們不管毛澤東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著頭挖地，還偷偷地笑。毛澤東無可奈何，只好和他們一起干。毛澤東使勁揮動镢頭，挖得又深又平。熱了，就脫掉外衣。又干了一會兒，襯衣也濕透了，臉上全是土。戰士們勸他休息，他卻笑著說：
“不要緊，勞動就是要流點汗水嘛。”
毛澤東終于在楊家嶺住地的小河邊上，開墾出一畝多的菜地。他問警衛員們：
“你們誰會種菜?”
警衛排長指著一個班長說：
“他是延安縣的人，在家就種過菜。”
毛澤東笑著說：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師傅。西紅柿我還不會種，你教教我好嗎?”
那位班長紅著臉不好意思地說：
“菜是種過，可種得不好。”
毛澤東說：
“經驗不多不要緊，我們大家一起來研究研究嘛!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呀!”
不久，毛澤東便在這塊土地上親手種上了西紅柿和其它蔬菜，還有他最喜歡吃的辣椒。他一早一晚總是在地里鋤草、澆水、施肥。施肥的事兒一個人干不了，他叫王來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糞。毛澤東在抬著大糞走時，看王來音個子小，就把糞桶向他那一頭拉，王來音不依了。毛澤東說：
“小鬼，別爭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后來，在毛澤東的辛勤培育下，他種的蔬菜長得特別好，西紅柿結得又大又多，辣椒長得又紅又長。后來每當有從前線回來的部隊領導人，他就用自己種的辣椒來招待客人。
且說在某一天夜里，毛澤東在辦公桌前批閱中央機關生產委員會的報告，他提起筆在報告上畫了一個問號，讓警衛員去把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機關生產指導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叫來。
不一會兒，李富春匆匆趕來，問道：
“主席，有事嗎?”
“坐吧。” 毛澤東點點頭，指著旁邊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報告，又說：“富春同志，這個報告怎么沒有規定書記處同志的生產任務呢?”
“我們考慮書記處的同志工作太忙……”
“不!”毛澤東打斷李富春的話，說：“這不能成為理由，不能因為忙就站在生產勞動運動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為然地說：
“唉，書記處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親呀!”
“該躬親的事，一定要躬親。”毛澤東說罷，點上一支煙，重重地吸了幾口，若有所思地說：“目前，我們全黨集中精力抓生產，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對于這樣的大事，我們不能只是發號施令，必須身體力行，必須用實際行動為全黨、全軍和全邊區人民做出榜樣。作為黨的領導機關成員就更沒有理由將自己置身于大生產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說：
“你和朱總司令肩上的擔子太重，情況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說，你還種了菜，這也可以算作生產任務嘛。”
毛澤東搖搖頭，站起來，來回踱著步子，說：
“我們動員全黨、全軍和全邊區人民參加生產運動，我們領導同志應該首先站在生產的前列，絕不做特殊公民!
我雖然不能和同志們一樣去山上開荒種地，但我可以實行變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紐扣的任務，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時間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無可奈何地笑了，他說：
“我總是說不贏你。那好吧，我們就修改一下生產計劃。”
他還說現在大家的熱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們提出也要開荒種地繳公糧。毛澤東一聽，覺得很新鮮，吃公糧的人要繳公糧，這還是頭一回聽說，忙問：
“繳多少?”
“繳一個月的口糧，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計算，每人上繳45斤。”
“好啊!我舉雙手贊成。我也要繳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負擔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輕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爭，還要參加生產運動，可以說是滿負荷運轉。可是大家仍在奮斗，仍在拼搏，難道我能特殊?你說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試探著問道：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糧，由辦公廳的同志們代繳行嗎?”
毛澤東說：
“那可不行。作客，看戲，可以代替，公民繳納公糧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說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2月間的一天，剛剛回到延安的夏童來找冼星海，對冼星海說：
“老同學，人民對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毛主席也非常關心你的進步。昨天我向毛澤東同志匯報完工作，他知道你我是老相識，要我帶你去見他，要向你請教有關音樂方面的一些問題!”
第二天，冼星海和夏童一起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正在門前的坡地上開荒，見冼星海來了，便放下鎬頭，握著他的手熱情地說：
“歡迎你呀，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說：
“主席，你日理萬機，工作那么忙，怎么也開起荒來了?”
毛澤東爽朗地說：
“開荒生產是黨中央決定的，我也是舉了手的，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夏童在一旁插話說：
“主席，在開荒生產這個問題上，星海同志的見解，和您可有點不同啊!”
“噢，原來是這樣。”毛澤東笑了：“有分歧就好嘛!星海同志，快把你的不同見解說說看。”
冼星海很不自然地說：
“你是主席，多考慮一點抗日救亡的大事，豈不是更有意義嗎?”
“你這個意見我可不能同意。”毛澤東擺動了一下右手，說：“星海同志，開荒生產是有戰略意義的。我們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個條件是要有飯吃，第二個條件是要有衣穿。這糧食、衣服從哪兒來呢?向國民黨政府乞求嗎?他們希望我們早早地餓死、凍死!向邊區、根據地的人民征派嗎?不行!老百姓夠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們的負擔。怎么辦呢?我們只能動手，生產自救。”
他見冼星海沒有說話，便又說：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帶頭開荒生產，而且還要求你們這些藝術家，參加到開荒生產的行列中來，要超過第一個參加農業生產的詩人陶淵明。他在自己的詩中說：‘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們魯藝的師生一定比他強得多。”
冼星海和夏童忍不住都笑了。毛澤東一邊引著他們往自己的住處走，一邊說：
“我是湖南人，你們二位是廣東人，種水稻算得上半個里手。在延安種谷子，可就變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會打漁、種稻，再學會種谷子，比起孔老夫子來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說：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帶頭開荒，爭當一名生產模范。”
“好，很好!這就對頭了。”毛澤東滿意地說：“作曲家種糧食，在歐州有無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國卻是破天荒的事情。當然，你在種糧食的同時，還要積極地生產精神的糧食。換句話說，人民更需要你寫的音樂!星海同志，為延安的開荒生產運動寫首歌子吧。”
走進窯洞，毛澤東示意冼星海落座。夏童拎起茶壺要倒水，被毛澤東攔著了，他說：
“這可不行，我們老祖宗的傳統，可沒有客人替主人倒水這一條。”
夏童說：
“主席，我聽總司令說過，您要求我們的同志到一個新的地方工作，不能去當客人，要反客為主。這話可是真的嗎?”
“說過的，說過的。”
“主席，今天我也要反客為主了。”
“你的聰明用到我的身上來啦!”毛澤東哈哈大笑，他轉向冼星海說：“星海同志，在倒水這個問題上，我就輸給了夏童同志一招。看起來，人都是很聰明的，如果能把很多人的聰明集于一身就好了。”
冼星海深有感觸地說：
“你說得太好了!我如果能集中3個不同流派的作曲家的長處，肯定可以為抗日救亡吶喊得更好一些。”
“這就需要我們學習，學習，永無止境地學習!”毛澤東說：“星海同志，你是音樂方面的專家，我是一個真正的音樂盲，至多算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看，萬事都有規律可循。我向請教你這樣一個問題：從西洋的音樂史看來，一位藝術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應當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藝術學派有關吧?”
“是的，很有關系。”冼星海說：“格林卡的偉大，就在于他把俄羅斯的音樂從歐州，尤其是從德國的音樂學派中解脫出來，開創了俄羅斯音樂學派。波蘭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歷史功績，也是終生為創建本民族、本國家的音樂學派而奮斗。我在巴黎音樂學院的恩師杜卡斯教授，同樣也是因為與同輩大師德彪西、拉威爾一齊倡導、創建了法國近代音樂史上的印象派，而聞名于世的。”
“這就對了。”毛澤東高興地說：“星海同志，藝術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著時代、民族、地域等條件所制約的。你想過沒有?如何通過艱苦的創作實踐，建立起科學的、民族的、為廣大的工農兵所新聞樂見的中國音樂學派?”
冼星海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不過，你的話啟發了我，在今后的創作實踐中，要有意識地為建立中華民族的音樂學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澤東說：“理論是實踐的總結，同時又給實踐以指導。無論怎樣說，一種學派的誕生，總是要建立在最廣泛的社會實踐上的。沒有歐州的工業革命，不會誕生馬克思主義;沒有資產階級的革命，恐怕藝術上也不會完全確立各種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見冼星海和夏童都贊同地不住點頭，就接著說：
“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使得中國的民主革命很不徹底，最后，只好把領導革命的大權交給我們無產階級。這在藝術上也應當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覺得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很新鮮，可他一時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澤東忽然站了起來，說：
“星海同志，舉個例子吧，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文壇大致出現了這樣三大派人。”
他說著舉起左手，伸出3個指頭比劃了一下，又用右手一個一個地掰著左手的指頭：
“以胡適為代表的，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以林紓為代表的，認為中國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還有以魯迅為代表的，要創建中國新時代的人民大眾的文學。民粹派很快會消亡的，盡管它在一部分知識階層還會有地盤。但是，像胡適他們那些舶來文化卻會很有市場。這些舶來文化是半殖民地社會造成的，也是我們繼承魯迅傳統，創建無產階級新文化的大敵。我們如何持久地向這些舶來文化作戰呢?”
冼星海已經完全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說道：
“一、要努力創作人民大眾喜愛的文藝。二、要花大氣力培養無產階級的文藝隊伍，創建為工農大眾所需要的中國音樂學派。”
“完全正確。”毛澤東提高了聲音：“中國要革命，必須引進馬克思主義。要創建中國音樂學派，恐怕也要引進西洋的音樂技術，但一定要反對藝術上的教條主義。我希望學西洋音樂的人，不要頂禮膜拜洋人，單純地做西洋音樂的傳聲筒，翻譯員。要立志借鑒西洋音樂的技術，創建中國的音樂學派。”
這時，警衛員進來了，他問毛澤東要不要準備飯菜。毛澤東吩咐說：
“要多備兩份飯菜。還要加一盤炒肉絲，一個雞蛋湯。”
冼星海不好意思地說：
“主席，這樣我就不安了，今后……”
夏童卻笑著說：
“我饞了就來主席家做客。”
毛澤東開玩笑說：
“看起來，政治家和藝術家是不一樣啊!夏童同志，你若再充當一次旁聽者……”
夏童不等他說完就搶著說：
“您就不準我吃那盤炒肉絲，對吧?”
一句話把毛澤東和冼星海逗得哈哈大笑。
2月10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陜甘寧邊區分會成立，江青是理事會理事之一。
2月17日，中共中央為了貫徹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加強學習的決議，有效地領導和組織全黨干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成立了干部教育部。
毛澤東在一次小型會議上說：
“李達同志給我寄了一本《社會學大綱》(37年5月出版)，我已經看了10遍。我寫信請他再寄10本來，讓你們也可以看看。”
“李達還寄我一本《經濟學大綱》(35年出版)，我現在已經讀了3遍半，也準備讀它10遍。”
李達的這些著作出版后，總是先寄給毛澤東一份，毛澤東讀后，立即推薦給理論界。
李達是從1939年1月開始到重慶為馮玉祥主持研究室的。毛澤東從延安給他寄了一封信，稱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并表示隨時歡迎他到延安來。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陜北公學召開干部教育大會。毛澤東到會發表了講話。他號召大家說：要在工作或生產的百忙中，以“擠”的方法獲得學習的時間，以“鉆”的方法求得問題的了解和深入。
2月20日，毛澤東寫信給張聞天并轉陳伯達，他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書中關于“中庸”的解釋，說明了自己的觀點。
原來，陳伯達見毛澤東對他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那么重視，就請張聞天將他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轉交給毛澤東看。陳伯達在《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中寫道：
“孔子在認識上曾有關于‘質’的發現。孔子說：‘過猶不及’。這就是說，一定的‘質’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過’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質’。這‘質’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所謂‘中庸’。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關于這‘過猶不及’之‘質’的發現，這是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一個很大的功績。”
毛澤東在給張聞天轉告陳伯達的信中寫道：
“伯達同志的《孔子哲學》我曾經看過一次(沒有細看)，覺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囑咐再看一遍，仍覺大體上是好的。惟有幾點可商榷之處開在下面，請加斟酌，并與伯達同志商量一番。我對孔子的東西毫無研究，下列意見是從伯達文章望文生義地說出來的，不敢自信為正確的意見。”
“伯達的解釋是對的，但是有不足。‘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對的，但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中去找出并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于其它異質，作兩條路線斗爭的目的在此。”
毛澤東對于《中庸》“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的“兩端”及孔子的中庸觀念別有解釋，他在信中寫道：
“兩端即是指‘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原來狀態無發展，這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為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的解釋一番。”
陳伯達收到毛澤東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澤東的7點意見，對《孔子的哲學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
2月22日，毛澤東寫信給張聞天轉陳伯達，他在信中寫道：
“伯達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處很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達伯達同志考慮。……是否妥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又補充了他的3點意見。
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專程去皖南新四軍軍部，召開東南分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和中央關于向敵后發展的既定方針。
此一時期，在蔣介石“政治限共”方針的指導下，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實行“軍事限共”，他們連續在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河北等地磨擦問題的指示》，指示說：“對非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輕言讓步。”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策略：“保護同情我們者，孤立與打擊與我積極磨擦的分子。”
3月，周恩來到了皖南，和新四軍領導人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任務。陳毅表示說，堅決貫徹毛澤東關于發展華中和東進北上的方針。
后來陳毅回到蘇南后，指揮部隊繼續東進松滬敵后，擴大了蘇南根據地，開辟了挺進江北的通道。并利用泰州李明揚、李長江部與韓德勤的矛盾，與二李建立了統戰關系。陳毅曾用毛澤東、朱德的名義，寫信問候李明揚、李長江，措辭懇切感人。二李得意洋洋地到處揚言說：“我打垮了，到延安玉階兄還會招待我呢!”
李明揚、李長江邀請陳毅過江會晤，表示愿意助新四軍共同發展，共同反對韓德勤。
從3月開始，閻錫山在宜川秋林鎮晉綏軍政民高級干部會議上，不斷散布反共議論，他說抗戰的前途是：“中日不議而和，國共不宣而戰”。他還向舊軍軍官們說：“天快下雨了，我們快準備雨傘。”閻錫山決定取消新軍中的政治委員，以反動的“同志會”代替犧盟會。
毛澤東聽了決死隊第4縱隊政委雷任民的匯報，他說：
“閻老西要準備雨傘，你們也要準備雨傘。天下大亂，到處為王，山西新軍不要聽閻老西那一套，要準備應付突然事變，敢于打開新局面。”
3月31日，延安《新中華報》針對國民黨的反共磨擦發表社論，社論說：“今天在敵后的中心斗爭，應該是我們與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一切抗日力量都應該從日本侵略者、漢奸手中，奪回自己的土地與政權，而不應該是中國軍隊之間的斗爭。”“破壞團結抗戰的分子，應當受到處分。”
1939年春，美國1個3人小組經過長途跋涉到了延安，他們訪問了毛澤東。這個小組的成員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學的教師安德魯.羅伊，美國傳教士羅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聯合中國救濟委員會的新聞記者喬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來延安前，在重慶受到國民黨的特殊禮遇，因而她是親國民黨反共的。她在訪問了延安之后，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她對毛澤東的印象是：毛澤東有著“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但頭腦卻“象鋼鐵一樣具有銳性和韌性”。霍默還說，中國的共產黨人是“大量流傳的謬論的受害者”，他們是年青的、熱情的、有能力的、愛國的，甚至是“可愛的”。她最后的評價是，他們確實是“好人”。
欲知后來還有哪些人來過延安，情況怎樣?請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哲學如天書，特別是古代哲學。像毛澤東與陳伯達討論的問題便是如此。哲學這東西，除了專門研究它的人以外，問世間有幾人能懂?哲學既然是天書，它就是能夠使人聰明的書。可惜有不少人都為某種利益所驅使，寧可蠅營狗茍，也懶得去理會這煩人的勞什子!不過話得說回來，一個農民不懂哲學可以種田，一個工人不懂哲學可以做工，一個領導人不懂哲學尤其是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懂馬克思主義哲學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領導一個團體，一支軍隊，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自古至今可圈可點的人物寥寥無幾，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君不見，明堂之上，大纛之下，夸夸其談者，道貌岸然者，其實大都是賣狗皮膏藥者居多，而有真才實學者少之又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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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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