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互聯網時代下，一批風雨飄搖中的小生產者似乎通過電商平臺找到了新的出路。然而互聯網平臺并非是自由、平等與開放的空間，它本質上還是時空壓縮下的資本市場，不僅能通過對數據的壟斷、控制和售賣牟取暴利，而且能通過對人的情感和心理空間的開拓為資本尋求新的增值。當我們在享受網絡消費的便利時，虛擬網絡背后，小產銷者正在演化出自身的一套生存策略以抵抗大平臺、大廠商的擠壓。
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制造業的成長，完全依靠四個成本優勢：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稅務成本和環境成本。其中，在制造業成本中上升最快的是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近年來，隨著我國房價的不斷飆升，國內的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也相應的不斷增高，中國制造業逐漸喪失了原有的低成本優勢。
以服裝制造工廠為例，服裝行業制造工藝相對簡單、投資成本相對較低，其低門檻的特點吸引了一大批投資創業者入伙，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壯大已經明顯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而隨著近年來網絡購物的興起，尤其是“雙十一”經濟奇跡的出現，服裝業看似迎來了它的第二個春天，越來越多的創業者紛紛入伙。
然而，總體的服裝產量即總供給已經遠大于總需求，互聯網經濟反而進一步的加速了服裝業生產。盡管如此，面對當前中國制造業衰落、產能過剩的現實困境，互聯網經濟的崛起尤其是電子商務的發展似乎讓江河日下的制造業主與無數擁有“小老板”夢想的創業者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此背景下，諸如淘寶、京東、唯品會、蘇寧易購、國美等電商平臺帶動了一批新型經營主體——“小產銷者”的出現。他們或許原本是從事家庭式作坊的小生產者，或許是懷抱“老板夢”的創業者，他們響應時代的號召，紛紛入駐電商平臺，企圖分得互聯網經濟的一杯羹。
然而，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事實并非其想象的那般美好，事實上，互聯網平臺模式本質上無疑是通過時空壓縮將線下的市場轉移到線上從而為資本開拓新的空間，它往往打著為所有人牟利的幌子將形形色色的商家吸納進來，然后大資本吃小資本逐步過渡到“贏家通吃”的階段，它的歸途還是壟斷。
在面對新一輪優勝劣汰與更為細化的社會化分工的過程中，身陷互聯網經濟產業鏈的小產銷者又將何去何從?他們的產銷意識與產銷方式發生了什么樣的轉變?
傳統制造業之殤與“邵東模式”的興起
20世紀90年代以來，邵東的民營服裝制造業開始興盛起來。這些民營服裝制造業大多采取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產模式，以家庭為基本生產組織單位，生產規模比較狹小。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邵東逐漸形成了以服裝市場為中心，輔料市場、水洗印染加工基地和本土托運站為輔的完整產業鏈結構。邵東的服裝產品大多以中低檔產品為主，主要為男女T恤、毛衣、牛仔褲、休閑褲、西褲、西裝、男式夾克、運動裝。
邵東的服裝制造企業的經濟收入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經由批發市場或實體門店銷售;二是接受委托加工生產。由于生產規模比較小，企業一般不會接大額訂單，只接受一些小額訂單。這些訂單主要來自廣州、株洲等地，貨品制作完成之后便會經由當地托運站發往廣州、株洲等地的大型批發商城或銷售門店。不僅如此，當地的服裝產品出口到美國、俄羅斯以及歐洲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產值達數億。
邵東的小商品大多是以批發的形式銷往各地，因此，各式各樣的民營托運站應運而生。這些托運站大多是距離近就按包收費、距離遠便按斤收費。現代快遞行業的入駐，諸如申通、中通、圓通、韻達之類，以方便、快捷的優勢給這些傳統的托運行業造成巨大沖擊，這些托運站紛紛倒閉。
不僅如此，快遞行業的興盛也成為網絡購物的先行軍，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各樣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商品，這給邵東原有的小商品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其中，邵東服裝制造工廠紛紛倒閉便是電商沖擊之下的實體經濟之殤。
面對傳統制造業衰落亟需轉型升級的現實困境，邵東本土電商在國家政策的鼓勵與地方政府的帶動下發展迅猛。小生產者們一方面飽受傳統銷售渠道縮減，“薄利難銷”的困苦，另一方面深感于電商的巨大利潤空間和廣闊銷售前景，開始轉向互聯網平臺。
2015年，邵東縣成功入選全國第二批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以“商業城、工業鎮、專業村”為核心的傳統模式黯然退場。
根據近年來邵東電商高速發展的經濟基礎和現實條件，邵東民營經濟在“互聯網+”的政策帶動下，確立了以“電商+傳統制造業”為核心的“邵東模式”。“邵東模式”的核心是以當地的傳統制造業工廠為主體，立足于電子商務平臺的培育和推廣，實現工廠與平臺的直接對接，從線下到線上，開展網絡直銷、網上訂貨和售后服務的平臺經營模式。
實際上，“邵東模式”是順應電商發展潮流而生的平臺模式。這一模式是資本應對生產過剩危機的產物。
大衛·哈維認為資本主義當前正面臨過度積累的危機，因為我們正經歷著一種情境，即“剩余資本與勞動并存，但沒有辦法將他們結合起來” [1]。因此，剩余資本沒有了進一步進入到資本循環里面去擴大再生產的這樣一個先在的現實條件。為了解決這個危機，資本會通過時間或空間的轉換來擴大再生產，這也是哈維所說的“時空修復”。
時空修復是依靠傳播技術的進步和它整個體系的完備來實現的，也就是說運輸和傳播的進步可以壓縮時空關系。平臺將線下市場轉移到線上，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壓縮為資本尋找新的增殖空間。這對于位于中西部地區的邵東縣而言，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為其節約了時空成本，增加了市場機會。
互聯網與平臺資本主義
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平臺作為一種中間市場或結構，是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服務的，并具有傳遞信息與價值的功能;平臺最大的特點就是廣納天下，匯集各種資源，這體現了平臺開放包容的原則。
然而，正如斯爾尼塞克所指出的那般，互聯網平臺看似是一個自由、民主和開放的網絡空間，但事實上，它是資本主義在互聯網時代的新的積累方式，它往往通過對數據的控制，從而對社會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進行滲透和宰制。
可以說，未來平臺資本主義的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比以往的資本主義更加專制，更加強大了。與此同時，由于平臺不需要再雇傭那么多的員工，不需要購置機器設備和廠房，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依附于平臺的用戶，按照斯爾尼塞克的說法：“這意味著好工作越來越少，低薪、短時工作、臨時工的情況越來越多，工作越來越不穩定。”[2]
因此，在互聯網平臺模式逐漸取代傳統商業模式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小生產者被吸納進平臺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之中，成為互聯網平臺的小產銷者，逐漸轉向在線銷售與服務。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深化了哈維意義上的“迅速變化、流動和不確定的，以更加靈活的勞動過程和市場、地理上的流動性和消費實踐中各種迅速變化為特征的生產與市場營銷的新體制。”[3]
總之，在平臺成為當下資本拓展新市場加速資本積累進程的新工具之后，社會實踐賦予了平臺極大的生產力。平臺的資本邏輯與壟斷本質對建立在之上的生產方式與銷售模式進行了創造性的重建，使之成為改變社會的新力量。
被迫轉型
貝兒服裝廠(化名)是“邵東模式”中電商轉型浪潮中的一員。貝兒服裝廠作為傳統手工式作坊是沒有自己的品牌的，大多都是低端制造的假冒產品，所以，對外部市場具有較大的依附性和被動性，它的市場拓展與維系只能依托于“檔口”。
工廠老板李勇為了尋求客戶和打開銷路，每天都得趕早去“檔口”守鋪面和接單，以維系老客戶和發展新客戶，除此之外，回家還得幫忙做些打包發貨的工作。老板和老板娘的日常工作也很繁瑣與辛苦，基本上都是和女工們一起工作，偶爾遇到有人請假的情況，還得一人身兼數職，非常辛苦。因此，無論是老板還是老板娘，他們都具有自我雇傭與自我剝削的特點。
邵東市場傳統銷售渠道是擁擠在8棟經營大樓、廳中的數千個門面或攤位，即“檔口”，數千個小老板們為了維持和擴張客戶群體，每天都得趕早去“檔口”守鋪面和接單。
傳統銷售模式具有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李勇表示“以前生意還是好做的，雖然賣價低但還是有利潤空間的，來往市場拿貨的人也多，每年賺個幾十萬不是問題。”但是近些年， “檔口”的生意明顯蕭條暗淡。
“生意差的時候真的是一天都沒開張，但有時候運氣比較好的話，碰到廣州那邊來的老板，就可以接一個大的訂單。”可以說，作為小生產者的老板已經意識到依托“檔口”進行銷售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每天接不接訂單或者接多少訂單都是未知數。
一些小生產者還處于觀望狀態，大多數小生產者則是對電商的發展前景較為看好，并已經開始未雨綢繆。李勇認為，“雖然說電商擊垮實體店有些過于夸張了，但是電商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像我好多在沿海的朋友聽到風聲早就做電商了，現在已經賺得盤滿缽滿。”
然而，平臺電商“僧多粥少”的局面正在悄然導向小產銷者們新困境。
平臺規則下的掙扎：小產銷者的寒冬
隨著貝兒服裝廠轉型為電商工廠，老板李勇一方面仍保留了小生產者自我雇傭與自我剝削的特點;另一方面，他的產銷意識發生了變化，開始逐漸從物質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而更重視互聯網平臺的服務與銷售。
此時工廠中的勞動組織形式已經發生了明顯的分化：一是以老板娘和女工們為代表的物質生產勞動;二是以工廠老板和客服姐姐為代表的情感勞動。
具體來說，轉型后的貝兒服裝廠其生產組織形式呈現出“以銷定產”的特點，利用互聯網信息資源和用戶反饋對生產進行規劃與調整，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經營風險。
互聯網平臺重視情感勞動，增強競爭力的重要一點就是提高服務質量，這意味著高質量的服務體驗更能吸引消費者。
這正是電商平臺對小產銷者心理空間的開拓，并試圖將其情感商品化，從而為資本提供新的增殖點。
小產銷者很快接受了情感增值這一默認設定，全天保持“在線”并及時回復客戶的咨詢信息。
而平臺服務性的要求也會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游戲規則得以體現和強化。
以淘寶網為例，阿里旺旺等后臺聊天咨詢工具的設置，不僅為消費者的日常咨詢、反饋和投訴大開方便之門，而且也加強了對商家的人身限制與服務性要求;不僅如此，消費者在收到商品之后還可以通過公開文字評價、曬圖、打好評等方式進行反饋與互動，以供其他消費者參考，這便使得商家不得不注重自身的產品與服務，以防止差評的出現影響店鋪的信譽。
一般而言，淘寶和阿里巴巴作為大的電商平臺，其消息回復是沒有所謂的時間限制的，所以老板李勇在下班回家之后在自家電腦前繼續工作到12點左右便可以休息;而貝貝網這些主打服務的小平臺則有時間限制，在120秒內沒有回復消息商家就會被平臺扣錢。
對于這種設定，李勇頗有怨言：“生意好的時候問的人多就手忙腳亂，生意不好的時候又擔心萬一有人咨詢回復不及時，豈不是錯過了一單生意。所以，根本就不敢離開，只好守在電腦面前。”
而另一個經典的設定，以淘寶“雙十一”為代表的購物狂歡節，也在實踐中變為小產銷者們的“嚴冬”。
2018年，貝兒服裝廠度過了有史以來最慘淡的“雙十一”，平時每天還能發二三十個包裹，到了“雙十一”反而吃了個零鴨蛋。相比之下，其周邊一家主營天貓旗艦店的電商工廠在“雙十一”期間可謂“日進斗金”，在“雙十一”當天甚至達到了5000多單。
為何“雙十一”只是天貓品牌店和旗艦店的狂歡，卻連惠及淘寶店鋪和小平臺商家的涓滴效應都無法顯現？
原因還是平臺內部的游戲規則。比如“雙十一”購物節的申報是需要資格的，如店鋪等級要求、所報產品月銷售量要求與好評要求等，作為外圍的淘寶店鋪只能申報滿200減20的活動，這個滿減活動不僅力度低而且與天貓“雙十一”的滿減是分開的，不能合并計算。相比之下，消費者當然更傾向于天貓旗艦店，既是品牌，滿減活動也更加給力。
面對經營慘淡的銷售困境，不少淘寶平臺上的小產銷者往往只能靠低價賤賣或者“開車”吸引少得可憐的流量，而這種低迷籠罩了整個“雙十一”期間。即便“雙十一”過后，情況也沒有得到好轉，因為消費者在“雙十一”瘋狂“剁手”完之后，通常會進入一個消費疲軟期。
“開車”是行內人對花錢做推廣的叫法。這個“車”是“直通車”，淘寶賣家可以設置一個點擊多少錢，價錢越高店鋪的位置就越靠前，消費者在搜索瀏覽的時候就更容易發現該店鋪。
淘寶等平臺通過“直通車”謀取了高額的利潤，同時也在無形中控制了消費者的選擇，因為檢索頁面上絕對不會按照消費者“物美價廉”的購買意愿進行排序。
不僅淘寶平臺的小商家在申報活動規則的限制和“直通車”的盤剝下處境凄涼，一些小平臺的商家在平臺的定價規則之下更是被擠壓到無法呼吸。
比如貝貝與拼多多，這些平臺在“雙十一”期間也在搞活動吸引消費者，因此也發了非常多的平臺優惠卷，但這個優惠差價卻是由各個商家自己承擔，所以往往會出現“沒單也是一種幸福”的場景，因為優惠折扣下來基本上每一單都在虧錢。
不僅如此，小平臺申報活動同樣需要平臺審核，比如貝兒服裝廠在貝貝網上的店鋪，幾次向平臺申報團購活動都沒有審核通過，對此，平臺給出的原因竟是商品定價太高，事后平臺的經營人員甚至都打電話過來討價還價，希望工廠老板定價能低一些。
實際上，平臺的所有者——類似阿里巴巴那樣的企業才擁有制定規則的權力，諸如“雙十一”申報活動規則、“直通車”、壓價式的定價規則以及天貓店鋪的準入門檻要求等等，無不體現了平臺一系列規則的限制與要求。
平臺的這些規則要求往往是對大資本更為有利的，小產銷者由于達不到平臺一系列規則的要求，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淘汰。也許，圍觀“雙十一”的最佳場地應當是天貓品牌店和旗艦店，而貝兒服裝廠作為普通的淘寶C店是無法參與到狂歡之中的，就像他們自己說的：“雙十一是天貓品牌商的狂歡，而我們只能在外圍聽聽回音。”
事實上，小產銷者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平臺為資本牟利的本質，他們的生存處境并沒有因為電商平臺而變得更好。即便他們也表示想要成為天貓旗艦店和品牌商，但沒有足夠資本的他們只能通過戲謔、吐槽的方式來宣泄自身的不滿和無奈。
認同還是反抗？
總而言之，“平臺模式”的興盛與推行是當前中國應對制造業衰落、產能過剩危機的一次產業戰略，它本質上無疑是通過時空壓縮將線下的市場轉移到線上從而為資本開拓新的增殖空間。
它作為新的壟斷資本，底下卻充斥著千千萬萬個夢想成功的小產銷者：他們會幻想自己當老板，開個小工廠，擠到訂單，憑借價格戰來爭奪市場，他們壯大了這個行業，同時隨時面臨被拋出的命運，他們自己也明白這一殘酷的現實。
貝兒服裝廠的老板和老板娘雖然自己無法躋身“雙十一”的銷售神話，但他們仍堅持不懈地在平臺經濟中尋找生存空間。他們對平臺經濟依舊滿懷信心，愿意去其他平臺上尋找更多的機會，比如轉戰貝貝、拼多多等新興小平臺以拓展銷售渠道，雖然對小平臺的前景有所擔憂和懷疑，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于平臺經濟的認可。
不過，雖然他們目前尚能通過“外單”維持工廠基本的生產與銷售，但是全球服裝市場也會有飽和、低迷的那一天。等到了那一天，他們的產銷意識和方式還會像現在這樣，雖有疑慮但仍認同平臺經濟嗎?恐怕不會了。
注釋：
[1] David Harvey:《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M].London: Verso,2006:96.
[2] (加)尼克·斯爾尼塞克著;程水英譯:《平臺資本主義》[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頁.
[3] 朱曉慶:《資本變式與時空壓縮:大衛·哈維對后現代主義的診斷》[J].大理學院學報,2015,14(11):46-49.
文章來源：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摘錄
原標題：平臺模式下的小產銷者：以湖南邵東縣貝兒服裝廠為例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