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如何發展中國芯，鐵流認為，日本的"官產學"非常值得借鑒。
日本政府采用了"官產學"結合的發展模式，抓住了時代的機遇，使日本半導體產業迅速崛起。
"官產學"中，官指的是政府，產指的是產業界，學指的是高校。"官產學"就是充分整合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力量發展經濟。
日本政府在日本電子工業騰飛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首先在資金上，日本主管工商貿易的機構，通產省，聯合日本財團投入了700億日元，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其次，日本政府于1971年和1978年先后頒布了《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和《特定機械情報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為日本半導體技術的進步和電子工業的發展奠定了法律保障。
日本通產省把產業界的大公司全部整合起來，實現資源共享。在日本通產省的牽頭下，各家公司都選擇了各自的主攻方向，比如通產省把光刻機研發任務交給尼康和佳能，把存儲芯片攻關任務交給東芝、NEC、三菱，把功率半導體器件研發任務交給三菱、日立……這樣一來，既避免了技術上重復投入，又避免了門檻高的技術領域無人問津的尷尬局面。這使日本整個半導體產業在原材料、設備、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等環節全面發展。讓NEC、東京電子、尼康、佳能、日立、東京精密、索尼、富士通、三菱電機等一批優質企業在技術上和商業上都取得了顯著進步。
日本政府還充分動員了學術界的力量，將高校和政府研究所的人才與富士通、東芝等巨頭的科研人員匯集到一起，技術攻關。這項政策實施4年之后，日本的高校、研究所和科技公司共取得了約1000多項專利，使日本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上與美國并駕齊驅。
"官產學"結合的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從1970年至1985年，日本電子產業的產值增加了5倍，內需增加了3倍，出口增加了11倍。在很多領域，美國科技公司被日本企業打的節節敗退。比如，在存儲芯片領域，日本公司強有力的競爭力，讓美國英特爾公司不得不放棄該項業務。
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日本電子產業輝煌的巔峰時期。當時，正值對外開放，日本電器風靡全國，松下電視、東芝冰箱、三菱空調、三洋洗衣機、佳能照相機、任天堂游戲機已經成為一代人的記憶。
日本電子產業曾經如日中天，每年貿易順差一度達到10萬億日元，為日本外匯儲備做出過巨大貢獻。NHK電視臺紀錄片《電子立國：日本自傳》中，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繼汽車之后，電子產品成為了日本賺取外匯的又一大得力干將"。
有趣的是，中國不僅在國家戰略、科研、教育、產業方面相互脫節，在產業政策制定和盲目對外開放上與日本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相比之下，中國則走了和日本完全相反的道路。"造不如買"的政策直接摧毀了中國獨立的科研和產業體系;科研面是單打獨斗，科研成果轉化成產品的微乎其微;高校教育淪為附庸，大多是為留學和外企培養人才;產業則淪為組裝廠，為外資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
在日本和韓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具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起來的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卻盲從自由市場經濟，盲目對外開放，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敗的幾乎一干二凈，直到96年臺海危機和99年大使館被炸后才有所警醒。這恐怕是東亞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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