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機床，是整體工業水平的一環。考慮高精度機床的水平，要從提高整體工業水平的角度考慮。
后發國家，沒有政府引導，靠市場經濟發展本國高端工業，基本是癡人說夢。
工業技術，說到底是經驗(數據)的積累，迅速發展本國工業技術水平，其實就是以最高的速度、最低的成本積累最多、最有價值的數據。
熟能生巧，個人如此，一個國家的整體工業水平其實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絕大多數技術，其實都是有需要以后，用大量的資源堆出來的(或者說，用錢燒出來的)的經驗(或者說數據)。
這些經驗，包括設計水平、加工水平、工人操作經驗等等等等，都需要資金投入。說到底，一分錢一分貨，或者說，一分資源一分技術。技術其實都是用資源(用錢)積累出來的經驗。
比如：噴口的形狀，葉片的形狀，機械的結構，熱處理的工藝，精密加工的方法……無數的細節決定成敗。這些細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理論指導實踐，而是實踐積累數據指導理論。
所謂實踐，就是燒錢，做大量的試驗，積累數據，最后總結出最佳設計、加工方案。
積累數據的過程，既耗時又耗錢。
如果一個國家整體技術水平比較高，那么積累的工業數據就就比較豐富，現有的設計、加工方案就比較先進，需要發展的技術短板就比較少，投入較少的資金，增加不多的數據，就可以生產出一種新的相對領先的產品，占領全球市場。
研發成本，就可以均攤到全球市場。
——愿意買就買，不愿意買自己造，你自己造比買我的還貴。
絕大多數國家的最終選擇，自然是購買這些國家的進口貨。
生產的過程其實也是積累經驗(數據)的過程。生產產品，除了獲得產品，還能積累技術。
比如，全球對四代機有需求，但是絕大多數國家沒有能力制造，只能購買美國的F35，能不能買到，還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生產F35，提高美國及其控制的盟國整個全產業鏈的技術水平。F35高價賣出去，相關技術自己留下。
發展四代機提高的絕不僅僅是空軍戰斗機的制造水平，而是整體工業的水平。航發、雷達對應機械加工、電子、軟件設計水平，進而還會影響冶金、化工等更基礎的工業的水平。產業鏈上所有的工業的水平都會提高，所有與產業鏈的相關的工業品的產品性能都會改善。
整個工業是一個網絡，一些看似與戰斗機無故的商品，也能降低整個國家發展高新科技的成本。反過來，一些看似與F35無關的商品，其實也受益于F35。
全球總需求越大，產業鏈整體技術水平的提升幅度越高，研發成本越低。
這是用全球的資源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
顯然，這種技術積累有兩極分化的趨勢。
其他國家和美國之間的差距越大，一旦用了美國戰斗機，自己再生產同類的產品就會及不劃算。且不說從頭到尾積累一遍所有的經驗(數據)，就是積累出來，也未必比美國戰斗機更便宜，讓其他國家分擔成本。畢竟，美國戰斗機銷往全球，本國的戰斗機只能自產自銷。
所以，買了F4，基本就會買F15、F16，買了F15、F16，基本就會買F35。不買的原因，無外乎美國不賣，或者，買不起。
對發達國家來說，這是一種良性循環。對后發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后發國家明顯處于劣勢。
從純成本考慮，確實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當然，當時提出這句話，有特殊歷史原因——航運緊缺輪船，自己造來不及)。
在這樣的背景下，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只要自由貿易，就會出現發達國家工業水平進化，后發國家工業退化的趨勢。發達國家生產高精尖產品，后發國家承接中低端行業、高污染行業的產業轉移，生產發達國家不愿生產的低端產品、假冒偽劣，提供廉價資源和勞動力。
這就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在現實之中的表現。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而非絕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每個國家都應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
所以，高精度機床遇到的困境，絕不僅僅局限于高精度機床。
對后發國家來說，如果要擺脫這種困境，就要徹底突破這種惡性循環，與發達國家爭奪高精尖產品的市場，爭取早日讓全球分擔自己的研發成本，用全球的資源提高自己的技術。
這極其困難。
市場經濟，贏者通吃，第一和第二的處境完全不同。前者暢銷，后者滯銷，前者在不斷獲得助力，后者不斷消耗資源卻難以獲得必要的回報。
直到某一天，后者徹底超過前者，奪取了前者的市場份額。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的位置互換。在此之前，就是一個有投入無產出的無底洞。
沒有國家財力的支持，任何資本都不會做這種虧本的事情——這么干的資本家很快就會破產，被迫退出市場。何況，即使國家財力支持，也不是每個國家都能拿得出這么多的資源。
何況，發達國家也不是看不到這一點。為了保住自己的優勢地位，必然不擇手段，具體手法包括：技術差距較大時高價壟斷獲得超額利潤、使用超額利潤進行技術儲備、封鎖關鍵設備、技術差距較小時廉價傾銷等等。
解放前，中國工業搞了幾十年，最終少的可憐，只能生產毛巾、肥皂、臉盆一類輕工業產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不僅如此，二戰以后，美國產能過剩，向中國大規模傾銷商品，加劇了中國原有的極其脆弱的民族工業的毀滅。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后，國民黨為了在內戰中取得美國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于同年11月4日，由外交部長王世杰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條約共三十條，六十八款。條約簽訂后，美國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市場，形成獨占地位，這對民族資產階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工商企業大量倒閉破產，工人失業，國統區的工業體系趨于瓦解。
解放后，中國的工業大致是什么水平?
“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傳(P1235)
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中國不計代價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建立了相對完善，但仍然相對落后的工業體系。顯然，這些用于記錄的資源都是來自壓縮消費。
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我們如今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加重的結果怎么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我們如今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論十大關系》
——重工業是重點，但是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不能忽視。
二戰以后，美國放棄中低端制造業，集中精力控制金融、軍工、農業、能源，一些中低端工業行業主動從美國轉移向勞動力成本便宜的其他國家，先是轉移到日本，后是轉移到臺灣、韓國。
毛澤東的時代，中國積累了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廉價勞動力，于是中國成了產業轉移的承接地區。
一方面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蓬勃發展，一方面高端制造業裹足不前。
有些人認為只要對外開放，有了量就會有質，粗放型自然會變成高精尖，這是沒有理解資本的運行規律。
其實，在更多的情況下，放任自流的后發國家的資本在發達國家資本的壓力下，自動趨利避害，更容易承接產業轉移、生產假冒偽劣或者蛻變為買辦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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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止工業機械，哪個行業不都是如此?
發達國家有豐富的積累，邁出的每一小步，都能把成本轉移給其他落后國家。
后發國家，憋足了勁，邁出一大步，相比發達國家也是落后，無法把成本轉移出去。
因為后發國家的資本，需要很大投入才能減少有限的距離。這就給挖門盜洞套取財政資金提供了漏洞。落后是正常的，趕超是人品爆發，既然這樣隨便弄點落后的東西，就能盜取大量的財政補貼。
這種環境下，自然搞歪門邪道了。
也許，需要人人無私的環境才能真正把財政的每一分錢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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