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曾預言：“美國將會成為世界工業生產力的領導者”[1]，這個結論曾經被兩代人所恥笑。然而美國在之后的幾十年就實現了預測。其中貿易保護是“美國制度”的核心思想，而關稅政策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謂是功不可沒。正如麥金利總統所說“美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蓋源于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保護關稅政策。”
一、歷史進程：利劍的鑄造
19世紀美國從早期殖民時期開始，國內產業貿易保護問題就是美國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1、漢密爾頓和杰斐遜黨人之爭時期。
獨立后美國的“危機時期”，積弊叢生。松散的邦聯體制，邦聯政府缺乏管制內外商業的必要權力，除了各州互設壁壘甚至互打商業戰爭外，更要命的是，在關稅保護或自由貿易問題上，州與州立場的不一為外國列強留下了可乘之機。由于沒有財政的支持，美國國庫空虛，軍隊也岌岌可危，對外貿易中英國制成品想潮水般地運銷美國，“商業已衰敗到了極點”(漢密爾頓語)。美國向何處去?逐漸形成了以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貿易保護路線和杰斐遜的自由貿易路線，于是展開了美國19世紀的關稅之爭，實際上也開始了美國19世紀美國保護主義的歷程。1789年美國通過第一個關稅法，確定對所有進口貨物征收關稅，并對30種以上貨物征收特別關稅，其平均稅率沒有超過8.5%。雖然在1791年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就發表了著名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美國工業化的憲章)，提出了幼稚工業保護理論，但是國會沒有通過該法案，故漢密爾頓主張中唯一落實的是加強了聯邦政府權力。但是工業化是大勢所趨，“工業立國”戰略是美國經濟實現趕超的關鍵。甚至杰斐遜也于1793年發表《關于商業特權和對它的限制的報告》，擺脫了重農思想，并提出了對于美國工業化前途的遠見卓識。
1807年“切薩皮克號”的炮聲驚醒美國，恰恰是反對保護主義的自由貿易的旗手的杰斐遜開啟了保護主義的魔盒，于1807年12月通過《禁運法案》。對該法案的評價莫衷一是。杰斐遜承認：“迫使我們把一部分力量和資金用于國內制造業和交通的改進”。麥迪遜明確指出：“促進國內制造業的加速發展，從而在一些基本制造業產品上擺脫對別國的依賴”。1812年至1815年，美英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和禁運十分相似。總之，兩次英美戰爭對美國具有轉折點的意義。美國事實上實施了保護主義政策，短期內使美國經濟“受挫”，但“充實國庫，鞏固中央集權，為工業化奠定基礎”的目的基本達到。正是在這個期間，大量商業資本轉換為產業資本，奠定美國工業化基礎。因此美國趕超戰略爭論是以漢密爾頓“工業立國”主張獲得最終勝利而告終。
2、北部和南部的地區之爭時期。
盡管通過禁運和1812年戰爭確立了關稅保護原則，但是美國工業一時間還很弱小。1816年美國頒布了第一個保護關稅法案，制造業品的平均稅率驟升至25%。此后，直至十九世紀末，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政策的基調。1828年的關稅法成為南北戰爭前最極端的保護關稅法，平均稅率為44%，有稅商品平均稅率為48%，北部進出口商業利益的代言人的丹尼爾·韋伯斯稱之為“可憎的稅率”。1836年妥協關稅法之后，高關稅開始下降。1842年有所回升，但1846年重新開始下降，直到1860年。
這一階段關稅政策的最大特點是稅率上下波動、起伏較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斗爭激烈。如為了反對高關稅，南卡羅來納州不惜脫離聯邦。[2]在一次次的較量中，美國形成了以南部種植園主為核心的自由貿易者和以北部制造業集團為核心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兩大派別。總的來說，關稅的爭奪戰越來越對貿易保護主義者有利。但斗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最終導致南北戰爭。在導致南北戰爭的兩個主要問題中，南方實際上在關稅戰線上比在奴隸制戰線上更害怕。
3、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之爭時期。
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真正成為獨立的大國。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時代，許多國家走上了關稅保護的道路，也推動著美國實行高關稅政策。美國此前的保護貿易與自由貿易之爭已變成了共和、民主兩黨綱領之爭。從1861年至一戰期間，僅有3位民主黨人入主白宮，前后不過10余年。而共和黨是工商業主的代言人，無疑推行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高關稅政策。
1861年，莫里爾關稅法對鋼鐵工業重新實行保護。在隨后的南北戰爭中，為籌措經費，美國政府又提高了關稅，1866年平均稅率連續提高到48.3%。內戰后，高關稅的形式仍被保留下來。1890年，國會通過的麥金利關稅法使進口關稅達到內戰后最高點，并居世界各國之首，如棉紡織品的進口稅率由35%提高到50%，棉線進口稅率從35%提高到60%，亞麻稅率從30%增加到60%。該法還規定了限制外國工業品向美傾銷的措施。此后的威爾遜—戈爾曼關稅法、丁利關稅法和安德伍德關稅法雖然有所變動，但仍將關稅率維持在40%多的高水平。
這一階段美國的高關稅保護政策，同國內的自由貿易政策配套，大大推進了其工業化進程，工業化由北向南、向西推進;在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同時，工業結構由資源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
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特從歷史教訓出發認為，在不失去自己的目標前提下，國家應按照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制度。第一個階段為脫離未開化狀態，國家宜實行自由貿易;第二個階段是用商業限制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第三個階段是當財富和力量已經達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恢復到自由貿易原則，在國內外市場進行無所限制的競爭，使從事于農工商業的人們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勵他們不斷努力于保持既得的優勢地位。值得深思的是，英國在第三個階段（1840年左右）為了帝國利益，走上了單方面自由貿易卻于1890年左右出現敗退之勢。之后，雖有張伯倫關稅改革和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但英國不再風光依舊。
而1894年工農業全面領先的美國，已經建成了產業帝國，但直到1914年，美國的工業更加是在“銅墻鐵壁”的保護下進行，平均稅率一度達到48.3%。一戰后伴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關稅保護的重點向農業傾斜，并走向了超保護。1921年的緊急關稅法對小麥、玉米、肉類、羊毛等農產品課以高稅。隨后的一些關稅法進一步強化了保護。1929年10月，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到來，美國超保護的關稅政策也達到了極點。1930年，產生了美國歷史上稅率最高的法案——霍萊—斯穆特關稅法。農作物原料的平均稅率由38.1%提高到48.92%，其他商品的稅率由31.02%提高到34.3%。從1932年進口情況看，應稅商品的平均稅率高達53.2%。可見被認為保護主義鼻祖的李斯特在美國保護主義實踐面前，也是相形見拙。
二、思想淵源：產業帝國的設計者
(一)以對手為鑒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英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是自由放任學說思想發源地。于是大家認可一種說法：英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超級強國是得益于它的自由貿易政策[3]。
那么我們看看英國在起步階段們都做了什么。都鐸王朝時期(1485—1557)：1485年亨利七世鼓勵羊毛加工，限制出口羊毛(即：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進口替代方式)，目的是把東方商人（即漢薩同盟）趕出去。伊麗莎白一世時代(1558—1603)：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進口;1598年逮捕漢薩商船英德交惡。斯圖亞特王朝時期：1651年《航海法》規定，進出英國港口的貨物只能用英國的船，支持航運業;1672年《谷物法》禁止外國農產品進入英國;1699年《羊毛法案》禁止進口殖民地羊毛制品，擠垮殖民地愛爾蘭的羊毛業;1700年英國國會宣布禁止銷售印度棉布的法案，英國關稅70%~80%，印度3.5%。1721年沃波爾重商主義政策改革(喬治時代)：以提升制造業為政策目標。工業革命時期(1760—1830)。1776年，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倡自由貿易，而政策中依然采取保護主義，如1815年新《谷物法》。亞當·斯密也認為，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航海條例》是“英格蘭所有商業管制中最聰明的舉措”。1846年《谷物法》、1849年《航海法》的廢除也僅僅具有象征性意義，真正的自由貿易是在1860年以后。
“美國建國初期的比較優勢恰恰是農業，工業談不上優勢而是劣勢。按說就應當走杰斐遜路線(也就是有些國內學者主張的發揮比較優勢)，難道美國的路線和戰略錯誤，而且一錯就錯出一個世界超級強國?”(韓毅)。事實絕非如此。李斯特認為這個國家以前被偉大的經濟理論家亞當·斯密和薩伊錯誤地判斷為“一個像波蘭的國家”，意思是注定要依賴農業[4]。而美國人很幸運，他們基于“常識”和“對國家需要的直覺判斷”堅決抵制了斯密的說法，認為“要按英國人做的去做，不要按英國人說的去做”，建立嚴密的經濟體系，而一個國家“不僅富足，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都是極大地與制造業的繁榮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法，從產業上看是發展制造業，從政策上來看是實行保護主義，在關稅上就是表現為高額關稅。
(二)早期美國學派的保護主義思想
早期美國學派的關稅保護思想主要是漢密爾頓的一些思想。“如果說華盛頓的性格鞏固了新政府，那么使新政府得以順利地行使職能的，就是漢密爾頓的天才”[5]。他在美國一切處于未定和可塑狀態時，以現實和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影響了美國的未來。漢密爾頓的關稅思想主要體現在1791年《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漢密爾頓經過嚴格的社會調查以后，認為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不適用于美國。因為其經濟情況不能同英國相提并論，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生產成本高，無法在平等的基礎
上進行對外貿易。如果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只會使美國的產業被限制在農業范疇，而使制造業受到極大損失，使美國經濟陷入困境。他認為保護關稅，盡管是絕對著眼于歲入，卻顯現出有利于國家的制造商的景象。漢密爾頓認為，為使年輕的美國經濟獨立，要重視發展制造業，而發展“幼稚”的制造業的利器就是保護關稅政策(它認為保護是一個武器，不是一種原則)。同時漢密爾頓認為，制造業關稅保護還能解決由于英國的限制政策而導致的農產品外銷困難的問題。
美國學派在關稅上的思想家還有雷孟德和凱里。雷孟德在《政治經濟學要義》(1823)中繼承了漢密爾頓關于資產階級國家具有決定經濟作用的理論，斷言國家所實行的高額關稅和公債制度，是促進資本積累和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手段。凱里在其早期著作中也帶有自由貿易論的色彩，而后期卻竭力把“階級利益調和論”與“保護關稅論”結合起來。凱里把保護關稅看成一種永久性的政策；要求把高額關稅推廣到采掘工業，甚至農業；他還斷言廢除高額關稅會引起工業的集中化，從而引起大資本的專制。
三、政策效應：產業帝國的形成
在高昂的運輸費用時代，美國遠離歐洲大陸本身就形成了“天然的保護屏障”，加上美國早期幾乎是在高關稅的“銅墻鐵壁”之中發展起來的，對美國的趕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首先，19世紀美國保護關稅論標志著從重商主義分離出來的資產階級國際貿易學說的兩大體系已經基本形成，這成為了李斯特“生產力經濟學”理論的實踐來源，也成為了經濟學“另類教規”的重要思想淵源。“在美國學派的影響下，李斯特從民族利益出發，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套為經濟落后國家服務的、以幼稚產業為保護對象和以生產力發展為核心的國民經濟學學說，至今對發展中國家仍產生著巨大影響。”[6]
其次，19世紀美國保護關稅思想和政策主張反映的是經濟不發達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工業的正當要求和愿望，是落后國家進行經濟自衛并通過經濟發展與先進國家進行經濟抗衡的保護貿易學說。美國通過貿易保護擺脫了殖民的命運，沒有成為歐洲工業國的附庸。相反，保護關稅在財政關稅時期成為聯邦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在趕超時期，高額關稅對美國成為“制造業帝國”起到了重要作用，成為了“美國體系”的核心內容。可見，高關稅政策在美國工業發展的初期確實起到了不可比擬的作用，成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繁榮富強的支柱，也成為了二戰后日韓效仿的對象。
再次，美國學派早期思想家成為了“美國制造業帝國的設計師”。如漢密爾頓《制造業報告》“幾乎可以說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一份預言書”[7]，確定了美國的建國方針和路線即現代化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密爾頓的政策取得了立即的和令人驚嘆的成功。他不僅為未來的后代擬定了一些計劃，還為他自己的時代建造了一座安寧宮。以1790年為起點，繼續了四分之一世紀，美國開始了一個擴張和繁榮發展的非凡時期，這是美國的第一個或許是最大的非凡發展時期。”[8]
四、結論與啟示
發達國家并非天生就經濟發達，幾乎每個成功的國家在“追趕”其他國家時都采用幼稚工業保護和其他積極的工業、貿易和技術政策。“14世紀愛德華三世、18世紀羅伯特沃波爾、弗蘭德里克、漢密爾頓，到19世紀美國、德國或瑞典的政策制定者們最后一直到20世紀東亞和法國伙伴，看上去有一些共同的原理指引著這些成功的發展戰略家”。[9]幾乎每個成功的國家在“追趕”其他國家時都采用幼稚工業保護和其他積極的工業、貿易和技術政策。
1、治國理念調整：按美國人做的去做
美國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陣地，鼓吹全球化、自由化。當年美國認為英國“衣被天下群生”的自由貿易政策一切趨向都將有利于英國，而今天他們卻把那些“好政策”強行推銷給發展中國家，隱藏美國(乃至所有發達國家)趕超的經濟政策史，隱瞞自己曾經的歷史，不是“對傳統無知的結果”，一是不愿說，二是不能說，背后都是國家利益使然，即用所謂的比較優勢讓發展中國家永遠被奴役。“抽掉梯子”的目的是不讓發展中國家沿著“梯子”爬上來。實踐中，美國依然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發源地和堡壘，本次金融危機以來對中國50多次反傾銷就是明證。只不過保護形式不斷變化，更多地使用更具有隱蔽性、歧視性和靈活性非關稅壁壘來保護，因而對貿易保護所起的作用更加有效。非關稅壁壘主要有兩類：制度性非關稅壁壘和技術性壁壘(TBT)。前者如進口配額、許可證、反補貼、反傾銷、海關估價、原產地原則、政府采購等;后者如技術標準、質量標準、環境標準、商品檢驗、包裝、182標簽等。此外，還有勞工標準、動物福利標準等社會壁壘。可見，美國一直以來實施的才是重商主義經濟政策。
所以，國際貿易保護與否與該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是沒有關系的。只不過起步階段是對幼稚產業較全面的保護，而發達階段則是結構性保護。因為“經濟都是情景脈絡特定的”(耐納特，2007)。
中國改革30多年總體成績不小，但問題不少。如經濟總量大但是人均經濟總量小;外貿總量大(外資企業約占進出口的“半壁江山”)但是競爭力小(其中加工貿易占50%以上，高新技術出口中外資企業占88%以上);“三農”問題依然嚴重;服務業比重依然偏小;企業改革方向不明等。所以中國經濟仍然不容樂觀，受制于人的地方還有很多。根本上說就是陷入了主流經濟學為發展中國家設置的“富國陷阱”。鑒于此，套用一句話就是“要按美國人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國人說的去做”。
2、發展戰略轉變：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
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外向型發展戰略，提出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政策。這一戰略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一段時期內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釋放了市場的能量。然而我國外向型發展戰略越來越帶有依附性、缺乏目的性。歷史反復證明向海外追求財富雖然重要，還有比這個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對國內市場的培養與保衛(李斯特)。難以擴大內需，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培育好國內市場。為此，首先要利用非關稅以及關稅等各種手段支持民族產業并嚴格禁止外資對民族產業的收購和控制，為擴大內需提供產業和收入提高的基礎;其次對內要拆除競爭性政府的條塊壁壘，讓國內充分地自由競爭，因為國內自由競爭才是提高國內技術能力和國民納稅能力的根本。以上兩點其實就是19世紀美國學派和政策的核心。
普雷維什辛格命題關于“發展中國家存在貿易條件長期惡化趨勢”的論斷，在今天依然適用。只不過情勢發生了變化，即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貿易條件也在惡化，即“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只是“劈柴挑水”的活。所以對于我國沒有可隨意加入的“游行花車”，目前對要保護和發展的產業要進行精心選擇，同時尋找新的“技術窗口”，否則就會是“沖向底端的競爭”。
[參考文獻]
[1]、[3]、[4]、[5]、[9].張夏準.富國陷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201，2，7，201).
[6]賈根良.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的學派[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9).
[2]韓德強.美國崛起之路對中國的啟示[J].經濟縱橫，1999，(8).
[7]塞繆爾，莫里森等.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367)
[8]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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