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千年中，說棉花制造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產也不為過。直到在上個世紀，其地位被石油所替代。物的歷史不單是起源、演變的經過，物質生產、傳播的背后是長時段“人與物的移動”，呈現出與之關聯個體的鮮活復雜的人生際遇 。
棉花這一植物在世界經濟的每個階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影響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的變遷。棉花帝國的歷史也是一部資本主義發展與全球擴張的歷史，對棉花歷史的書寫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我們對國家、組織在全球貿易中角色的認知呢?
公元11世紀之前，歐洲幾乎沒人見過棉花。從銅器時代到中世紀，那里的人們就一直穿由亞麻、獸皮或羊毛織成的衣物，進口的棉布非常罕見。在中世紀的民間傳說中，棉花是如此遙遠神秘，以至于人們認為它是長一種動植物雜交體“羊樹”上的：白天，樹端結出的棉羊在陽光下靜靜生長;夜幕降臨后，枝條便垂向水邊，花萼里的羊啜飲清水——正如甘地后來所言，當印度人開始用棉花織布時，歐洲人“還生活在野蠻、無知和荒蕪之中。”
但在說這句話之時，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棉花工業已控扼全球，包括殖民地印度。在甘地和國大黨看來，潔白的棉花此時已經成了英帝國主義的象征。它把印度變成低端的原料產地和產品傾銷地，壓制民族工業，甚至威脅著印度人民的生命：單是1870年代的國際棉花價格暴跌，就造成近八百萬棉農“像蒼蠅一樣”地餓死。所以在領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時，甘地始終披著粗糙的印度土產棉布，且隨身攜帶著傳統紡紗機，一有空閑就坐下織布。木頭構件發出的吱嘎吱嘎聲，猶如全民族的控訴。
棉花不同于糧食、煙草或蔗糖，其人均消耗量可以隨著消費文化的興起而無限增長，從理論上來說是不封頂的。所以從11到20世紀初，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紡織可以說都是最重要的工商業之一。1780年以前，中國和印度一直是全球棉花產業的中心。但隨后兩百年，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卻反客為主，不但迅速從進口國變為傾銷國，還借機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為工業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這個戲劇性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自從十五年前彭慕蘭(K. Pomeranz)提出中西近代“大分流”理論以來，大量經濟史學家通過實證和量化方法，對這個問題進行證實或證偽。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貝克特(Sven Beckert)的新書《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也是在彭氏框架下，從一個全新角度切入。與最近新文化史、環境史、經濟史興起的史學趨勢相契合，這本書通過追溯棉花的歷史，指出西歐實現彎道超車，最初靠的其實并不是自由市場，而是武力和國家干預。
棉花種植起源于三個地區：南亞、東非和美洲中部。西漢初年，它由印度傳至中國，但尚未大面積種植。直到元代，棉才取代絲綢和苧麻，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衣纖維來源。歐洲人接觸棉花則晚至12世紀，十字軍東征控制了中東的部分棉花產地后，意大利北部米蘭、威尼斯等地率先開始有了紡織廠，此后在德國也零星出現。但不久后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卻再度切斷了歐洲人的棉花供應，意大利和德國的紡織業隨之一蹶不振。
16世紀初的大航海運動給了歐洲人繞過強大的奧斯曼帝國，重新獲取棉花的機會。1600年，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此后荷蘭也成立了類似機構。這里的“公司”一詞與其今天的含義存在區別，帶有某種高壓統治色彩，即通過武力征服占領港口的方式，把貿易網絡擴展到亞洲、美洲和非洲。盡管如此，這一時期歐洲人獲得棉花最終還是得靠偏高的收購價，依賴在地代理商，影響力限于港口，無法滲透到內地。原材料的致命短板，導致這一時期的歐洲棉布連保證國內市場都有困難，更不要說爭奪國際市場。
1780年，美國南方開始使用黑奴種植棉花，世界棉花產業迎來關鍵轉折點。1802年，美國就成了英國最大棉花來源國。除了三角奴隸貿易外，美國棉花的低價還來源于某種“后發優勢”：南方大種植園一開始就是出口導向型，實行集約化生產。殖民者選擇最好的棉種，建起發達的陸路和運河系統，源源不斷地把棉花運至大西洋東岸。與之相反，中印兩國的棉花則始終實行小規模家庭化生產，以供應國內為主，運輸成本高昂，很快被排擠出國際市場。
所以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歐是憑借著國家和資本的同盟打敗中印，經濟層面的優勝劣汰，只是其表面現象罷了。貝克特指出：“我們通常以為資本主義始于1780年左右的工業革命，但其實在機器和工廠出現之前，16世紀已經早已有了戰爭資本主義。”之前的“大國崛起”派史學家傾向于劃分英荷模式與日德模式，認為前者來源于資本“自發的”發展，后者則更多地由國家主導。但是貝克特卻指出，在英國從戰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中，利維坦式國家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工業革命的成功，極度依賴于國家預先締造的框架，正是在這個框架下，產業才得以發展。”
在這里，作者用“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來替代之前學術界慣用的“貿易資本主義”(mercantile capitalism)，因為這一時期棉花帝國建立的秘訣，絕古典經濟學家強調的契約和市場，而毋寧說是血與鐵，是民族國家，是主奴關系。前近代時期，政府管得太少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在工業革命之前，相對于西歐政府，明末中國雖然對商人的干涉較少，但主動為其創造的機會也更少，結果限制了商業的進一步擴張。
如同美國獨立戰爭反哺了法國大革命一般，奴隸種植園的管理方式后來也影響到了歐洲的棉紡廠：“對于如何大規模地調動工人，資本家們只有一個參照物：美國南方的種植園。”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若擅自離職，會因違反合同法而被送入監獄。為了對付工會，光榮革命的成果人身保護法(Habeas Corpus)在1795年被暫時廢止，規定集會人數只要超過五十，警察就可任意實施逮捕。最激進的工人則被公開絞死，或流放澳大利亞。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所描述的工人惡劣生存狀況，本質上是新大陸舶來的主奴關系，蓋過了歐羅巴公民的自由傳統。
但歷史的進步，往往正是由黑暗力量所推動，盡管這怎么看都像個危險的悖論。中國在近代被西歐甩開，主要是因為沒有及時擁抱戰爭資本主義，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色彩保留得太多——明末棉廠的工人還能保留若干耕地，不做工還可種田;失去土地的英國農民除了被剝削，就只能等死。江南外出勞動的主要是男青壯年;英國棉廠則大肆招募女工和童工，因為他們更廉價且無力反抗。明末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最終沒有開花結果，固然有重農輕商、資源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血紅”野蠻力量匱乏也很關鍵。
華南學派創始人傅衣凌這樣概括中國的資本主義：“在相當時期內，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其發展形態并不成熟，而長期地緩慢地前進著。自十六世紀開始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始終沒有力量戰勝封建社會，獲得取而代之的地位。”但如果我們跳出唯西方發展模式是瞻的視角，與印度、埃及、奧斯曼帝國等做橫向對比，就會發現其實中國這種情況才是“常態”，西歐反而是“變態”。
波蘭尼(Karl Polanyi)曾批判亞當斯密(Adam Smith)“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為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一個“烏托邦幻想”，從未在歷史中真正存在過，“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計劃卻不是。”貝克特這本四百多頁的巨著，可以說為波蘭尼做了最好的注腳。在工業革命前后，太自由放任，太“自發性秩序”(F. A. Hayek語)的市場最后大多是孱弱無力的。當時的歐洲人也深諳此道，雖然他們到處以“自由貿易”為借口開拓市場，但一旦有需要，就會毫不猶豫地求諸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
1861-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極度依賴奴隸制的棉花帝國迎來巨大危機。棉花價格的猛漲導致工廠紛紛關門歇業，英國四分之一人口受其影響。此時《經濟學人》(就是今天那份著名的The Economist)雜志，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堅定鼓吹者，也轉而贊成由國家出手，把印度改造成新的原材料主要供應地，并辯解道：“國家不會干涉供給與需求過程，而只是創造條件，讓其更好地發揮作用。”極端自由派國會議員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大變臉，更直白地表示在這個問題上：“亞當斯密的理論是不適用的。”
當時全球最大的棉花貿易港口利物浦，則是最支持美國南方的歐洲城市。棉廠主不但暗地運送軍火、提供貸款給蓄奴州，還向英國政府施壓。當北方勝利的消息傳來，他們一度覺得大勢已去：“沒有了皮鞭的驅使，黑人還會拼命干活嗎?”獲得自由的奴隸，也迫切希望能分得土地。然而隨著林肯的被刺，這些都沒有發生。在戰爭結束幾年后，前奴隸們大部分還是干著和戰前類似的活，只是身份換成了佃農，而且身邊多了些赤貧的白人。壓迫仍然存在，只是方式變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棉農依然生活于極度貧窮之中，既沒有話語權，也沒有政治權力。”
貝克特由此感嘆，資本主義和壓迫一樣，“有極強的適應能力。”這種依賴契約，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地主-佃農關系，更符合現代法律和倫理，且在任何一個地方都適用。南北戰爭的意外結果，就是從反面刺激了棉花帝國的擴張。對“棉花荒”心有余悸的資本家們滿世界地尋找新的產地，于是滲透進內陸，擠出在地代理商，從農民手中直接購買棉花。全球棉花期貨市場漸漸形成，棉農從此成了板上肉，徹底喪失了議價權。棉花工業巨大的利潤空間，還吸引了新興國家加入殖民地爭奪戰中：日本控制了朝鮮，德國控制了非洲南部，俄國控制了土耳其。到了1905年，棉農總數已上升至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一，棉花工業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二十世紀初，甘地及國大黨并不是棉花帝國的唯一挑戰者。由于吸納的勞動力最多，生產方式最集中，與外國資本聯系密切，在各殖民地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浪潮中，棉花帝國是最顯眼、首先要攻破的巴士底獄。在俄國1905到1919年的革命過程中，紡織工人都是中堅力量。而在中國，1925年五卅運動的導火索，就是上海的日本棉廠主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在這以后，才有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有了北伐，有了國民政府統一全國。
相對于落后國家暴烈的革命，歐美的工會斗爭和平得多，其結果對工人也頗為有利：一邊是日工作時間的不斷下降，一邊是薪水的持續上漲。但正因為勞動力價格的上升，西歐棉花帝國開始從內部解體。一戰之后，英國的棉布產量已直線下降。再經過50年代殖民地的獨立，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蘭開斯特等地，到處都是廢棄的紡織廠和游蕩的失業工人。1963年，曾經如日中天、試圖改變美國內戰進程的利物浦棉花聯合會拍賣了所有家具，棉花帝國的最后一抹余暉，也終于消失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