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楊小凱教授的中國制度建設的后發劣勢說，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變遷的內生理論，林毅夫教授認為，英美的憲政共和體制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后發工業化國家能否充分利用“后發優勢”，關鍵就在于發展戰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比較好地發揮它們由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至于政治體制的變革，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內生推動力將要求并將產生的變革才能真正奏效。
筆者認為，林毅夫和楊小凱兩位教授爭論（本文簡稱“林楊之爭”）的核心問題是，在后發工業化國家經濟追趕的初中期階段，英美式的憲政體制改革與其發展績效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受“林楊之爭”的啟發，本文運用演化經濟學基礎原理，提出了有關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三個假說，它們分別對應于這些國家在制度創新潛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結構如下：首先討論“林楊之爭”的核心問題，并對“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假說進行較系統的理論論證；其次，與制度模仿的“后發劣勢”說相對應，總結并命名“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假說；第三，提出“制度創新的脈絡主義”假說，并通過對歷史經驗的探討，倡議對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進行研究。在論述這三個假說的過程中，筆者對楊小凱教授的相關論點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闡明，新世紀之初的“林楊之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可以激發我們深入研究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和具體實施的步驟；同時，這個問題的深入討論也將對各種經濟學說的現實性進行批判性檢查，很有可能誘發中國經濟學出現重大的理論創新。
一、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對于后發工業化國家的制度變遷來說，“林楊之爭”的結論不論是后發優勢還是后發劣勢，最后的落腳點都將集中在于憲政改革問題上。總結目前的討論，筆者把它歸納為三個問題。第一，英美的憲政共和體制在發達國家的政體中是否是較優的？楊小凱教授雖未明確將英美的憲政共和體制推許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確實認為，英美的憲政共和體制較之人類試驗過的其他制度為優。而林毅夫教授則認為，從發展的水平來看，日本、北歐都趕上美國了，新加坡也超過了英國，但這些國家的基本體制都保留了許多有別于英美共和憲政的體制安排，因此，即使對發達國家來說，我們也不能確認英美的憲政共和體制要優于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家們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達爾文革命已徹底擊碎了“必然進步”和理性最優的觀念，正如筆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較經濟學也已否決了著名比較經濟學家艾登姆等“發現那種體制是最好的體制”這種傳統的比較研究方法論。第二，后發工業化國家和轉軌經濟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憲政體制？對楊小凱和薩克斯教授來說，休克療法的憲政轉軌就意味著對英美式共和憲政體制的照搬。但演化經濟學家們認為，路徑依賴和制度多樣性是制度變遷的重要特征，休克療法的憲政轉軌忽視了歷史、文化傳統和認知模式等許多重要因素對憲政轉軌的關鍵性影響，所以，他們不僅不能解釋為什么其他發達國家仍保留了許多有別于英美共和憲政的體制安排，也不能解釋許多拉丁美洲和南亞國家的議會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與演化經濟學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一個新奇不斷突現的演化過程不同，休克療法的憲政轉軌預先排除了轉軌過程中更有效率的“適應性”政體的出現。第三，在后發工業化國家經濟追趕的初中期階段，英美式的憲政體制改革與其發展績效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換言之，在沒有實施休克療法的憲政轉軌情況下，這些國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長期信任關系？這是“林楊之爭”中最關鍵的問題，筆者把它轉述為：在制度變遷的路徑上，后發工業化國家是否與英美等"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的國家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本節就集中在這個問題上，并對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假說進行較系統的理論論證。
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兩種現象。第一，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除了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相繼成功地對當時的發達國家進行了經濟追趕外，唯一的例外是戰后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在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中，發展過程一開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憲政共和體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其他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情況各異，其中德國是在成功地超過英國之后才采用憲政體制的。我們知道，當19世紀上半葉英國工業革命接近尾聲時，德國的國內統一市場才剛剛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關稅同盟成立），但在進入20世紀時，德國已成為歐洲頭號工業強國，到1914年，德國在鋼鐵以及化學和電力等當時的高新技術產業上已超過歐洲其他所有國家，但德國直到1918年才廢棄專制的君主政體。第二，在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之外，我們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分為兩組，一組是近代以來特別是戰后成功地對發達國家進行了經濟追趕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另一組是發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憲政體制的國家。按照楊小凱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維新”時采用的憲政體制是非常不徹底的，而韓國和我國臺灣則是在經濟追趕即將完成或其后期才實行西方式憲政體制的，出現這種情況的個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獨立以來，陸續引進了歐美的政治制度，包括憲法、議會和政黨制度等，但這種引進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實質，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政變和政局動蕩是舉世聞名的，戰后的拉丁美洲問題叢生，成為“跌倒了的新興工業化地區”；而在南亞地區，歐美的憲政體制在獨立伊始就被南亞各國領導人普遍接受，一些國家一直維持著十分穩定的議會政體，而在其他國家，由于各種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種形式的獨裁主義政體所取代。繆爾達爾在經過長達十年的研究后，對此評論說，“該地區的各種政治體制在它們無能或無意識開始根本改革和實行社會紀律方面明顯相似。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實行民主還是獨裁，它們都是‘軟國家’”2。
從上述經驗觀察中我們可以概括出什么樣的因果聯系（即經濟理論）呢？筆者認為，在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后發工業化國家，如果要對發達國家進行成功的經濟追趕，其制度創新過程可能要遵循與西方發達國家正好相反的路徑，這就是薩克斯、胡永泰和楊小凱的論文中提到的“制度發展的反向工程”3。按照繆爾達爾和諾思的看法，英國工業革命產生的過程是：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的演變以及革命孕育了特定的憲政秩序，而憲政秩序決定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最后導致了以技術革命為核心的工業革命。正如繆爾達爾指出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都發生在工業革命很久以前。它們緩慢地進行，西歐經歷了幾個世紀才習慣了變革，并準備變革。所以，變革、適應和流動的觀念，是在西方人習慣于他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種‘持久的工業革命’之后，才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4。然而，對于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后發工業化國家來說，由于發達國家的存在，它們已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經歷英國這種相對漫長的制度演化過程，而思想意識形態或文化認知模式要比技術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緩慢的多。因此，后發工業化國家一般先從技術引進和推進結構轉變入手，同時采用新型產業組織并改革經濟制度；經濟基礎的這種變化逐漸地導致了認知模式的嬗變，并使法律和政治體制漸進改革的成果日益鞏固；只有到一定階段時（一般在工業化階段的后期），社會群體中絕大多數人的認知模式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和政治體制的累積性改進已達到相當程度，在這時，整體性的政治制度變革已勢在必行（當然仍會有很多人反對這種新的政治體制），這就是“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
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一詞是從技術創新經濟學中借用來的，在技術創新經濟學中，反向工程的“反”指的是與一般技術創新過程相反，它不象傳統理論那樣，一項成果和技術先從基本原理再到原理的應用，轉而被物化為專利發明，進而開發工藝流程和生產方法，而是從生產第一線的技術應用開始，按如下相反的順序進行技術創新，即操作技術 →維修技術→現場操作技術管理→生產技術→研究開發, 日本戰后的技術引進已證明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與技術創新相比較，制度創新更困難，這不僅涉及到利益的沖突（政治體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認知模式的嚴重制約。按照凡勃倫的看法，文化認知模式是作為形式化規則的正式制度安排的靈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規則具有生命力的價值，“沒有這些價值，外在制度形式將成為死的骷髏”5。而文化認知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的現象，所以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因時因地而異的特殊性，制度是一種適應社會存在的文化類型。因此，在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后發工業化國家，沒有文化認知模式的變革，正式制度安排如憲政體制就很難扎根，甚至會產生“淮橘成枳”的現象。這就是為什么自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講演后，諾思一直就在惦念著：信仰體系或文化認知模式怎樣構成了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關鍵性因素？
然而，文化認知模式的嬗變并非空穴來風。根據凡勃倫—艾爾斯的演化理論，文化認知模式的基礎是由工具性知識和禮儀性知識兩大類所構成，而后兩者又是技術和制度知識的精髓。因而，人類對技術和制度變遷的判斷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標準：工具價值和禮儀價值，技術的工具價值旨在提高生活質量并改進生產過程的效率，它是可證偽的、易于接受的；而制度的禮儀價值判斷則要求助于信仰體系或認知模式，它是先驗的，其變化在許多情況下是由工具性知識累積性刺激的結果6。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技術引進以及相伴而生的經濟組織變革達不到一定程度，新的認知模式和引入的憲政體制將怎樣取得穩固的地位？由此看來，馬克思是對的，雖然經濟基礎并非決定上層建筑，但基礎的作用還是非常重要的。
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還有著更深刻的原因。演化經濟學家們將會同意，19世紀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的下述一段話集中體現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越是研究世界以前的狀態，事實上，甚至當我越是詳盡地觀察當代世界，當我思考不僅在法律中，而且在法律準則和不同形式的產權中發現的巨大差異時，無論人們說什么，我都相信，所謂必需的制度僅是人們習慣了的制度”7。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所謂“習慣了的制度” 就是人類慣例化的行為模式，對每個社會成員來說，它是長期日常交往所發展的社會行為技巧，在很多情況下每個社會的成員對其行為是不假思索的，甚至是無意識的，因而是習以為常的，每個社會成員間對其相互行為的認識是意會性的，但對于不與長期接觸的其他社會成員來說，其行為模式可能是非常難以理解的，這就是演化經濟學對制度的定義。
人類慣例化行為模式的意會性質對制度變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第一，按照波拉尼的理論，人類社會的全部知識可以區分為可整理和意會這兩大類知識，意會知識是可整理知識的基礎。意會知識的性質產生了兩種后果：一方面，人類行為的慣例作為基因被遺傳是通過模仿來傳遞的，但這種模仿必須在實踐和實例這些具體的情境中進行交流和學習；另一方面，由于情境化，意會知識又是阻止個體間（個人、組織、地區和國家等）趨同的隔離機制，因此，意會知識不僅是制度多樣性的基礎，而且也是導致跨國間制度學習出現巨大困難的重要根源。第二，意會知識的性質說明了，它是膠粘于特定空間的知識形態，在社會學中被成為“地方性知識”，正如生物學一樣，生態地理環境因素也是導致慣例化行為模式產生變異的重要因素。意會知識的空間性質不僅增加了跨國間制度學習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它為不同的社會發揮創造力提供了空間（見第二節）。
按照演化經濟學的上述理論，我們就不難理解，在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后發工業化國家，
為什么在發展之初就引進西方憲政體制要遭遇許多困難，而東亞的成功基本上遵循了“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更一般地，在沒有休克療法的憲政轉軌情況下，這些國家通過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漸進改革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長期信任關系，關鍵性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后發工業化國家要成為“硬國家”或東亞式的“強政府”。這包括加強社會紀律（繆爾達爾語）、培養社會信用基礎、懲治腐敗、堅定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持開放并積極推動引進外國制度的實驗，鼓勵多樣化的制度創新；保持政治穩定，鏟除強勢利益集團如俄羅斯七大工業—金融寡頭產生的土壤，從而避免在制度學習和當地制度創新上所遇到的強烈抵抗；穩健地推進楊小凱教授所建議的經濟制度和法律改革；創造性闡釋文化傳統，煥發國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第二，制度改革和經濟政策的制定要以本國技術能力的積累和發展為核心。快速積累和發展本國技術能力是經濟追趕的主導因素，這是解釋東亞和拉美發展績效出現重大差異的重要因素。前幾年，我們的產權改革和喧囂一時的資本運營偏離了這個目標；引進外資等經濟政策也嚴重地忽視了這個問題。今后，我國各種經濟政策的制定和教育、科技和金融體制等各方面的體制改革都要緊緊抓住技術能力的積累和發展這個核心問題，借鑒成功和失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大膽創新，爭取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成功地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
二、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
上節我們討論了在經濟發展的初中期，后發工業化國家沒有必要實施休克療法的憲政轉軌，論證了“制度創新的反向工程”，筆者把它稱為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第一種境界，即它的創新潛力只能提供與其追趕對象不相上下的經濟發展水平。現在我們要討論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潛力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能夠超越追趕對象的情況，這也就是說，后發工業化國家在制度方面雖然具有楊小凱教授所說的某些后發劣勢，但我們不排除它在制度創新上的后發優勢，它能反過來為追趕對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學習的新型制度組織，這就是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第二種境界。我們這里以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當時落后的德國和美國特別是德國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的憲政改革確實是先于迅速的工業化，美國的工業產量到19世紀80 年代初就已躍居世界首位，1913年美國已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正如我們前面已談到的，德國卻是在廢除專制的君主政體之前，其經濟發達程度就已超過了英國。我們前面已討論了政治制度，現在專談經濟制度。筆者認為，與楊小凱教授的看法相反，落后國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不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不僅不會使長期發展成為不可能，恰恰就是因為當時落后的德國和美國沒有模仿“發達”的英國制度，這才產生了管理資本主義這種新型的經濟組織，而英國的個人資本主義卻成為其喪失領先地位的主要原因8。如果德國和美國人民只是模仿并自謙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那么，楊小凱教授今天經常談到的基于分工的發達的組織結構恐怕在20世紀上半葉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呢。
許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已說明，英國當時不乏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在新技術上最初也處于領先地位，但為什么很快被落后的德國和美國所超越呢？英國研究技術變遷和長波理論的著名演化經濟學家費里曼（Freeman, C）在多篇論文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和盧卡在最近的一本新著中通過對這三個國家的比較，說明了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制度僵化是其基本原因9。第一，教育培訓制度和大學體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英國貴族式和缺少工程技術教育的大學體系、技術工人業余培訓和在職教育的傳統已完全不適應新技術的要求，在當時，不乏教育家、工業家和政府調查的警告，但沒有采取有效行動，必定是英國制度的慣性和僵化。而在德國和美國，作為教育制度的創新—技術學院的創立則為新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合格的工程師，“據霍布鮑姆（Hobsbawn）估計，到1913年，德國每年正在培養3000名畢業工程師，而英國在科學、技術和數學所有這些學科上只培養350名畢業生”。10 第二，企業組織。在英國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處于領先的企業組織—家庭企業管理結構已完全不適應新技術的要求，而專業工程師的大量缺乏又阻礙了管理專業化的發展；第三，新產業的投資。從18世紀80年代到1929年，英國的資本積累率低于德國、美國和當時西歐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1905—1914年，國外投資占凈資本形成的50%，這嚴重地阻礙了新技術在國內的擴散和生產規模的擴張；最后，科技體制。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兩種重要的科技制度創新出現在德國和美國而非英國：企業技術實驗室和大學科學實驗室的建立的制度創新。
演化經濟學的開拓者凡勃倫在當時出版的《德意志帝國與工業革命》（1915年）就已敏銳地注意到了上述現象。在該書中，他對當時落后的德國在技術上具有引進而非自我研發的后發優勢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但他認為，當一個國家引進技術時，她不會把技術原生國的制度重負攜帶過來。因此，德國把更發達的技術接過來，最徹底地應用于不受既得利益阻礙的環境中；而在英國，舊制度阻礙了新制度的產生，導致了原生性的新技術發展受到抑制。凡勃倫寫到，英國“因為領先而受到懲罰……尤其是把如果它不是因為過去的成就對現在抑制性的影響與英國將可能做什么對比一下，英國工業狀況的這種缺陷就是顯然的”11。凡勃倫運用路徑依賴和累積因果原理說明了技術和制度如何交互作用導致了英國作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逐漸進入一種僵局，產生了制度上的“先行者劣勢”，從而為德國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后發優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具有選擇性模仿甚至不模仿發達國家制度的后發優勢，筆者把凡勃倫的這種思想命名為“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
演化經濟學家們已注意到，由于新技術和新產業需要新思維、新的做事方法和新組織，簡言之，需要經濟新人，但由于路徑依賴，老技術和老產業領先的地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將阻礙它的發展，因此，經濟時代的轉變常常與經濟領先的地點的變化相聯系，新型的制度和經濟組織將誕生在原先（相對）落后而非領先的地方，用進化生物學的術語來說，它需要“分布區不重疊”的條件。進化生物學認為，同一物種之間的競爭有利于漸進的“有效率”突變的突現和選擇，但這種競爭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補性（超靜態）突變的新物種的形成。換言之，當自然選擇的壓力有利于每一物種對環境的適應以及它與其他物種的共演的時候，它禁止新物種的形成，自然選擇的壓力甚至導致了演化過程的停滯。這種停滯的“間斷”往往發生在相對被保護的外圍地區，這也就是說，新物種的形成和演化要遠離原物種數量巨大、競爭激烈的地區，這就是物種形成“分布區不重疊”的條件。
帕加諾（Pagano, U.）認為12，經濟組織的演化可能遵循著類似的規律。組織類型類比為自然物種，稱為“組織物種”，它具有產權和技術相互適應的特點，產生了要比它與其他物種的產權和技術雜交更優的“組織均衡”。同一“組織物種”成員間的競爭提高了它們的平均效率，但由于產權和技術的互補，它可能也禁止了新的潛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均衡”的出現，因此，正像自然物種的情況一樣，“組織物種”的形成同樣需要“分布區不重疊”的條件。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現象不僅在國家層次上存在，而且也常見于國內地區間和企業間。
帕加諾運用物種形成“分布區不重疊”的生物學原理，解釋了管理資本主義這種新的“組織物種”的出現。他認為，在個人資本主義競爭和力量最強大的英國，家庭企業的權利結構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超靜態交互作用”并沒有被第二次工業革命所打破。但在沒有參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沒有發展像英國那樣成熟的個人資本主義的美國和德國，鐵路和電報所需要的生產力的性質首先改變了這些部門的權利結構，并很快改變了其他部門的權利結構，生產力的增長可以從這種變化中受益。不久，新權利有利于對高代理成本的管理者的廣泛雇傭，而他們的被雇傭產生了自我強化的反饋，使管理資本主義的新權利成為一種不可逆的選擇。
一般情況下，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產生于“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時期13，新制度和新的經濟組織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技術的特點所內生的，因此，對于落后國家來說，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所要求的條件相當嚴格。首先，較早地進入新技術系統是發揮制度創新后發優勢的必要條件；其次，發達國家采用新技術緩慢并出現了“制度鎖定”的狀況則是制度創新后發優勢的充分條件；最后，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能否實現還要取決于落后國家相對落后的程度、創新活力和發展戰略等特定的情境。否則，我們就不能肯定地說落后國家具有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例如，假定發達國家沒有出現“制度鎖定”，但落后國家卻較早地進入了新技術系統，它仍有可能同發達國家一樣產生重大的制度創新，因為在這個時期，技術軌道還未確立，技術發展存在多種可能，制度和組織的變異最容易出現，但在這種情況下，落后國家是否還具有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就不容易確定了。
有讀者可能要問，如果落后國家沒有機會和能力進入高新技術產業，是否就沒有機會為追趕對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學習的新型制度組織的創新呢？非也。戰后日本在相對成熟的產業中通過對美國的經濟追趕，產生了一種與美國企業不同的、被青木昌彥稱作J模式的日本企業組織，現在看來雖然存在某些缺陷，但它在20世紀80年代卻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竟相學習和模仿的對象，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重大的制度創新。對此，楊小凱教授可能會說：日本的成功恰就在于“抱著當個好學生的態度模仿（先進）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是日本產生制度創新的根本原因。但問題是日本企業組織創新并非日本簡單地通過模仿就能產生的，因為就其性質來說，它自身就不是“英美模式”。因此，楊小凱教授雖不承認自己持有英美制度絕對優越的看法，但在他的論述中確實體現出了"盎格魯——撒克遜優越論"的深刻影響，楊小凱教授沒有意識到，在他所接受的主流經濟學中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的這樣一種隱含的假定：對于發展的成功來說，存在著一種必須遵循的理想制度模式，它是可重復的、在所有的歷史時間和空間中都是可以直接應用的，凡是在學習這種制度過程中出現的變種都是一種畸變，遲早都要回歸這種在現實中作為理想制度模式的“英美模式”。然而，按照演化經濟學的原理，如果只把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看作是 “英美模式” 的一種機械的和決定論的展開過程，那么，這不僅嚴重地忽視了落后國家制度變遷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而且它也妨礙了我們試圖尋求其他途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三、制度創新的脈絡主義
歷史經驗說明，后來居上取決于特定的歷史脈絡與情境，它對制度創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上面我們討論了德美兩國在19世紀末超越英國的制度創新，但這些創新取決于更廣泛的結構性制約條件，如生態、地理、技術、人口、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取決于這些結構性制約條件如何與人們的創造性活動交互作用。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第三種境界就是能否意會性的和有目的地利用這些結構性制約條件，創造出獨特的競爭優勢。例如，導致德國超越英國的那些特征早在1871年德國統一之前就已存在，只是在隨后數十年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這些特征才逐漸整合為一體，產生了一種獨具特色的資本主義類型。然而，相對于美國，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制度創新的潛力受到了歷史、文化認知模式和地理等各種因素的嚴重制約，雖然它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世界科學的中心，但當20世紀世界資本積累中心從英國轉移開來時，它只在德國稍做逗留，很快就落戶于美國了。
究竟是那些因素導致了世界體系積累中心的這種空間轉移？目前我們對此還知之甚少。阿銳基認為，這“與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機構在策略和結構上真正的‘組織革命’密切相關”14，按照這種看法，福特制就是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義的“組織革命”，歐洲各國無法產生這種“組織革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缺乏由美國地理及人口等因素所導致的一體化市場對流水線生產的誘導。同理，雖然美歐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懷著極大的熱情學習日本模式，但他們知道根本就無法照搬。相反，美國產業界受其啟發，適應信息技術在新型組織上的要求，在其文化背景之中，孕育了蜂窩狀網絡組織的創新，從而成為信息時代最重要的“組織革命”。所有這些歷史事例都說明，情境和脈絡重要，這就是制度創新的脈絡主義。
但是，有讀者可能還要提出下面的疑問：如果說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的衰落是可以看到的，那么，美國目前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優勢卻似乎是不可超越的，因此，無論是對于已成為發達國家的日本還是處于后發工業化階段的中國來說，要想尋求超越美國的獨特優勢是根本不可能的。確實，與美國新經濟的蒸蒸日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世紀末日本長達十年的經濟危機和席卷東亞的金融危機，已徹底地打破了喧囂一時的“21世紀將是東亞經濟時代”的美夢。我們可以注意到，與日本在20世紀末的技術領先主要集中于傳統工業不同，“研究19世紀工業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學家已經注意到，當英國在傳統工業上保持生產率領先的同時，到19世紀末這種領先在新技術上就喪失了”15。這種比較說明，高新技術產業對于跨越式發展可能是關鍵性的，日本在高新技術產業上競爭的失敗決定了美國仍將主導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上升波。然而，正如費里曼告訴我們的，作為德國追趕戰略設計師的李斯特，“被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技術和經濟領先搞的不知所措，以至于他至死都深信德國將從不會超過英國”16。但伯恩斯坦卻提醒我們，“那些不相信日本資本主義力量的人應該注意俄國中古史學家的警告：歷史不會教給人們任何東西，只會懲罰那些不汲取教訓的人”17。
如果要評估日本經濟力量的潛力，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研究框架，而不能只局限于主流經濟學狹隘的視野中。確實，正如楊小凱教授所說的，日本雖然學習西方，但制度上學習不徹底，以至于保留下來的某些關于政府和企業間關系的亞洲人行為準則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機里制造了麻煩。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不能忘記，這也曾是日本能夠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力量所在，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很難想象日本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發展是一個不斷革新的演化過程，我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努力嚴重地忽視了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為之提供的動力，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利用了許多傳統的歷史和文化資源。早在20世紀初，凡勃倫就敏銳地和具有先見之明地評論了現代日本興起的重要原因，“正是這種封建主義的忠誠和武士的榮譽與現代技術的物質效率的獨特結合成為日本的力量所在”18，對于凡勃倫來說，正是這種不純粹性成為資本主義存在和演化的基礎，它導致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多樣性，而薩克斯所謂“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這種論斷是簡單化的和誤導性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日本至今還未擺脫的經濟危機呢？無疑，危機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它與日本的憲政體制沒有關系。林毅夫教授還認為，日本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是從引進技術為主的技術創新轉變為以自主開發為主的技術創新、經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低速增長誘發的。但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探討，我們認為，與美國相比，日本雖在傳統產業上實現了重大的制度創新，但她在基礎研究以及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的關系體制上仍沿用了傳統的制度安排，因而，日本在高新技術產業上就無法像美國那樣為解決“滯脹危機”提供更大的空間。其結果是，大量的資源要么滯留于增長緩慢的傳統制造業尋求產品差別化，要么進入金融領域尋求非生產性利潤，這使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經濟危機之中19。然而，雖然日本在激進創新體制上存在缺陷，但它在漸進創新體制上具有美國無法競爭的優勢，由于大量的創新活動表現為漸進創新，并且在時間上它也比激進創新更持久，所以美日將來在高新技術上的競爭究竟“鹿死誰手”還很難確定，何況無論是在基礎研究還是在產業化上，日本的高新技術產業競爭力僅次于美國，而與其他發達國家拉開了較大的距離。
相對于日本，我國的后發工業化無疑是更晚的后來者。按照井然有序相繼“起飛”的“雁陣模式”理論，日本——“四小龍”——東南亞某些國家——中國大陸似乎注定要成為東亞地區一成不變的格局。但是，這根本就不具有歷史必然性。20世紀末席卷東亞的以生產過剩為特征的金融危機已向我們預示：中國市場的迅速成長將對21世紀的東亞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筆者認為，冷戰時期特殊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孕育了東亞經濟的興起，而東亞模式的歷史局限性又為我國在21世紀的后來居上創造了特殊的歷史機遇。就我國在21世紀的發展道路來說，東亞模式主要具有以下三種歷史局限性：由于發展中大國國內市場對于規模經濟和技術變遷的重要性，出口導向戰略并不適合于中國，我們追求的應該是一種更加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東亞模式作為追趕而非趕超模式這種歷史局限性也說明了，發展中大國國內市場的多樣性需要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在跨越式發展中的關鍵性作用，單純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戰略可能都是不適合的。此外，東亞模式未能包括“可持續發展”這個關乎人類前途的宏大主題也為“中國模式”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因此，我國如果要想在21世紀實現后來居上，就必須對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有可能孕育而生的歷史脈絡和特定情境進行深入研究。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早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召開的前一年，筆者就論述了與“新型工業化道路”極為相似的思想：我國能源短缺，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模仿西方工業化的福特制道路上，不僅無法實現跨越式發展，而且，這必將加重全球生態危機。信息和生物技術是以人力（資本）和生物資源為基礎的，其技術經濟范式構成了后福特制發展的基礎。從生態地理條件來看，我國人力資本要素價格較低和生物資源的豐富，為我國在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中進行準備和下一次力爭實現后來居上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后福特制的發展在我國也存在很好的歷史基礎。但由于我國國內技術和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工業化階段遠未完成，因此，“中國模式”應該是以致力于跨越但又兼收并蓄的多樣化模式，其核心是“科教興國”、生態發展和為組織革命準備條件的多樣化“制度試驗”。在這其中，如果我們把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作為要素稟賦的基本特征，那么，根據騰澤曼對幾個國家技術追趕歷史經驗的總結，“在動態意義上，問題表現為不是選擇‘適宜’技術適應現有要素稟賦，而是怎樣更快地使稟賦本身按照長期的產業優勢的利益而增大”20，“中國模式”的關鍵就是如何在發展過程中實現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為主向知識密集為主的跨越。換言之，在人力（資本）這個關鍵要素上，如何實現由外生比較優勢（林毅夫的主張）向內生比較優勢（楊小凱的觀點）的轉變。如果我們希望通過制度創新為此提供動力和保障，我們就必須深入研究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特定情境，藉此探尋我國制度創新的源泉。
注釋：
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五”規劃資助項目（02BJL038）：《西方經濟學（制度與演化經濟學基礎理論）最新發展研究》，刊載于《南開經濟研究》2003年第5期《演化經濟學專欄》，發表時有刪節。
2 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對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的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頁。
3 楊小凱教授等顯然不贊成大多數轉軌經濟和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后發工業化國家應遵循這種路徑。而且，他們認為，除了采用英美制度外，后發工業化國家不存在制度創新。但根據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每個兒童的成長都要重新經歷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對后發工業化國家來說，制度變遷無疑是一種創新過程，尤其是在制度實驗中有可能突現出發達國家也要學習的新型制度組織，見下一節。
4 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對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的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頁。
5 彼得?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頁。
6 參看拙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26頁。
7 轉引自奧斯特羅姆等編：《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抉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38頁。
8 參看Chandler, A.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參看Freeman , C. and Louca, F.,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48-256.
10 Freeman , C., Form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Lundvall, B-A. (ed)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171.
11 轉引自Hodgson, G. M.,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 p.397.
12 Pagano, U., The Origin of Organizational Species, in Nicita, A. and Pagano, U. (ed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 2001.
13 關于“技術-經濟范式”的概念及其相關背景知識，請參看拙文《論后發優勢：演化經濟學的觀點》，學術月刊，即將發表（2004年）。
14 杰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
15 Freeman,C., Form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 in Lundvall, B. (ed.) ,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P.171.
16 轉引自Jang-Sup Sbin, 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Routledge, 1996, p.154.
17 麥格勞等著：《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頁。
18 轉引自Hodgson, G. M., Itoh, M. and Yokokawa, N. (eds) Capitalism in Evolution: Global Contentions-East and West, Edward Elgar, 2001, p.70.
19 參看賈根良、梁正等著：《東亞模式的新格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31頁。
20 轉引自Jang-Sup Sbin, 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Routledge, 1996, p.101.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后發劣勢》，經濟學消息報，2000年12月22日。全文可從http://www.jjxj.com.cn下載。
[2]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Nov. 2000), pp. 435-491，全文見http://www.aeconf.net/Articles/Nov 2000/aef010209.pdf. 中文譯文見李利明譯：杰弗里·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http://www.inframarginal.com/column/xkyang/papers/Simple-Chinese/sc-China-reform-constitution-development. htm.
[3] 林毅夫. 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 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2002-6-12. 全文可從http://ccer.pku.edu.cn/download/1819-1.doc下載.
[4] 重要而非精彩的“論戰”——解讀林毅夫、楊小凱后發優勢、劣勢之“爭”, 全文可從http://www.jjxj.com.cn下載.
[5] 張仁德等. 新比較經濟學. 人民出版社，2002.
[6] 賈根良. 經濟轉軌中的文化傳統.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2.
[7] 賈根良. 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5. 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理論經濟學》卷，2002年第12期轉載.
[8] 賈根良主編.發展經濟學.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 賈根良. 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 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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