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已相對落后
(2006老帖)
一、
日本學者牧野升編著的《中國蘇聯的工業技術》中記載：……根據1971年秋第30回廣州交易會的記錄：在‘機械館’展示了北京第一機床廠制的NC（數控）工作機械（猜測是CNC計算機控制）。NC工作機械是現在汽車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設備。在‘電機動力館’展示了陜西省西北機器廠制的大型單晶硅制造裝置。用于半導體器件的硅，需要高純度的單結晶。在‘電子機器館’展示了多種用于電子工業的制造機器。在‘化學工業館’展示了多種類的塑料制品……特別是，NC工作機械、單晶硅制造裝置等電子工業用制造機械的出現，說明當時中國作為現代工業根干的電子及關聯的新素材產業，已不是單純組裝技術水平，已經向中間生產物的生產階段浸透、深化。NC工作機械是電子控制驅動設備的中間生產物，單晶硅制造裝置等電子工業用制造機械則是電子設備制造的中間生產物……電子產業的組裝階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與包含機械中間生產物的制造階段有著本質區別。后者表示了沒有他國企業合作，自我技術力到達的高度。這些生產設備的出現，說明當時中國的生產知識體系及社會的生產系統已經到達了相當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中國代表性的電子工廠‘北京電子管廠’，1956年由蘇聯的技術援助建立制造電子管，1962年后開始生產晶體管和二極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陽也開始了半導體生產。1970年，雖然文革進展，遼寧省的電子工廠達到了320個，生產量是66年的7倍，哈爾濱市電子工業產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隨著文革的繼續深入，就連以前完全沒有電子產業的青海、寧夏、西藏等邊遠地區，也出現了大量的半導體關聯工廠……表征電子工業技術水準的計算機產業，1959年在蘇聯援助下制造第一臺計算機，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體管大型計算機。與計算機關系很深的IC，與蘇聯同年，1968年開始生產，1971年一定程度電子工業用制造機器出現后開始量產。LSI也開始進入試制階段。從各方面考察，中國在70年代后期，已經整備了高技術的基盤。…… 而現在中國的電子工業卻遠遠落后。中國手機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芯片全是外國的。有關專家說，中國的手機業目前“毫無前途”。電腦的關鍵設備都是外國制造的。
到株洲、長春等中國鐵路工業的搖籃去觀察，大部分的技術突破都誕生在20年前。基干產業已經墮落如此，不全盤引進外國技術又有什么辦法？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當今的中國，很不幸，中國的神5載人宇宙飛船還是上世紀70年代的技術，1975年中國就成為第三個掌握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毛時代70年代末，中國能獨立研制造大型噴氣式干線客機，而現在中國卻不能造。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放棄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運輸機的研制，轉而天真地幻想和美國壟斷資本波音公司合作，結果1997年波音公司放棄了和中國的合作。現在，中國航空工業黯然失色。核電站是重大的基礎設備。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本來已能設計建造核電站，但后來能力喪失技術落后卻從法國、俄羅斯要關鍵技術，還引以為豪。毛時代中國人能夠研制世界一流的紅旗小汽車。然而，今天撇開中國汽車工業繁榮的虛幻才發現，除了60年代研制出來的紅旗，中國的大街上竟沒有一輛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整車，連現在的紅旗，身上也到處是外國的進口零部件。
基干產業的組織性協調性土崩瓦解了，個人的積極性再高，整個國家也不再具有開發高速列車、大型客機的能力，不能為繁榮的輕工業提供成套設備。曾經獨立建造大型客機的工廠，滿足于為美國波音制造飛機零件了；曾經獨立開發機車、鐵路信號系統的鐵路部門，則準備引進組裝日本的新干線。
誠然，中國的家電、手機等許多輕工業等得到了大發展，但制造他們的工廠使用的是外國的材料、基本配件、機械設備。中國的武器裝備比過去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先進的作戰飛機和驅逐艦、導彈都是來自俄羅斯，預警飛機要從以色列購買但沒買成，還有很多武器來自歐洲等。而中國1970年下水的導彈驅逐艦，其制海能力當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970年下水的核潛艇，所有設備沒有一件是進口的，中國成為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戰略戰術導彈不比美蘇差多少，特別是蠶式導彈世界聞名；中國當時是世界上少數幾個能自行設計生產噴氣式飛機的國家之一，70年代后期技術能力與蘇聯僅相差5年；1969年開始自行研制預警機“空警1號”，后因沒有載機平臺暫時擱置，轉而研制載機平臺，不過后來又放棄了；1975年建成的7010相控陣預警雷達、110單脈沖跟蹤雷達探測距離2000-3000公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擁有超遠程跟蹤大型雷達的國家，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中國1972年時已能生產大規模集成電路，只比美國晚4年，1977年時設計水平已與美國相當；中國1967年開始設計，1977建成下水的高科技“遠望號”系列船，其技術高度至今難以逾越。中國的高速公路修的縱橫交錯，卻不得不應用進口機械修筑，就連設計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術指標，也必須從國外引進，這種“繁榮”反映的是外國基干產業的技術實力，反映的是中國自主基干產業的墮落與崩潰。
二、
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打開國門，看到國外的高樓大廈，光怪陸離的消費品，頓時自慚形穢，卻沒有看到消費品背后的深層工業實質，沒有看到中國在這方面的進展。于是徹底否定自己的工業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擁抱傳統，采取清末、民國的發展策略，走上了去工業化的道路。這條路雖然不通向希望，但卻是最容易走的一條路，加上30年高積累的底子，中國得到了暫時的繁榮。
去工業化先從農村開始，分工協作的人民公社解體，包產到戶，調動積極性，重新回到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農村的組織資源被浪費了。然后是城市改革，減政放權，自負盈虧，產業結構間的協調配合瓦解，個人發財的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技術水平卻停滯不前，中國的工業革命就此夭折。去工業化極大破壞了中國的生產力發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調動的資源向消費傾斜，如軍轉民，砍掉大部分科技發展計劃，大舉內外債引進國外的消費品或消費品生產線，一味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工資。工業生產急劇向消費品生產傾斜，國民生活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蓋了技術力停滯不前，迷惑了中國人對事物本來面目的認識。
正規制造業的相對萎縮意味著對制造業各部門熟練技工、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的需求在相當長時期內趨于下降，城市失業率急劇上升，而他們卻曾經是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其次，外資企業大部分所從事的是技術簡單、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型生產。即使從事高技術產品生產，雖然進口的產品零部件的技術含量高，但這些零部件只是用于在中國組裝，中國根本得不到核心技術，而中國自身加工裝配工藝的技術含量卻并不高。因此外資企業需要的勞動力大部分是低工資的非熟練工。
由于把物質刺激作為經濟發展的法寶，調動個人積極性成為企業管理的唯一目標，中國的勞動力正轉化成與鋼鐵機器競爭效率的人肉機器。與鋼鐵機器競爭效率的結果，90年代初以來，廣東的打工工資只增長了68元，如果扣除通貨膨脹、教育、醫療、住房等，實際所得大大下降。農產品的市場開放，中國農民也以血肉之軀與外國的農業機器競爭。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真正就業率已經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職于秘書等技能簡單的白領職位，文科理科學生基本失業，只有工科學生因為可以在流水線上當技工而謀得一份工作，但工資也與從事簡單勞動的雇工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階層整體上趨向于被消滅，少數高層人物卻能夠從外國投資者手中分得豐厚的利潤。社會收入兩極分化，社會結構與拉美及東亞諸國接近，窮人買不起，富人買夠了不想買，高層次的消費需求趨向于萎縮，越來越依賴外國市場。
經過20年的經濟增長，到今天，以鋼鐵、機械、電子和化學為中心的基干產業全線崩潰，鋼鐵業只能做粗鋼，化學也只能生產初級原料，半導體產業早已消失，機械行業行將就木。中國幾乎不能夠獨立設計生產現代化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依賴進口，國民經濟所需的各種裝備也依賴進口，中國作為工業國家的基礎已經瓦解了。沒有基干產業的支持，所有的產業要么依附于外國，要么變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國經過了百年輪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國“水際制造業”的發展道路。使用外國資金，外國技術，依賴外國市場的發展模式，使中國的研發能力急速瓦解，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水際制造業”只需要高層管理者、高級官僚和底層從事簡單機械勞動的人肉機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識有技術的中間管理者和工程師。人口的再生產也適應這種需求，教育產業化，使人肉機器的下一代還是人肉機器。即使大學畢業，也不能接受獨立產業培訓，還是人肉機器的候補。而高層官僚子弟和買辦資本家的后代留洋鍍金，從思想上與西方接軌，自然受外國資本賞識，回國繼續作威作福作買辦，為外國組織廉價勞動力生產。一個日益兩極分化的社會在中國不僅有其政治氛圍，而且在整個社會結構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難逆轉。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解決了精英階層的經濟需要，但卻未能解決產業發展問題，也就無法改善大多數國民今后的生活狀態。
三、
中國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費品匱乏的歷史，但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經濟企畫廳1996年編的《戰后日本經濟的軌跡》--經濟企畫廳50年史這樣寫到：經過50年的歲月，我們對先人肅然起敬。日本的電視專欄里，那是個清貧，但卻又是拼搏奮進的火紅年代。詢問普通的日本人，為什么傾斜生產，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國家的根基。中國則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責先人犯了錯誤，走了彎路。學者們不斷論證當年發展基礎工業如何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如果當時消費多些，現在的收入會增加幾何。普通人則覺得少吃了幾口飯，少穿了幾件衣，多出了多少力，不堪回首。對“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會異口同聲回答：不行；而中國人則認為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造船很長時間不能改善生活怎么辦？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國人則是控訴。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日本的文化差異，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國卻沒有，特別是現在中國的上層階級沒有具備工業化思想。
附文1：
左克：輝煌的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算機事業回顧－－謹以此文緬懷離開我們30周年的毛澤東主席
作者：左克
零. 前言
一年前，本人搜集了一些資料，以《科學的春天——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算機發展歷程》為題張貼在互聯網上。這些資料證明：中國的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取得了巨大發展。但是，由于受當時所掌握材料的限制，文章存在著不少缺陷，例如，沒有注意和國外同時代的計算機發展水平進行橫向對比，特別是，文章沒有分析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國計算機事業衰落的原因。從網上的一些回復看，確實有些人鉆了這個空子，把這個責任歸罪于毛主席，繼續造謠誣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第三次技術革命”或“信息技術革命”，其影響持續至今。這一時期中國恰好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誣蔑毛澤東時代的文章說：中國正處于內亂，耽誤了寶貴的機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為科技史權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許良英主編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文獻1]中，對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研制計算機的歷史，除了嘲諷之外沒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錯的專著和文章，由于對歷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錯誤宣傳的長期影響，在介紹和分析中國研制計算機這段歷史的時候，也不夠全面和客觀。
鑒于此，我認為有必要對中國計算機發展歷史做一個全面的介紹，澄清那些強加給毛澤東時代的不實之詞，還事實本來面目。
一.中國的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巨大發展
中國電子計算機的科研、生產和應用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開始的。1956年，周總理親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中，就把計算機列為發展科學技術的重點之一，并籌建了中國第一個計算技術研究所。
我們知道，以邏輯電路器件作為標志，到目前為止的電子計算機可以分為四代。（此外還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計算機和“第六代”即生物計算機的說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計算機，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術工藝要求更高，價錢也更便宜。中國科學家研制從第一代到第四代計算機的工作，幾乎貫穿于整個毛澤東時代。
第一代計算機采用電子管。美國研制出第一代計算機用了4年（1943-1946，標志：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的ENIAC），而中國通過學習蘇聯的技術，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標志：中科院計算所的103機），并生產了50臺左右[文獻2]。
第二代計算機采用晶體管。美國從第一代計算機進入第二代計算機花了9年時間（1946-1954，標志：貝爾實驗室的TRADIC），中國用了7年（1958-1964，標志：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國防科技大學前身的441B機），生產了約200臺[文獻2]。
第三代計算機采用中、小規模集成電路。這段發展過程美國用了11年（1954-1964，標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國用了7年時間（1964-1970，標志：中科院計算所的小規模集成電路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111機”[文獻3]）。我國研制的第三代計算機品種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和燃化部等單位聯合研制的150機于1973年完成；借鑒美國IBM公司16位小型機技術的DJS-100機也于該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為自行設計，軟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制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013機”；等等。這里不再一一介紹。
這一時期的1973年1月，四機部召開了電子計算機首次專業會議（即7301會議），總結了60年代我國在計算機研制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放棄單純追求提高運算速度的技術政策，確定了發展系列機的方針，提出聯合研制小、中、大三個系列計算機的任務，以中小型機為主，著力普及和運用[文獻4]。從此，中國計算機工業開始有了政策性指導，重點研究開發國際先進機型的兼容機、研制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和發展微機[文獻5]。
第四代計算機采用大規模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今天的計算機都屬于第四代計算機。這個過程美國用了9年（1964-1972，標志：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與伊利諾斯大學聯合研制的ILLIAC-IV），中國用了8年（1970-1977，標志：航天部陜西驪山微電子公司的77型機）。77型機是中國第一臺自行設計研制的，采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16位微型計算機[文獻6]。另外，參照美國Intel8008機型的國產DJS-050微機，也于該年（1977）由清華大學等單位仿制成功并通過鑒定[文獻5]。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比美國晚了13年，但是經過毛澤東時代老一輩科學家的艱苦努力，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縮小了，從12年縮小到10年，再縮小到6年。到毛澤東離開我們之后不久，中國的計算機水平僅比美國落后5年。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計算機奔跑的時代！
二.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掌握了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
制造第四代計算機的基礎部件是大規模集成電路。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能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成為導致計算機事業后來出現停滯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1965年，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上海誕生，僅比美國晚了5年。在此后的歲月里，盡管國外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但這一領域的廣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階級，發揚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國早期的半導體工業，掌握了從拉單晶、設備制造，再到集成電路制造全過程，積累了大量的人才和豐富的知識，相繼研制并生產了DTL、TTL、ECL等各種類型的中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邏輯電路，支持了國內計算機行業。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只有美國、日本和蘇聯[文獻7]。
中國從小規模集成電路經過中規模集成電路，再發展到大規模集成電路，僅用了7年時間，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工業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國第一塊PMOS型大規模集成電路為標志，而美國用了8年。也就是說，到文革中期，我們在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上與國外的差距縮短到4年。
這一時期，由于受國內外微電子業迅速發展的影響，加上集成電路的利潤豐厚，國內出現一股電子熱潮，全國建設了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為以后進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究和生產提供了工業基礎。
通過對比會發現，美、日等國的大規模集成電路從實驗階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業生產，通常用4、5年時間。到我國第一塊大規模集成電路誕生的時候，這些國家已先后進入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規模生產階段。參照這個速度，可以預計，我國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實現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批量生產，即使考慮到國外封鎖和工業基礎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會晚于70年代末，這已經被歷史所證實。某些人說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工業生產”，是站不住腳的。
在此之后，我國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工業方面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加強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制和生產工作。1975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又成功開發出當時屬國內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儲器，集成度達8820個元器件[文獻8]，達到國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個據說是“閉關鎖國”的時期，我國通過購買國外單臺設備，自己組建了三條生產線，以緩解國內制造計算機的迫切需要。
當然，在這一時期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科研與生產聯系得不夠緊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時轉化為商品。二是生產線過多，國家投資分散，沒有發揮計劃經濟的優勢，一些地方難以形成規模生產效應。[文獻9]
即便如此，到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又陸續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隨機存儲器，后者達到國際同期的先進水平；可以生產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隨機存儲器；掌握了對于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起著重要作用的無顯影光刻技術，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設備[文獻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還獨立發展了制造集成電路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并出口到日本[文獻7]。
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的微電子業留下了一筆豐厚的家底。
三.中國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之后的短暫輝煌
從文革結束到80年代初的這段時期，我國科研隊伍基本上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傳統，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積極引進先進技術、進口成套件或關鍵件的組裝，并積極開展引進技術本土化的工作，在計算機事業和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方面繼續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這一時期，也存在一些失誤。
在1977年4月的全國微型機專業會議上，確定了中國微機今后的發展方向為參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個機型，以及參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個機型。這兩大系列的樣機于1980年前后陸續研制成功。[文獻5]
在1979年11月陜西的微型機交流會上，參展的國產微型機有六十多個品種，包括我國當時速度最快、外部設備最齊全的微型機DJS-061-1。[文獻10]
1982年，參考DG公司NOVA16位小型計算機，采用國產中大規模集成電路的DJS-153小型計算機研制成功。同時，與NOVA-3機兼容的DJS-185機也由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完成。[文獻2]
1983年，中國國防科技大學自行設計的“銀河I”巨型計算機通過鑒定。它是一個每秒向量運算1億次的巨型計算機系統。成為我國第四代計算機中的巨型機代表機型。
同年，南京的734廠研制成功紫金1號，這是美國蘋果公司的仿制機；裝有中文操作系統CCDOS的16位長城0520-A誕生；浪潮公司通過采用英特爾8088芯片，以進口元散件為主，組裝的0520微機在濟南誕生。
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MOS動態存儲器研制成功，8位機用大規模集成電路品種基本配套，4KMOS靜態存儲器進入小批量生產，高性能4位處理機集成電路批量生產，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處理器（仿制美國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肅天光電工廠生產出64位、256位、1024位雙極型ECL存儲器，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生產出CMOS大規模集成電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關鍵設備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進展，不少基礎材料基本達到生產要求。[文獻1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于1979年研制成功單片8080八位微處理器[文獻8]。8080為美國Intel公司1974年的產品，西德仿制出該類產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蘇聯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 580BM 80A）。這標志著我們此時與美國的差距只有5年。
這個時期，國際計算機行業出現兩個新的變化。一是美國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個人計算機（PC），從此計算機開始進入家庭。第二個變化是微處理器（CPU）的研發成為一個專門的行業。PC機的出現得益于CPU的價格不斷下降和速度不斷提高。PC機出現后，國外一些從事計算機研制的科研人員逐漸獨立出來，專門從事CPU設計。
我國及時注意到了第一個發展趨勢。1983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算機協調工作會議上，把生產IBMPC兼容機定為發展方向，提出“照著IBM的PC做”。所謂“照著IBM的PC做”，并不是現在電腦市場上的攢機，實際上當時沒有任何設計圖紙可供參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對第二個變化，我國沒有注意，雖然此時已經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沒能及時將CPU的研究獨立出來，專門培養，這為日后中國微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在對待技術引進和發展高端計算機方面，當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以“銀河I”巨型計算機為例，這項工程耗費1億元人民幣，由于片面追求國際最先進技術，忽視了國內相關部門的協調、促進和合作，硬件大量從國外購買，沒有使我國的整體技術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步。此時國內一些具有實力的集成電路科研和生產單位，由于得不到足夠的經費進行技術開發和設備改進，生產的計算機硬件沒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機會。這樣，國際上早在1978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而我國卻在邁向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路途中慢了下來。
四.決策上昏招疊出，中國的計算機業進入嚴冬
1984年，成為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為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制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由于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文獻12]。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面的追趕[文獻12]。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文獻13]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文獻12]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面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文獻9]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文獻5]，但由于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產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32位小型機落后6年，太極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產出一臺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后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
正是由于“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只能忙于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文獻14]，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并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于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于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后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后與美國接近）[文獻15，16]。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文獻17]，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后，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于電子、計算機等新興產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后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文獻16]。
由于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后，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后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文獻12]。由于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只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五.一錯再錯，中國的計算機業被徹底剿滅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文獻18]。
1989年中美關系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制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采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于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年產品的技術相近，標志著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制成功銀河-III百億次并行巨型計算機系統，系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文獻4]。然而，由于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技術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號采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系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UNIX。后來的國產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盡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并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于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奴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涌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于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后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制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文獻19]。此后，國內的計算機企業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面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后期陸續虧損后，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文獻20]。
其實我們還可以假設一下，即使沒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誤，即使我國的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技術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這些工業也會被龍永圖這類敗家子們賣掉，成為他們與國際接軌的政績。這樣看來，中國計算機業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凈，沒有落得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件好事。
六.尾聲：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1999年，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軍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安全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意識到了自主科技研發的重要性，有了危機感，增加了科技投資。2000年，中國的R&D/GDP比例首次達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達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但是離毛澤東時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這個時候的中國民間，還出現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長期居于主流的學說遭到了全民聲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瀕臨死亡的計算機業出現了一絲轉機。
2002年8月10日，我國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龍芯一號。此后龍芯二號問世，龍芯三號也正在緊張的研制中。
此時的國際CPU市場，除了美國、日本一些高端機型的專用CPU，以及蘋果公司的PC專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國的Intel和AMD兩家公司壟斷，兩家的市場份額約占98%。第三家是我國臺灣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連續收購了美國兩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后，才進軍處理器市場的，因此盡管威盛公司也打著“中國芯”的牌子，但嚴格地說仍屬于美國芯。龍芯的誕生，打破了國外的長期技術壟斷，結束了中國近二十年無“芯”的歷史。
龍芯的成功，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激勵和和指引下實現的。“龍芯”系列CPU的主設計師、青年科學家胡偉武經常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為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他還把“龍芯2號”芯片命名為“毛澤東110”。他說：“我們年青一代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對中國近現代史、對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對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計算所經常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課時組。”[文獻21]
七.結語：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發展中國
中國計算機業的發展歷程證明，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計算機事業最輝煌的時代。特別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計算機的研制過程，正處在據說是“科研工作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很有中國特色的思維邏輯：要么否認文革期間取得的一切進步，然后指責說“文革期間某某事業被破壞殆盡”；如果成績否認不掉，就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某某事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文獻22]。包括本文正面引用的部分文獻在內，也都是在遵守這種邏輯。但是文革后，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后，歷史卻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我國的計算機事業不僅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給毛澤東時代潑污水的人，難道就不臉紅嗎？
其實不單計算機業，命運類似的還有汽車業、飛機制造業，等等。可見這些絕不是孤立的現象，也不是某幾個部門內部的政策失誤。盡管主流精英們不愿意承認，但事實明擺著，是路線出現了錯誤。國產計算機的死亡，就是路線錯誤造成的惡果。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一個國家如何發展，關鍵看這個國家奉行什么樣的路線。幾十年的歷史證明，而且還將會繼續證明：中國依靠毛澤東思想，事業可以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放棄毛澤東思想，不論找什么虛張聲勢、花里胡哨的理論，強勢會變成弱勢，已有的成果也會被葬送。計算機業就是一個證明。
只有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才能真正得到發展。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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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1]許良英等，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科學出版社，1985第一版，1999第二版。
[文獻2]周蕾，中國計算機產業發展大事記。
[文獻3]孫凝暉，計算所高性能計算機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
[文獻4]李國杰，從103機到曙光機——中國高性能通用計算機研制歷程回顧。見李國杰院士主頁：http://www.ict.ac.cn/liguojiewenxuan/
[文獻5]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文獻6]黎言，前進中的驪山微電子公司，p.VIII-56，中國經濟年鑒，1984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出版社，1984。
[文獻7]董玉振，建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
[文獻8]上海科學技術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文獻9]鄒世昌。摘自李尚志等，兩院院士展望新世紀，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0。
[文獻10]李少白，科學技術史，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
[文獻11]中國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辦公室，中國電子器件工業，p.IV-79，中國經濟年鑒，1983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雜志社，1983。
[文獻12]高粱，挺起中國的脊梁。
[文獻13]鐘慶，中國彩電業的危機、機遇和出路。
[文獻14]丁詩武，中國電子計算機工業，p.VI-87，中國經濟年鑒，1987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出版社，1987。
[文獻15]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院士在中國化學學會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記錄，2004，長沙。見筆者的《科技部副部長公布的數據，證明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黃金時期》。（注：文章張貼外互聯網上，并不像有些轉載所說的來自《中國科技報》）
[文獻16]梁戰平，《各國科技要覽》，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1?
[文獻17]世界經合組織（OECD），主要科學技術指標，2004。
[文獻18]國家統計局和科學技術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5)，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文獻19]肖平，二十年回顧：中國計算機產業寫就宏圖大業，《國際電子商情》網站。
[文獻20]胡啟衡，兩岸三地信息產業發展研討會紀要（半導體篇），產業論壇，1998年第16期。轉引自[文獻12]。[文獻21]鄭千里，龍芯2號的響亮命名—“毛澤東110”——青年科學家胡偉武說研制中國芯要有井岡山精神，科技日報，2003年12月26日。轉自中國科學院網站：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12/26/0345.htm
[文獻22]中國科技部，圖強·改革·創新——共和國科技事業50年，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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